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菌群是由许多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对人体消化、营养吸收、能量供应、脂肪代谢、免疫调节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探索肠道菌群的结构与功能、关键基因与代谢产物,将有助于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与辅助诊断,发现新的治疗靶点与药物治疗效果评价,更好地指导抗生素的使用.肠道菌群的鉴定在临床诊疗及药物研发等领域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迅速发展的领域进行全面回顾.传统的鉴定方法无法全面捕捉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肠道菌群的分类鉴定也从最初的表型鉴定和化学鉴定演变到了分子水平鉴定.本综述整合了肠道菌群的主要鉴定方法及其应用评价,特别关注于分子生物学方法的研究进展,并重点介绍了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肠道菌群鉴定中的应用,这种革命性的肠道菌群鉴定方法预示着人类对微生物世界认识的全新篇章.

目的:评估强化血液净化方案对重症烧伤所致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患者的疗效。方法:考虑到重症烧伤患者的炎症风暴及该滤器对炎症介质的吸附限制，本院使用每12 h更换滤器的方案治疗了2020年6月在"6.13槽罐车爆炸事故"中重症烧伤的10名爆震伤患者。在基础时间（T0）、24 h（T1）、48 h（T2）、72 h（T3）分析临床资料。结果:患者治疗前均诊断急性肾损伤KDIGO 3级，需要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支持、机械通气、使用广谱抗生素。在使用oXiris滤器治疗后，患者内毒素水平下降、对血管活性药物需求减少、SOFA评分及乳酸下降。除其中1例因深静脉血栓形成需低分子肝素及阿加曲班抗凝外，其余患者均未抗凝，治疗期间无1例凝血下机。结论:对重症烧伤合并脓毒性急性肾损伤患者，应用oXiris滤器行强化血液净化方案持续性肾替代治疗可改善循环情况、肾脏功能，减少抗凝药物使用。上述结论需要更多的RCT研究来证实。

目的:了解我国医师对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策略的认知现状。方法:编制问卷，于2017年4至6月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368名儿童重症医师完成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邮件问卷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68份(应答率45.1 %)，单位应答率87.2%(68/78)。59.2%和77.7%受访者选择清创手术和体液引流等清除病灶；90.8%受访者选择休克1 h内使用抗生素；98.4%选择生理盐水，72.3%使用白蛋白，53.8%选择血浆进行液体复苏；休克复苏静脉通路开通困难时，57.1%首选开通骨髓内通路；79.3%和83.2%受访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静脉丙种球蛋白等辅助治疗；96.7%受访者可提供氧气和机械通气支持，85.3%提供持续肾替代治疗，22.0%提供体外膜肺氧合等脏器支持。322名(88.7%)、188名(51.1%)和85名(23.1%)受访者符合液体复苏、正性肌力药物和缩血管药物的临床模拟病例的"最佳建议"；缩血管和正性肌力药物模拟病例中，分别有69.3%和24.2%受访者选择液体复苏治疗；液体复苏病例中，49.7%(183/368)受访者进行液体容量和反应性评估，评估仪器包括重症床旁超声[39.4%(145/368)]，生物阻抗监测器[10.3%(38/368)]和经肺热稀释装置[6.3%(23/368)]；接受儿童高级生命支持课程( P＝0.006)和重症专科培训中心培训( P＝0.002)的儿科医生做出"最佳建议"选项的比例高于未参加培训者。 结论:我国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现状是积极的病灶清除、抗生素使用及脏器支持等，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意识增加，但可能存在过度液体输注，不合理使用血浆、激素和丙种球蛋白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可能促进合理治疗。

目的: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纳入对象为2010年至2019年入住4级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早发型败血症(EOS)与晚发型败血症(LOS)血培养阳性患儿，研究其微生物学特征及对经验抗生素的敏感性。方法:研究数据来源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例行提交于挪威新生儿网络数据库的患儿记录。这些数据包括临床资料、血液培养结果及抗生素敏感性。结果:共纳入重症监护室患儿5 249例，总入住NICU次数6 321次，从287例中鉴定出324例次阳性血培养，其中包括30例EOS和305例LOS。其中EOS的常见病原体为B族链球菌(33.3%)、大肠杆菌(20.0%)和金黄色葡萄球菌(16.7%)，EOS的所有患儿均对经验性用药氨苄西林和庆大霉素敏感。而LOS多由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73.8%)、金黄色葡萄球菌(15.7%)和肠球菌(6.9%)引起。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和肠杆菌占LOS的91.9%，LOS的患儿对万古霉素联合头孢噻肟治疗敏感度为96.1%、万古霉素联合庆大霉素治疗敏感度为97.0%，氯青霉素联合庆大霉素治疗敏感度为38.1%。结论:氨苄西林和庆大霉素经验性用药治疗EOS效果令人满意。联合使用万古霉素和庆大霉素可能是另一种可以更安全替代头孢噻肟治疗LOS的治疗方案，因为这减少了对广谱抗生素的暴露。

严重烧伤常引起各种全身并发症和MODS，这些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烧伤后MODS患者的肺和肾是易受损器官。体外膜氧合(ECMO)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已逐渐被应用于临床，对伴难治性呼吸衰竭或肾功能不全的重度烧伤患者有益，但关于ECMO联合CRRT在重度烧伤救治中应用的报道较少。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罗高兴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发文《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burns: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该文重点介绍ECMO联合CRRT在严重烧伤救治中应用的现状及相关挑战，提出CRRT应用时机在休克期，但因严重烧伤患者有低血容量及低灌注等情况，需综合评估治疗时机。该文同时建议放置鼻胃管或鼻空肠管，加强肠内营养支持，避免营养不良；可应用肝素抗凝，但应注意其引起的创面出血并寻找肝素的最佳使用剂量；可通过加强导管部位换药、缩短导管更换时间、局部应用抗生素，避免导管相关感染；根据病情，个体化应用抗菌药物等。该文提出，目前ECMO联合CRRT用于严重烧伤救治的临床研究较少，需开展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

严重创伤患者可并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病死率高，救治难度大 [1]。肥胖尤其重度肥胖，是创伤后ARDS的危险因素之一，会延长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总住院时间，肥胖患者并发创伤后ARDS给临床救治带来了更大挑战 [2]。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us–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V-ECMO）能够暂时性替代肺脏功能，新近的研究表明，其治疗创伤后ARDS是安全可行的 [1]。感染是ECMO应用期间常见的并发症 [3]，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最多发的感染，多数由革兰氏阴性耐药菌导致，包括肠杆菌科、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 [4]。有研究提示ECMO期间耐药菌感染发生和患者预后直接关连 [4]。因此，病原体早期识别，准确的覆盖耐药菌是抗感染治疗中的挑战之一。近年来，宏基因组新一代测序技术（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在急危重症和疑难感染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逐步用于疑难、少见感染的诊断，但其耐药基因检测优化临床抗生素使用的报道甚少 [5,6]。现将本院收治的一名重度肥胖严重创伤并发ARDS患者，在ECMO联合mNGS优化耐药菌抗感染方案下获得成功救治的病例（伦理审批号：YJ2023015，已获得患方知情同意。）进行总结及分析，现报道如下。

目的:总结在上尿路修复和重建中应用肠道的经验，探讨肠代输尿管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38例长段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6例，女72例。年龄(35.54±21.35)岁，其中儿童9例，年龄(10.78±4.41)岁。输尿管狭窄位于左侧65例，右侧38例，双侧34例。孤立肾12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6例，中段狭窄2例，下段狭窄24例。输尿管全长狭窄14例，输尿管多发狭窄54例。术前留置肾造瘘管22例，留置双J管88例。术前行B超、增强CT、CTU、MRU、顺行和逆行造影检查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为(15.93±4.67)cm。术前血肌酐(93.94±37.13)μmol/L，尿素氮(5.91±1.99)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83.53±25.18)ml/min。孤立肾患者术前血肌酐(104.83±69.14)mol/L，尿素氮(7.33±2.90)mmol/L，eGFR(64.53±14.46)ml/min。本研究138例，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回肠组)123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4.48±6.28)cm，选取回肠段长度(20.67±11.20)cm，替代输尿管长度(22.97±8.09)cm；Yang-Monti回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回肠组)7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5.43±4.35)cm，截取回肠段(3.00±0.58)段，每段回肠段长度2.5～3.0 cm，重建回肠段长度(16.83±3.97)cm，重建回肠替代输尿管长度(11.50±5.65)cm；Yang-Monti结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6.00±0.93)cm，截取结肠段(2.75±0.46)段，每段结肠段长度1.5～2.0 cm，重建结肠段长度(5.13±1.13)cm，重建结肠替代输尿管长度(4.88±1.46)cm。Yang-Monti回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00)；Yang-Monti结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2)；Yang-Monti回肠组( P＝0.0001)和Yang-Monti结肠组( P＝0.0003)与回肠组替代的输尿管长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种术式术后留置术区引流管、尿管、输尿管内支架管，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术后保留。 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未发生并发症。Yang-Monti回肠组手术时间(376.40±202.80)min、Yang-Monti结肠组手术时间(626.30±224.20)min，与回肠组手术时间(286.80±97.2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94， P＝0.0001)；Yang-Monti回肠组术中出血量(314.30±213.50)ml、Yang-Monti结肠组术中出血量(210.00±96.07)ml，与回肠组术中出血量(183.90±199.70)m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971， P＝0.7157)。所有患者出院前肌酐(84.45±28.51)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9)；尿素氮(5.79±2.61)mmol/L( P＝0.6684)，eGFR(89.11±25.17)ml/min( P＝0.1506)，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孤立肾患者出院前肾功能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Yang-Monti回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0.00±5.35)d和(9.24±6.45)d( P＝0.7599)，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3.17±4.79)d和(17.61±10.29)d( P＝0.2973)，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9.86±9.34)d和(16.02±10.70)d( P＝0.35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Yang-Monti结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4.88±7.81)d和(9.24±6.45)d( P＝0.0202)，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8.88±2.80)d和(17.61±10.29)d( P＝0.0188)，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4.88±17.04)d和(16.02±10.70)d( P＝0.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第2天发生低钾血症，予静脉滴注氯化钾纠正。回肠组5例术后第2天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予纠正。回肠组6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尿管中发现黏液样分泌物，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后尿管中发现白色絮状物，予保持尿管通畅。回肠组5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Yang-Monti结肠组1例术后出现尿瘘，其中回肠组1例再次手术调整双J管后治愈，其余均保守治疗并延长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后治愈。13例术后发热，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33例发生尿路感染，26例使用抗生素治疗，10例尿培养阳性，予敏感抗生素治疗；7例未使用抗生素治疗，6例术后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尿培养阴性。8例失访。130例术后随访2～36个月。肌酐(93.00±31.14)μmol/L( P＝0.8279)，eGFR(83.10±24.32)ml/min( P＝0.9138)，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6.82±2.46)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2)。孤立肾患者手术前后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均未发生电解质异常。1例出院后7 d因黏液堵塞尿管发生尿潴留，导致输尿管膀胱吻合口3 cm尿囊肿，更换尿管后消失。并发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各1例，再次行输尿管镜治疗。13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同侧肾轻度积水。16例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8例尿培养提示细菌感染，7例予敏感抗生素治疗。 结论:对于上尿路修复重建手术，回肠代输尿管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安全有效；Yang-Monti回肠或结肠代输尿管术也是可选择的手术方式。

目的:总结机械循环支持和免疫调节联合治疗暴发性心肌炎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的疗效。方法:该研究为观察性研究。回顾性连续入选2017年10月至2019年12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暴发性心肌炎合并心原性休克的患者。根据机械辅助支持的方式将入选患者分为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组、体外膜肺氧合（ECMO）组和IABP+ECMO组。采用相关共识推荐的“以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治疗，主要包括机械循环支持（如IABP不足以维持循环，应立刻加用ECMO），免疫调节治疗（包括使用足够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和免疫球蛋白），如果患者合并呼吸窘迫应立即给予机械通气，其他治疗包括对症和预防使用抗生素治疗。采用电子和手工检索结合的方法从医院病历系统中获得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线临床资料，药物治疗情况，临时起搏器、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及机械通气使用情况，以及主要治疗结果［包括死亡、好转情况，住院天数，以及出院时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值等］等。结果:研究共入选患者37例，其中男性22例，年龄（37.4±17.0）岁。37例患者中19例单用IABP支持治疗（IABP组），5例直接采用ECMO支持治疗（ECMO组），其余13例采用了IABP+ECMO支持治疗（IABP+ECMO组）。37例患者入院时平均动脉血压为（70.21±17.37）mmHg（1 mmHg=0.133 kPa），心率（100±30）次/min，三度房室传导阻滞10例、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12例，其中由于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植入临时起搏器者10例，由于交感电风暴植入临时起搏器者1例。37例患者入院时峰值心肌肌钙蛋白I（18.61±9.55）μg/L，峰值B型利钠肽1 670（518，3 410）ng/L，LVEF（32.3±10.4）%。37例患者中死亡3例（均为IABP+ECMO组患者），其余34例均好转出院，存活率92%，且均可下床活动并正常饮食，住院天数（22.7±8.2）d。出院时34例患者的LVEF为（50.1±10.5）%。IABP+ECMO组患者乳酸水平高于IABP组和ECMO组（ P<0.001和=0.005），LVEF低于IABP组（ P=0.004），三组患者存活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614， P=0.079）。IABP+ECMO组患者机械通气比例高于IABP组和ECMO组（ P分别为0.005和0.022），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植入临时起搏器比例、行连续肾脏替代治疗比例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以机械循环支持和免疫调节为核心的综合救治方案可有效救治暴发性心肌炎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

目的:观察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或体外膜肺氧合(ECMO)在老年急性爆发性心肌炎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监护室收治的12例老年急性爆发性心肌炎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分为IABP组(8例)和ECMO组(4例)。分析两组患者药物治疗、临时起搏器、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和机械通气应用、离院时存活及并发症的差异。结果:ECMO组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32.8±5.7)%低于IABP组(42.2±7.8)%( t＝2.122， P<0.05)。IABP组和ECMO组患者应用多巴酚丁胺4例(50.0%)比4例(100.0)、抗生素3例(37.5%)比4例(100.0%)、多烯磷脂酰胆碱4例(50.0%)比4例(1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分别为4.186、5.716、4.186，均 P<0.05)；从入监护室到置入IABP和ECMO的时间为(11.4±9.0)h比(8.3±6.5)h，辅助时间为(107.1±50.3)h比(140.5±65.0)h；经历紧急体外心肺复苏术分别为37.5%(3/8)、75.0%(3/4)，离院时存活率均为75.0%(6例和3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出血、下肢缺血及栓塞、急性肾损伤、神经系统损伤及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CMO组发生感染和使用抗生素比例高于IABP组( P<0.05)。 结论:IABP或ECMO辅助均能为急性爆发性心肌炎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提供有效的循环辅助。尽早主动应用ECMO效果好于被迫使用，ECMO并发症发生较IABP更多。

目的:总结胃镜下食管球囊扩张术后食管穿孔的诊治体会。方法: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中心共行胃镜下食管球囊扩张术1 659次，其中4例发生食管穿孔，胃镜下食管球囊扩张术导致食管穿孔的发生率为0.24%(4/1 659)。4例患儿均为男性，食管狭窄的病因分别为2例食管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2例食管烧伤。术中均采用导丝导引的三级球囊进行食管狭窄段的扩张操作(在胃镜直视下将球囊通过活检通道放置于食管狭窄处，往球囊内注水并维持不同的压力即可产生不同的直径)；行胃镜下食管球囊扩张术的次数范围为1～12次，平均次数为5次；食管穿孔发生的年龄为8个月至2岁11个月。4例患儿中，2例患儿在食管扩张术中发现右侧大量气胸，1例患儿在术中可见胃镜进入胸腔，1例患儿于术后第二天因呼吸困难、发热及左侧气胸，均初步诊断为食管穿孔；3例在24 h内诊断，1例在48 h内获得诊断；2例选择保守治疗，2例选择胸腔镜修补食管穿孔；均使用广谱抗生素，在食管狭窄上段放置引流管持续负压吸引，并且放置胃管。结果:3例患儿经过3 d的治疗后体温完全正常，治疗后7～11 d首次行食管造影检查，治疗后7～13 d恢复经口喂养，治疗后10～14 d出院；1例患儿经保守治疗19 d后体温才完全恢复正常，治疗后23 d首次行食管造影检查仍提示食管漏，治疗后30 d行食管造影检查提示存在气管食管瘘并开始经空肠喂养，治疗43 d后出院。4例患儿的随访时间范围为6～19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11.5个月)；其中1例患儿再行食管扩张14次，目前可正常经口喂养，无进食呛咳及进食困难；1例患儿再行食管扩张5次后出现呛咳表现，确诊为复发性气管食管瘘，并行胸腔镜手术修补，目前可正常经口喂养；1例患儿因发展为长段型食管狭窄，目前经胃管喂养，需行食管替代治疗；1例患儿确诊为复发性气管食管瘘，行胸腔镜手术修补后，可正常经口喂养。结论:胃镜下食管球囊扩张术后发生食管穿孔较为罕见，需要及时诊治，并根据胸腔污染、全身感染及内循环是否稳定而选择手术治疗或者保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