近10年来,高场强MRI系统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和研究不断深入,但其安装和扫描条件要求较高,运行成本昂贵,限制了其在基层医院的普及.相比之下,低场强(0.01～1.0 T)MRI虽然成本较低,但因其成像性能欠佳,也未能在临床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低场强MRI有望实现类似于高场强MRI系统的各种应用,通过优化软件、硬件设计和技术革新,低场强MRI可以在保持成本经济、便于转运优势的同时提高信噪比,达到提高诊断性能,更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际场景的目标.特别是在急重症诊断方面,低场强MRI有望成为脑血管疾病诊断和监测的重要工具之一.本文追溯了低场强MRI的发展历程,对其在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应用中的进展进行了综述,旨在为未来低场强MRI技术的发展探寻方向.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重症患者常见的临床综合征[1].自1967年提出至今[2],其诊断标准几经修改[3-4].1994年欧美共识会议(American-European Consensus Conference,AECC)从急性起病、影像学表现、低氧血症和肺水肿病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 ARDS的诊断标准[3].经过多年临床应用,AECC诊断标准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包括缺乏对诱发原因的描述,未能定义急性起病的时间范围,临床医生对影像学检查结果的判定存在差异,未关注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PEEP)对氧合的影响,以及心源性肺水肿可与ARDS并存.为解决上述问题,欧洲重症医学会与美国胸科学会于2012年联合发布了 ARDS柏林定义[4].

目的 分析某院急诊医学科近3年就诊患者疾病谱,探究大型公共卫生事件对急诊科就诊患者的影响,为合理分配急诊资源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19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某院急诊患者信息,回顾性分析3年间患者年龄、就诊专业、预检分诊、症状和疾病种类等分布特点.结果 共收集患者521 229例,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1362例,符合标准病例519 867例.其中男女比例为1:1.16,平均年龄50.76±20.176岁,以60岁～79岁和40岁～59岁年龄段相对集中.与2019年1级、2级、3级、4级患者比较,2020年各级均有下降,分别为-50.99％、-60.18％、-45.47％和-10.71％;2021年分别为-46.54％、-44.44％、-47.35％,+21.13％.按专业分布,2020年度以职业病科、急诊眼科、急诊耳鼻喉科、急诊内科下降最多,分别-57.23％、-45.48％、-41.06％和-30.50％;而急诊外科和急诊妇科在2021年度上涨了3.2％和75.35％.按症状分布,以腹痛、头痛、头晕、胸痛、胸闷、心悸患者逐年上升;发热、咳嗽、呕吐逐年减少;喘憋先下降后上升.按疾病分布,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逐年下降,心脑血管疾病逐年上升趋势.1级患者,2019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下降显著;2020年和2021年4个季度基本稳定;1级患者中60岁以上者占比51.3％-73.17％.结论 公共卫生事件常态下急诊患者出现骤然下降后逐渐上升接近恢复常态;老年患者恢复迅速,其中老年重症患者比例较高,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重症患者.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虽已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仍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低水平流行.小分子口服药物是我国目前推荐的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抗病毒治疗方案.虽然国内已上市多种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但目前尚无针对特殊人群的具体用药推荐.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联合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组织国内呼吸、病毒学、感染、重症、急诊、药学等各领域专家制订了本共识.本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7种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介绍,重点阐述了老年人群、合并慢性疾病人群、肿瘤患者、孕妇、儿童等14种特殊人群用药推荐,为临床医师规范用药提供建议.

背景 脓毒症是由感染因素引发机体免疫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目前对于未成熟血小板比率(IPF)在脓毒症严重程度及预后方面已有一些研究,但关于IPF联合其他指标在脓毒症中应用的研究较少.目的 探讨IPF联合其他指标在脓毒症严重程度及其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收集 2020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60 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组情况:严重程度按定义划分,可分为严重脓毒症组 24 例与脓毒性休克组 36 例;严重程度按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划分,可分为低SOFA组26例(SOFA评分＜6分)与高SOFA组34例(SOFA评分≥6分);按预后划分,可分为生存组 39 例与死亡组 21 例.对比不同分组患者IPF及其他血液指标[中性粒细胞与白蛋白比值(NA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乳酸与白蛋白比值(LAR)]的差异,绘制不同联合指标评估脓毒症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比较其评估价值.结果 死亡组患者肺部疾病所占比例、基线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量表系统Ⅱ(APACHEⅡ)评分、基线SOFA评分高于生存组(P＜0.05).高SOFA组患者肺部疾病所占比例、基线APACHEⅡ评分、死亡所占比例高于低SOFA组(P＜0.05).对于治疗开始 48 h IPF,脓毒性休克组患者高于严重脓毒症组,高SOFA组患者高于低SOFA组,死亡组患者高于生存组(P＜0.05).因不同组患者治疗开始 48 h IPF均存在统计学差异,故截取 48 h各实验室检查指标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IPF在预测脓毒性休克及高SOFA评分的AUC分别为 0.70(95%CI=0.55～0.83,截断值为 3.95%)、0.72(95%CI=0.60～0.86,截断值 7.70%),预测死亡的AUC为 0.73(95%CI=0.58～0.89,截断值为6.10%).IPF+基线APACHEⅡ评分+NLR、IPF+基线APACHEⅡ评分+LAR预测高SOFA评分的AUC分别为0.91(95%CI=0.84～0.98)和0.93(95%CI=0.84～0.99);IPF+NAR+PLR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的AUC为0.90(95%CI=0.81～0.98).结论 IPF联合不同血液指标能够提高临床实践中对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能力,治疗开始 48 h IPF+基线APACHEⅡ评分+治疗开始 48 h NLR及治疗开始 48 h IPF+基线APACHEⅡ评分+治疗开始 48 h LAR在脓毒症严重程度预测中具有较高效能;而治疗开始 48 h的IPF+NAR+PLR在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方面效能较好.

目的 探讨肺内振荡和肺扩张(OLE)治疗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中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2022年4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108例AECOPD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4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胸部物理治疗方法;观察组给予OLE治疗.比较2组患者治疗后1、3、5 d痰量、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呼吸频率、心率、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比较2组无创呼吸机(NIV)使用率、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及28 d死亡率.结果 治疗后1、3 d,观察组痰量均多于对照组,治疗后5 d少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后1、3、5 d,2组氧分压均呈上升趋势,且观察组各时点均高于对照组,2组二氧化碳分压、呼吸频率、心率均呈下降趋势,且观察组各时点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后1、3、5 d,2组FEV1、FEV1/FVC、FEV1％均呈上升趋势,且观察组各时间点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NIV使用率和ICU住院时间均低于/短于对照组[11.1％(6/54)比 24.1％(13/54)、(6.2±2.2)d 比(8.5±3.8)d](均 P＜0.05),28 d 死亡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1/54)比 3.7％(2/54)](x2=1.025,P=0.074).结论 OLE 治疗可促进 AECOPD 患者排痰,改善氧合和通气功能,降低NIV使用率,缩短ICU住院时间,且安全可耐受.

目的 探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凝血指标与早期预后的关系.方法 从麻省理工学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和飞利浦医疗联合发布的重症医学开放数据库(MIMIC-Ⅳ V2.0版本)中选取2008-2019年在重症监护病房(ICU)接受治疗的ARDS患者,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和肺部受损的原因进行分类,对比不同ARDS患者凝血指标及28 d病死率(m28d).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相关指标的预测价值.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ARDS患者m28d的危险因素.结果 肺源性ARDS患者的凝血酶原时间最大值(Ptmax)明显低于非肺源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严重程度ARDS患者PLTmin、PLTmax、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活和死亡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最小值(INRmin)、国际标准化比值最大值(INRmax)、凝血酶原时间最小值(Ptmin)、Ptmax、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最大值(APTTmax)、SOF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NRmin、INRmax、Ptmin、Ptmax、APTTmax预测ARDS患者早期预后的AUC分别为0.607、0.624、0.610、0.620及0.64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TTmax(OR=1.011,95%CI:1.001～1.022,P=0.029)是影响ARDS患者m28d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不同严重程度ARDS患者血浆PLT水平存在差异,入住ICU第1天APTTmax是影响ARDS患者早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建立并评价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S-AKI）患者3个月死亡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MIMIC-Ⅳ），收集2008至2021年S-AKI患者的临床数据。初步纳入58个相关预测因素，以3个月内全因死亡为结局事件。按7∶3比例将数据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在训练集中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初步筛选变量，运用多重共线性分析、Lasso回归和随机森林算法并结合临床应用价值进行变量选择，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并利用列线图进行可视化表达。在验证集中进行内部验证，评价模型预测价值；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模型及牛津急性疾病严重度评分（OASIS）、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SIRS）的区分度；校准曲线评价校准度；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不同阈值概率下的净效益。结果:基于确诊后3个月时的生存状况将患者分为存活组7?768例（68.54%），死亡组3?566例（31.46%）。在训练集中通过多重筛选，最终纳入7个变量，即Logistic器官功能障碍评分（LODS）、Charlson合并症指数、尿量、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呼吸支持方式、血尿素氮和年龄，并纳入列线图模型。在验证集中进行内部验证，ROC曲线分析显示，列线图模型的AUC为0.81〔95%可信区间（95% CI）为0.80～0.82〕，大于OASIS评分的0.70（95% CI为0.69～0.71），远大于SOFA评分的0.57（95% CI为0.56～0.58）和SIRS评分的0.56（95% CI为0.55～0.57），具有较好区分度。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校准度优于OASIS、SOFA、SIRS评分。DCA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在不同阈概率情况下的临床净收益均好于OASIS、SOFA、SIRS评分。 结论:基于MIMIC-Ⅳ临床大数据建立的一个包含7项变量的S-AKI患者3个月死亡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具有很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为评估S-AKI患者预后提供了有效的新工具。

脓毒症是重症医学领域常见疾病，易并发急性肺损伤（ALI）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而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脓毒症相关性ALI/ARDS的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迄今仍未完全阐明。近年来研究表明线粒体DNA（mtDNA）在脓毒症相关性ALI/ARDS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就目前mtDNA在脓毒症相关性ALI/ARD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脓毒症相关性ALI/ARDS的治疗提供新的线索和依据。

脓毒症（sepsis）是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 [1]。脓毒症及其引发的后续器官功能障碍是急危重症医学领域的难点 [2]。脓毒症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是心肌损伤导致的心功能障碍，发生率高达40%~50%，它的出现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都较差，对患者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3]。目前脓毒症心肌损伤尚无靶向治疗措施，主要是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 [4,5]，患者病死率逐年递增。脓毒症心肌损伤有着极其复杂的致病机制，几乎涵盖心肌细胞病理生理学所有方面，包括促炎/抗炎反应失调、氧化应激损伤、能量缺失以及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凋亡等，目前具体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Notch信号通路是一个高度保守且广泛应用于细胞之间通讯的信号通路，对细胞的诸多生理及病理过程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6,7]，现有研究证实Notch信号可调控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生发展。线粒体作为脓毒症心肌损伤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已得到学界公认。研究发现，Notch信号与线粒体会产生交互作用，参与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展过程。本文就Notch信号和线粒体在脓毒症心肌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交互作用做一综述，以期为脓毒症心肌损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