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自动巢式多重PCR系统检测儿童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效果，了解佛山地区儿童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感染情况。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入住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PICU的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采集鼻咽分泌物，运用自动巢式多重PCR检测腺病毒、冠状病毒(HKUl型、NL63型、229E型、0C43型)、人类偏肺病毒、甲型流感病毒(H1亚型、H1-2009亚型、H3亚型)、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1型、2型、3型、4型)、呼吸道合胞病毒、百日咳杆菌、肺炎衣原体和肺炎支原体。结果:自动巢式多重PCR系统检测290份标本中，阳性246份(84.83%)。单一病原阳性样本166份，检出2种病原阳性样本60份，3种病原阳性样本17份，4种病原阳性样本3份。病毒检出阳性病例中，小于6月龄最常见病原为呼吸道合胞病毒(62.39%，73/117)；7月龄～1岁最常见病原体为人鼻病毒/肠病毒(3.48%，20/46)；1～3岁患儿最常见病原为腺病毒(37.50%，18/48)；3～6岁最常见病原为人鼻病毒/肠病毒(35.00%，7/20)；大于6岁最常见病原为流感病毒(46.67%，7/15)。腺病毒检出率每年5月份最高，呼吸道合胞病毒检出率8月份最高，流感病毒检出率7月份最高，肺炎支原体及百日咳杆菌感染全年均有散发。结论:自动巢式多重PCR系统可高效、快速、准确检测多种病原；不同年龄组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常见病原体不同；不同地区因气候不同，常见病原的流行季节不同。

目的:分析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儿并发感染性皮疹的临床特点，积累诊治经验。方法:回顾性收集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2013年9月至2020年8月合并感染性皮疹的住院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的病历资料，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纳入455例患儿为研究对象，男性273例(60.0%)，女性182例(40.0%)，重症组106例(23.3%)，非重症组349例(76.7%)。中位月龄16.0(9.0，42.0)个月。皮疹出现于肺炎病程中的(6.9±5.2)d，皮疹持续时间(6.0±3.1)d，皮疹形态呈多形性，其中以非特异性的斑丘疹(67.5%)最常见。B型流感病毒检出率最高，共91例(20.0%)，其次为肺炎支原体感染，为85例(18.7%)，50例(11.0%)患儿存在EB病毒再激活感染。重症组的中位发病月龄、住院天数、发热天数、皮疹出现时间、皮疹持续时间以及恢复期发热伴皮疹、CRP升高、PCT升高、IgE升高、肺炎支原体感染及EB病毒再激活感染率均高于非重症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13 467.0， t＝6.500、4.923、3.098、2.998， χ2＝13.445、15.391、8.208、5.313、29.839、13.474， P均<0.0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4个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患儿一般情况、肺外并发症、呼吸音减低以及恢复期发热伴皮疹。 结论:住院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病程中伴发的非特异性感染性皮疹对疾病严重程度及病原学有一定提示意义。

目的:探讨血清腺苷脱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联合全血微小RNA（microRNA，miR）-197-3p在人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2020年1月至2023年9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本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选取布病患者120例，设为布病组，其中急性期组89例、慢性期组19例、隐匿感染组12例。另于同期在本院体检人群中选取畜牧业从业健康志愿者60例，设为对照组；在本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选取社区获得性肺炎重症患者60例，设为感染对照组。布病组和感染对照组患者均予以规范治疗。布病、感染对照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对照组受试者于入组时采集清晨空腹肘静脉血，检测血清ADA及全血miR-197-3p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布病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ADA、miR-197-3p及二者联合对布病的诊断效能。结果:治疗前，对照、感染对照、急性期、慢性期、隐匿感染组血清ADA（U/L：12.35 ± 2.89、18.33 ± 4.57、29.75 ± 6.46、22.20 ± 4.78、14.15 ± 3.03）及全血miR-197-3p水平（1.09 ± 0.33、2.25 ± 0.41、2.68 ± 0.59、2.43 ± 0.51、1.18 ± 0.4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4.38、4.02， P = 0.014、0.019）。与对照组比较，其余4组血清ADA和全血miR-197-3p水平均较高（均 P < 0.05）。与感染对照组比较，急性期、慢性期组血清ADA水平均较高，隐匿感染组血清ADA水平较低（均 P < 0.05）；急性期组全血miR-197-3p水平较高，隐匿感染组全血miR-197-3p水平较低（均 P < 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感染对照、急性期、慢性期组血清ADA及全血miR-197-3p水平均较低（均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ADA和全血miR-197-3p水平升高是布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比值比（odds ratio， OR） = 2.235、3.40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 CI）：1.491 ～ 3.362、1.623 ～ 7.605，均 P < 0.001]。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ADA和全血miR-197-3p对布病诊断均具有辅助意义（均 P < 0.001）。血清ADA联合全血miR-197-3p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33，优于单独血清ADA、全血miR-197-3p的诊断效能（AUC = 0.823、0.840）。 结论:血清ADA联合全血miR-197-3p在人布病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可为布病的临床诊断与疗效评价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的:分析免疫抑制合并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病原学分布情况，确定其基础疾病与感染微生物的关系。方法:对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入住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MICU）的119例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合并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学分布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65例（54.6%），年龄（59.3±14.5）岁，入MICU时序贯器官衰竭（SOFA）评分为6.7±3.6，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ECHE）Ⅱ评分为 19.4±6.8。60例（50%）患者最终好转出院。长期使用激素是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最主要危险因素。计算不同病原微生物在原发病是否累及肺部患者中的差异及院内病死率的影响。结果:99例（83.2%）患者检出阳性的病原学结果，混合感染发生率54.5%。位列前3位的病原体分别是肺孢子菌（55.6%）、巨细胞病毒（47.5%）和曲霉（23.2%）。细菌感染中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无基础肺部受累的患者发生肺孢子菌感染的风险明显高于有肺部受累的患者（64.3% vs 44.2%， P=0.046）。患者院内死亡与病原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与是否存在混合感染相关（56.7% vs 33.9， P=0.013）。 结论:肺孢子菌和巨细胞病毒是ICU内免疫抑制患者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感染病原体，无肺部基础病变的患者肺孢子菌感染发生率更高。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常见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之一，大环内酯类药物是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首选药物。亚洲大环内酯类耐药形势严峻，且有逐年上升趋势。目前文献报道肺炎支原体的耐药机制主要是23S rRNA基因突变。感染耐药菌株的患儿更容易出现重症肺炎的临床表现，甚至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炎支原体耐药性的增加与大环内酯类药物的使用频率过高及应用时间过长有关。该文就耐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研究过程与现状、机制、临床表现及其与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关系等方面予以综述。

目的:探讨入院时合并高碳酸血症对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高碳酸血症与感染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2月至2019年11月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的219例SCA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入院1 d内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将患者分为低碳酸血症组〔HO组，PaCO 2<35 mmHg（1 mmHg＝0.133 kPa）〕、正常血碳酸组（NC组，PaCO 2 35～45 mmHg）及高碳酸血症组（HC组，PaCO 2>45 mmHg）。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等基本信息，以及入院1 d内白细胞计数（WBC）、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动脉血pH值和血乳酸（Lac）水平，计算氧合指数（PaO 2/FiO 2）、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观察入院1、3、5 d各项临床指标的变化趋势；比较各组有创机械通气（IMV）比例、住院时间及28 d病死率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各组患者28 d累积存活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CAP患者需要IMV和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与HO组（68例）及NC组（72例）比较，HC组（79例）患者入院1 d即具有更高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基础疾病比例和PSI评分，以及更低的PCT、CRP、IL-6和pH值。与HO组及NC组相比，HC组患者入院3 d和5 d时WBC、PCT、CRP、IL-6、PaO 2/FiO 2及Lac水平较入院1 d的改善幅度更小，且HC组入院5 d时WBC、PCT、CRP、IL-6和Lac水平均明显高于同期HO组和NC组〔WBC（×10 9/L）：18.33±1.44比10.89±2.37、11.15±1.74，PCT（μg/L）：5.04±1.18比3.46±0.87、3.58±0.83，CRP（mg/L）：78.43±7.17比54.24±4.97、57.93±5.39，IL-6（ng/L）：75.35±11.92比60.11±10.27、57.88±12.34，Lac（mmol/L）：4.36±1.24比0.78±0.39、0.86±0.64，均 P<0.01〕，而PaO 2/FiO 2则明显低于同期HO组和NC组（mmHg：171.31±6.73比226.68±7.36、225.93±6.92，均 P<0.01）。与HO组及NC组比较，HC组患者具有更高的IMV比例（29.1%比22.1%、22.2%，均 P<0.01）及28 d病死率（26.6%比13.2%、13.9%，均 P<0.01）；即使各组排除COPD患者后，HC组IMV比例及28 d病死率仍明显高于HO组和NC组。Kaplan-Meier生存分析提示，与HO组和NC组比较，HC组患者具有更高的28 d累积存活率（Log-Rank检验：χ 12＝4.976， P1＝0.026；χ 22＝4.629， P2＝0.03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1 d内IL-6、PSI评分、高碳酸血症和入院5 d时PCT为SCAP患者需要IMV及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0.325、1.229、1.396、1.313，均 P<0.01〕；即使排除COPD患者后，以上结果并未改变。 结论:入院时合并高碳酸血症与SCAP患者IMV比例和28 d病死率增加相关，这可能与其早期抑制机体炎症反应导致感染增加有关。

目的:对符合美国感染病学会/美国胸科学会（IDSA/ATS）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处理指南推荐标准的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COVID-19）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方法:回顾性对比分析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在武汉三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16例sCOVID-19患者和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收治的135例sCAP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诊断及合并症、实验室检查、病原学及影像学结果、治疗方案、预后及结局。比较sCOVID-19与sCAP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并分析二者的死亡危险因素。结果:sCOVID-19与sCAP患者的28 d病死率分别为50.9%（59/116）和37.0%（50/135）；sCOVID-19患者氧合指数（PaO 2/FiO 2）≤250 mmHg（1 mmHg≈0.133 kPa）的比例显著高于sCAP患者〔62.1%（72/116）比34.8%（47/135）， P<0.01〕，可能的原因是sCOVID-19患者双肺多发肺叶浸润的比例明显高于sCAP患者〔94.0%（109/116）比40.0%（54/135）， P<0.01〕，但sCOVID-19患者进行机械通气的比例却低于sCAP患者〔45.7%（53/116）比60.0%（81/135）， P<0.05〕。进一步分析与患者死亡相关的临床指标发现，对于sCOVID-19患者，PaO 2/FiO 2、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中性粒细胞比例（NEU%）、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总胆红素（TBil）、血尿素氮（BUN）、白蛋白（ALB）、Ca 2+、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接受机械通气、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及液体复苏的比例也较存活组更高；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需要机械通气、NLR>10、TBil>10 μmol/L、乳酸脱氢酶（LDH）>250 U/L是sCOVID-19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对于sCAP患者，年龄、BUN、ALB、血糖（GLU）、Ca 2+及D-二聚体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治疗方面未见明显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UN>7.14 mmol/L，ALB<30 g/L是sCAP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sCOVID-19患者的氧合功能较sCAP患者更差，可能是由于病变累及双肺的比例高导致。sCOVID-19和sCAP患者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存在差别的指标相类似，提示两种疾病对肾功能、营养状态以及凝血功能等影响具有相似性；但两者的死亡危险因素仍存在差异，考虑sCOVID-19对肺的氧合功能、炎症瀑布反应、肝功能影响更大，而sCAP对肾功能、营养状态影响更大。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发病率、病死率高，可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其病因复杂，如何识别高危患儿、及早诊断、预测预后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焦点问题。儿童疾病起病急，病情变化快，使用评分量表和生物标志物对需要住院治疗或入住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高危患儿进行早期识别并积极干预对改善存活率至关重要。本文就不同评分量表和生物标志物评估儿童CAP病情轻重和预测预后进行概述。

目的:探讨重症人偏肺病毒（hMPV）感染致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简称hMPV CAP）患儿的临床特点和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0年12月至2022年3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经鼻咽分泌物PCR-毛细电泳片段分析法检测hMPV核酸阳性的721例CAP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临床特征、流行病学特点、混合感染情况等信息，根据CAP诊断标准分为重症组和轻症组。采用 χ2检验或Mann-Whitney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重症hMPV CAP的高危因素。 结果:721例患儿中男397例、女324例。重症组154例，发病年龄1.0（0.9，3.0）岁，<3岁104例（67.5%），住院时间7（6，9）d；67例（43.5%）患儿合并基础疾病。重症组常见临床表现有咳嗽154例（100.0%），气促和肺部湿啰音各148例（96.1%），发热132例（85.7%），并发呼吸衰竭23例（14.9%）；86例（55.8%）C反应蛋白（CRP）升高，其中33例（21.4%）CRP≥50 mg/L；77例（50.0%）患儿共检出102株其他病原体，其中鼻病毒25株、肺炎支原体17株、肺炎链球菌15株、流感嗜血杆菌12株、呼吸道合胞病毒10株等；6例（3.9%）予温湿化高流量给氧，15例（9.7%）住重症监护室，2例（1.3%）接受机械通气；治愈108例、好转42例、未愈自动出院4例、无死亡病例。轻症组567例，发病年龄2.7（1.0~4.0）岁，住院时间4（4，6）d。重症组发病年龄<6月龄、CRP≥50 mg/L、早产、先天性心脏病、营养不良、先天性气道发育异常、神经肌肉疾病、混合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比例均高于轻症组［20例（13.0%）比31例（5.5%），32例（20.8%）比64例（11.3%），23例（14.9%）比44例（7.8%），11例（7.1%）比18例（3.2%），9例（5.8%）比6例（1.1%），11例（7.1%）比12例（2.1%），8例（5.2%）比4例（0.7%），10例（6.5%）比13例（2.3%）， χ2=0.42、9.45、7.40、4.94、11.40、8.35、3.52、6.92，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发病年龄<6月龄（ OR=2.51，95% CI 1.29~4.89）、CRP≥50 mg/L（ OR=2.20，95% CI 1.36~3.57）、早产（ OR=2.19，95% CI 1.26~3.81）、营养不良（ OR=6.05，95% CI 1.89~19.39）是重症hMPV CAP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重症hMPV CAP高发于3岁以下婴幼儿，易合并基础疾病及其他病原感染，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气促及肺部湿啰音、发热，总体预后良好。发病年龄<6月龄、CRP≥50 mg/L、早产、营养不良是发生重症hMPV CAP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上海市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住院患儿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住院费用情况。方法:回顾性病例总结，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上海市59家医疗机构共63 614例CAP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采集患儿基本信息、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和住院费用信息等，并根据来源医疗机构类型分为儿童专科医院组、三级综合性医院组和二级医院组；根据就诊年龄分为<1岁组、1~<3岁组、3~<6岁组、6~<12岁组和12~18岁组；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为重症肺炎组和非重症肺炎组；根据是否接受了手术操作分为手术操作组和无手术操作组。两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分析组间CAP住院患儿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住院费用差异。 结果:63 614例CAP住院患儿中男34 243例、女29 371例，就诊年龄为4（2，6）岁，住院时间为6（5，8）d。三级综合性医院组35 331例（55.5%）、二级医院组17 974例（28.3%）、儿童专科医院组10 309例（16.2%）。2018年CAP住院患儿27 943例、2019年29 009例，增长3.8%（1 066/27 943），2020年6 662例，与2018年相比下降76.2%（2 1281/27 943）。儿童专科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综合性医院组收治外省市患儿、重症肺炎比例及住院费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 146例（69.3%）比2 202例（12.3%）比9 598例（27.2%）、6 929例（67.2%）比2 270例（12.6%）比9 397例（26.6%）、8 304（6 261，11 219）比1 882（1 304，2 796）比3 195（2 364，4 352）元，χ 2=10 462.50、9 702.26、28 037.23，均 P<0.001］。2018至2020年CAP住院费用的总额分别为1.1亿、1.3亿、0.4亿元；2018至2020年单次住院费用分别为2 940（1 939，4 438）、3 215（2 126，5 011）和3 673（2 274，6 975）元。<1岁、1~<3岁、3~<6岁、6~<12岁、12~18岁组CAP患儿住院总费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 941（2 787，9 247）比2 793（1 803，4 336）比3 013（2 070，4 329）比3 473（2 400，5 097）比4 290（2 837，7 314）元，χ 2=3 462.39， P<0.001］。重症肺炎组患儿的住院总费用高于非重症肺炎组［5 076（3 250，8 364）比2 685（1 780，3 843）元， Z=109.77， P<0.001］。接受手术操作患儿的住院总费用高于无手术操作组［10 040（4 583，14 308）比3 083（2 025，4 747）元， Z=44.46， P<0.001］。 结论:2020年上海市儿童CAP住院患儿例数较2018年及2019年显著下降。儿童专科医院收治的CAP患儿中外省市患儿及重症肺炎比例较高。儿童专科医院、<1岁患儿、重症肺炎及接受手术操作的患儿住院费用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