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四川省某三甲医院成人肺炎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的分组效果与住院费用情况,为优化DRG付费政策和单病种管理措施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四川省某三甲医院2020-2021 年成人肺炎患者的病案和费用数据,依据四川省DRG分组方案进行分组,采用变异系数(CV)和方差减少系数(RIV)评价4 个DRG组的分组效果,运用秩和检验、多元逐步回归等方法分析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与影响因素.结果:该医院成人肺炎4 个DRG组的CV值介于0.72-0.94,RIV值为0.51;各DRG组间住院费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药品费、化验费为住院费用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分别为 28.05%-46.60%、14.04%-30.56%;住院天数、合并症/并发症数量、有无手术操作等 7 个因素对住院费用有影响.结论:成人肺炎DRG组内一致性较好,组间异质性不足,费用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费用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建议多种方式相结合优化DRG付费方案,建立多层次精细化费用管控体系,提高管理效能.

目的 探讨血清白介素-6(IL-6)、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和红细胞沉降率(ESR)水平在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诊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在本院住院的110例CAP确诊患者作为CAP组,其中非重症80例,重症30例,再选择同一时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的90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比较基本信息及IL-6、NLR、PLR和ESR等实验室指标在CAP组与对照组、CAP轻重症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CAP组的IL-6、NLR、PLR和ESR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CAP重症组的IL-6、NLR和PLR水平均显著高于非重症组(P<0.05),ES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IL-6、NLR、PLR和ESR联合检测在CAP诊断中的AUC为0.949(95％CI 0.908～0.975),高于4项指标单独检测.结论 IL-6、NLR、PLR和ESR在成人CAP的血清内表达水平较高,4项指标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CAP诊断准确度,IL-6、NLR、PLR水平与CAP病情严重程度呈相关性,可以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肺炎球菌性疾病是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导致中国儿童及成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肺炎球菌性疾病的临床治疗用药以抗生素为主，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肺炎球菌的耐药性问题日益严重。采用肺炎球菌疫苗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并减少细菌耐药性，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在《肺炎球菌性疾病免疫预防专家共识（2017版）》基础上，结合WHO肺炎球菌疫苗立场文件（2019年）和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对肺炎球菌性疾病的病原学、临床学、流行病学、疾病负担、疫苗学等方面进行系统综述，目的是为公共卫生和预防接种专业人员在科学使用疫苗与发挥疫苗最佳预防作用方面提供证据，提高肺炎球菌性疾病防控水平。

目的:对符合美国感染病学会/美国胸科学会（IDSA/ATS）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处理指南推荐标准的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COVID-19）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方法:回顾性对比分析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在武汉三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16例sCOVID-19患者和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收治的135例sCAP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诊断及合并症、实验室检查、病原学及影像学结果、治疗方案、预后及结局。比较sCOVID-19与sCAP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并分析二者的死亡危险因素。结果:sCOVID-19与sCAP患者的28 d病死率分别为50.9%（59/116）和37.0%（50/135）；sCOVID-19患者氧合指数（PaO 2/FiO 2）≤250 mmHg（1 mmHg≈0.133 kPa）的比例显著高于sCAP患者〔62.1%（72/116）比34.8%（47/135）， P<0.01〕，可能的原因是sCOVID-19患者双肺多发肺叶浸润的比例明显高于sCAP患者〔94.0%（109/116）比40.0%（54/135）， P<0.01〕，但sCOVID-19患者进行机械通气的比例却低于sCAP患者〔45.7%（53/116）比60.0%（81/135）， P<0.05〕。进一步分析与患者死亡相关的临床指标发现，对于sCOVID-19患者，PaO 2/FiO 2、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中性粒细胞比例（NEU%）、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总胆红素（TBil）、血尿素氮（BUN）、白蛋白（ALB）、Ca 2+、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接受机械通气、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及液体复苏的比例也较存活组更高；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需要机械通气、NLR>10、TBil>10 μmol/L、乳酸脱氢酶（LDH）>250 U/L是sCOVID-19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对于sCAP患者，年龄、BUN、ALB、血糖（GLU）、Ca 2+及D-二聚体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治疗方面未见明显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UN>7.14 mmol/L，ALB<30 g/L是sCAP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sCOVID-19患者的氧合功能较sCAP患者更差，可能是由于病变累及双肺的比例高导致。sCOVID-19和sCAP患者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存在差别的指标相类似，提示两种疾病对肾功能、营养状态以及凝血功能等影响具有相似性；但两者的死亡危险因素仍存在差异，考虑sCOVID-19对肺的氧合功能、炎症瀑布反应、肝功能影响更大，而sCAP对肾功能、营养状态影响更大。

目的:评价在有消化道出血（GIB）风险的成人脓毒症患者中实施应激性溃疡预防（SUP）策略的效益与风险。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电子重症监护病房协作研究数据库（eICU-CRD）中提取脓毒症患者的相关信息。按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2 d内是否接受质子泵抑制剂（PPI）或H 2受体拮抗剂（H 2RA）或两种联合/序贯治疗作为实施SUP策略进行预防应激性溃疡分为SUP组和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与未使用SUP两组患者的院内病死率、ICU住院时间、GIB以及继发性感染并发症发生率等临床结局指标的差异。倾向性评分匹配（PSM）用于平衡两组间的基线特征，并根据使用SUP时间是否≥3 d分为使用SUP<3 d组和使用SUP≥3 d组进行亚组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GIB、继发性肺炎等结局的因素。 结果:共11 413例患者最终纳入分析，其中SUP组9 799例，未接受SUP组1 614例。进行1∶1的PSM后两个队列均有1 600例患者。①基线特征：与SUP组比较，未接受SUP组患者年龄较大〔岁：69.0（56.0，80.0）比67.0（56.0，78.0）〕，入住ICU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Ⅳ（APACHEⅣ）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均明显降低〔APACHEⅣ评分（分）：65（50，73）比72（58，87），SOFA评分（分）：5（4，7）比7（5，9）〕，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比例更高〔高血压：15.6%（252/1 614）比12.2%（1 196/9 779），糖尿病：4.5%（72/1 614）比3.3%（325/9 779），均 P<0.05〕，表明SUP组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更重。②临床结局指标比较：PSM前，与未接受SUP组比较，SUP组院内病死率高〔17.2% （1 688/9 799）比10.9%（176/1 614）〕，ICU住院时间长〔d：4.4（2.9，7.7）比3.1（2.5，4.3）〕，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也较高〔11.3%（1 112/9 799）比6.8%（110/1 6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组GIB和艰难梭菌感染（CDI）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M后，两组院内病死率、GIB发生率及CDI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与未接受SUP组比较，SUP组ICU住院时间明显延长〔d：3.9（2.8，6.6）比3.1（2.5，4.3）〕，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仍明显升高〔10.9%（174/1 600）比6.8%（108/1 6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亚组分析显示：与使用SUP<3 d组比较，使用SUP≥3 d组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更高〔APACHEⅣ评分（分）：66（51，79）比62 （48，72），SOFA评分（分）：6（4，8）比5（4，7），均 P<0.05〕，且院内病死率、GIB及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也更高（分别为16.4%比10.7%、6.1%比1.8%、19.0%比8.6%），ICU住院时间更长〔d：6.6 （4.1，11.8）比3.5（2.6，5.3），均 P<0.05〕。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GIB，与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3 d与更多的GIB相关〔优势比（ OR）＝1.84，95%可信区间（95% CI）为1.07～3.08， P＝0.030〕，而SUP<3 d组GIB的比例更少（ OR＝0.57，95% CI为0.34～0.94， P＝0.020）；而对于继发性肺炎，与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3 d和SUP<3 d均增加了继发性肺炎发生的风险（ OR值分别为2.95、1.34，95% CI分别为2.10～4.13、1.01～1.77， P值分别为<0.001、0.040）。 结论:有GIB风险的成人脓毒症患者接受SUP药物治疗，并未降低院内病死率和GIB发生率，反而增加了继发性肺炎发生率，延长了ICU住院时间。

目的:了解和比较上海市儿童和成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5、BA.2亚型的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20日奥密克戎变异株BA.5亚型主导流行期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52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儿童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并对同期家庭内密切接触者临床资料进行收集，与2022年4月4日至4月30日奥密克戎变异株BA.2亚型主导流行期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儿童和家庭内感染者临床特征进行比较；对BA.5亚型感染的儿童与成人、危重型与非危重型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524例患儿的年龄范围为5 d至16岁，其中男301例(57.4%)，女223例(42.6%)，危重型29例(5.5%)，非危重型495例(94.5%)。危重型患儿的发热热峰、气促发生率、肺炎发生率、基础疾病发生率均高于非危重型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06, χ2＝34.90、10.04、31.10，均 P<0.05)；实验室检查方面，危重型患儿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发生率，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白细胞介素-6，肝功能、肾功能、肌酸激酶同工酶异常比例均高于非危重型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18， Z＝－4.61， Z＝－4.28， Z＝－5.13， χ2＝195.90, 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136.13，均 P<0.05)。非危重型BA.5亚型感染者中，儿童组症状感染比例高于成人组，儿童组发热、胃肠道症状(恶心、呕吐、腹泻)发生率高于成人组，而成人组咳嗽发生率高于儿童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1.16、11.83、8.50、28.14，均 P<0.05)。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20日和2022年4月4日至4月30日分别收集到588例和355例儿童病例、791例和755例成人病例。儿童组中，BA.5亚型感染患儿咳嗽、惊厥、危重病例发生率较BA.2亚型感染患儿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7.95、40.78、15.54，均 P<0.001)。成人组中，BA.5亚型感染者发热热峰、热程、发热发生率、咳嗽发生率、胃肠道症状发生率均高于BA.2亚型感染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40, Z＝－9.64, χ2＝47.29、124.09、29.90，均 P<0.001)。 结论:上海地区奥密克戎变异株BA.5亚型流行高峰时期，危重型患儿全身症状重，合并基础疾病发生率高于非危重型患儿。非危重型BA.5亚型感染者中，儿童症状感染比例高于成人，发热及胃肠道症状较成人多见，而成人咳嗽症状发生率高于儿童。BA.5亚型感染患儿惊厥、危重病例发生率较BA.2亚型高，BA.5亚型感染成人患者的全身症状较BA.2亚型重。

目的:对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和新型甲型H1N1流感病毒性肺炎（流感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进行比较。方法:将2016年3月至2019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ICU）接受ECMO治疗的24例流感肺炎患者和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于北京、河北等5家定点医院接受ECMO治疗的12例新冠肺炎患者纳入研究。收集两组患者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和ECMO治疗相关情况等资料并进行描述和比较，所有连续变量均以 M（ P25， P75）描述。 结果:新冠肺炎患者年龄为77（66，79）岁，高于流感肺炎患者［46（32，62）岁］， P<0.05；急性肺损伤评分和建立ECMO前的呼吸ECMO存活预测量表评分分别为3.3（3.0，3.5）和1（0，2）分，均低于流感肺炎患者［分别为3.8（3.5，4.0）分和4（2，6）分］（ P值均<0.05）。接受ECMO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血栓并发症、出血并发症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例数分别为4、10和5例，发生率均高于流感肺炎患者［分别为1、9和2例］， P值均<0.05。新冠肺炎患者ICU住院时间 M（ P25， P75）为31（28，75） d，长于流感肺炎患者［27（18，39） d］， P<0.05。新冠肺炎和流感肺炎患者ECMO成功撤离例数分别为6和14例，ICU病死例数分别为8和11例，撤离及病死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与流感肺炎患者相比，接受ECMO支持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ECMO相关并发症较多且ICU住院时间较长。

目的:探讨广州地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情况，并分析屋尘螨过敏原和烟曲霉过敏原合并致敏与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total Immunoglobulin E，tIgE）及年龄的相关性，为广州地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或住院部，同时采用ImmunoCAP系统检测了屋尘螨和烟曲霉并且确诊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2 535例，年龄范围1~84岁、中位数年龄5岁、平均9岁；分为≤3岁组 n=894例，4~6岁组 n=721例，7~18岁组 n=615例，19~49岁组 n=207例，>49岁组 n=98例；男性1 596例（62.96%），女性939例（37.04%）。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组1 279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组1 256例；不同疾病组具体分为哮喘组411例、过敏性鼻炎组458例、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组410例、肺炎组463例、上呼吸道感染组299例及支气管炎组494例，分析屋尘螨、烟曲霉单一致敏和两者合并致敏阳性率及屋尘螨和烟曲霉特异性IgE（specific IgE，sIgE）、tIgE水平差异。连续变量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资料用χ 2检验或者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 313例（51.79%）患者为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65例（2.56%）为烟曲霉过敏原sIgE阳性，50例（1.97%）为两者同时阳性。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组中877例（68.57%，877/1 279）为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57例（4.46%，57/1 279）为烟曲霉过敏原sIgE阳性，44例（3.44%，44/1 279）为两者同时阳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组中436例（34.71%，436/1 256）为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8例（0.64%，8/1 256）为烟曲霉过敏原sIgE阳性，6例（0.48%，6/1 256）为两者同时阳性。在单一致敏中，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组中屋尘螨过敏原sIgE致敏率最高，为80.24%（329/410）。男性患者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率为53.76%（858/1 596），女性患者阳性率为46.22%（434/939），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449， P<0.001）。在合并致敏中，哮喘患者（5.35%，22/411）对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阳性率最高，其次是过敏性鼻炎患者（3.06%，14/458）、过敏性鼻炎伴哮喘（1.95%，8/410）。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如肺炎（0.43%，2/463）、上呼吸道感染（0.33%，1/299）及支气管炎（0.61%，3/494）屋尘螨合并烟曲霉阳性率极低。学龄前儿童患者（≤3岁组，0.34%，3/894；4~6岁组，0.97%，7/721）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阳性率显著低于青少年和成人患者（7~18岁组，3.58%，22/615；19~49岁组，6.28%，13/207；>49岁组，5.10%，5/98）。在屋尘螨和烟曲霉合并致敏的患者中，屋尘螨sIgE水平在各个级别均有分布，烟曲霉sIgE水平主要在1、2和3级。 结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如哮喘、过敏性鼻炎及过敏性鼻炎伴哮喘患者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阳性率更高，提示在临床中应该重视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同时合并屋尘螨和烟曲霉致敏，尤其是成年人更容易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

成人鹦鹉热临床表现多样，病程中会有发热、咳嗽咳痰、肌肉酸痛等流感样症状，还可出现心包炎、皮肤损害、脑膜炎、脑炎和多器官累及的表现 [1]。由于缺少诊断金标准，鹦鹉热的发病率一直被低估 [2,3]。近年来宏基因测序技术（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在临床上应用增多，正逐步实现对于鹦鹉热在内的感染性疾病的快速、精确诊断的目标 [4]。本病例报道mNGS检测到鹦鹉热衣原体而诊断的1例合并多器官功能不全和脑膜炎的鹦鹉热肺炎患者。既往研究在血液、肺泡灌洗液和脑脊液中同时检测到鹦鹉热衣原体的病例还鲜有报道。

定点医院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相关病例的集中收治场所，是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营养治疗是临床综合治疗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改善COVID-19患者的营养状态、提高康复率、降低病死率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为规范定点医院临床营养诊疗工作有序开展，保障临床营养诊疗工作的医疗安全和质量，上海市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组织专家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结合临床营养相关指南和诊疗经验编写了此建议，有助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指导各医疗机构合理、有效开展COVID-19患者的营养诊疗工作。本指导意见重点针对成人及儿童COVID-19患者的营养管理建议进行阐述，为临床营养诊疗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