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旅游区是提供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重要场所,评估其CES供需匹配关系对区域生态景观与游憩空间的规划管理和提升人类福祉至关重要.以贵州省为典型山地旅游区案例地,结合社交媒体文本与MaxEnt模型的综合评估方法量化CES的实现需求与潜在供给,运用ArcGIS对CES供需及匹配关系的空间格局进行制图与评估,并基于地理探测器探究CES供需匹配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美学、休闲娱乐、文化多样性、康养价值、生物多样性、研学价值、遗产价值和精神宗教是贵州省CES的主要表征类型.(2)CES需求以省内知名旅游景区和中心城区为核心集聚区,并向四周逐渐递减,高需求和中等需求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式、多核心"分布格局,而CES高供给和中等供给则集中在各城市区域、旅游景区和交通线网附近,呈现多核心团簇状分布和沿交通干线呈条带状集聚分布的"多核心、多条带"分布格局.(3)根据CES供需匹配关系可将贵州省划分为文化服务需求区、平衡区和潜力区三类,三类分区的空间分布均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文化服务潜力区面积远大于其他分区.(4)CES供需匹配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的空间解释力相较于单因子强,其中高程和土地利用的影响最为显著,CES的自然因素解释力整体强于社会因素.研究为厘清贵州省CES供需及匹配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通过对CES供需热点区域进行潜力点识别和价值转化,以实现山地旅游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态游憩空间的保护开发与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目的:以深圳市宝安区院外心搏骤停（OHCA）真实世界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析宝安区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实际覆盖情况，探索符合快速发展城市特点的AED配置优化策略。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连续性纳入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深圳市宝安区心搏骤停数据库登记的资料。通过计算每个OHCA事件发生地点与能够获取到的AED之间的最小距离，设定最小距离≤100 m为AED可覆盖，最小距离>100 m为AED不可覆盖，分析公共区域和非公共区域的AED覆盖情况；并分析假设对部分OHCA热点区域各配置1台AED后AED覆盖率的变化。基于目前宝安区公共区域内学校、政府、运动场所、地铁、旅游景点、公园的AED不能满足24 h可随时获取的实际情况，假设公共区域内所有AED均满足24 h可随时获取，分析可随时获取AED对AED覆盖率的影响。结果:最终共纳入525例OHCA事件，OHCA发生率在住宅小区和工业区最高，分别为54.5%（286/525）和14.3%（75/525）。深圳市宝安区现有252台AED，在AED覆盖范围内发生OHCA事件数为115例，即使基于所有AED满足24 h内可随时获取的理想状态，覆盖率也仅为21.9%（115/525）；公共区域与非公共区域AED覆盖率分别为31.6%（37/117）和19.1%（78/408），存在分布不均，非公共区域AED覆盖率偏低。假设对发生2例以上OHCA事件的住宅小区和工业区分别配置1台AED后，非公共区域AED覆盖率则由配置前的19.1%（78/408）提高至28.2%（115/408），可基本满足OHCA事件发生时能随时获取AED。目前宝安区公共区域内部分AED存在24 h不可随时获取的情况，如能达到公共区域内所有AED均满足24 h可随时获取的理想状态，则整体区域AED覆盖率可从16.8%（88/525）提升至21.9%（115/525），公共区域AED覆盖率可从29.1%（34/117）提升至31.6%（37/117），非公共区域AED覆盖率则可从13.2%（54/408）提升至19.1%（78/408）。结论:目前宝安区AED配置分布不均，非公共区域AED覆盖率偏低。针对类似深圳的快速发展城市AED的配置策略应是：在保证AED 24 h可随时获取的前提下，优先覆盖包括住宅小区和工业区在内的非公共区域；在公共区域内应满足24 h可随时获取。

明晰社会-生态因素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影响,对实现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地,剖析了黄山市2000-2020年的产水量、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旅游休闲5类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变特征及其社会-生态因子的作用强度,旨在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分异与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2000-2020年黄山市的产水量均值先增长后下降,土壤保持服务呈上升趋势,碳固存、生境质量和旅游休闲3项生态系统服务呈下降趋势;②空间分布上,产水和土壤保持服务的高值区分布在黄山山脉和南部低山丘陵处,低值区广泛分布在中部和北部;碳固存、生境质量和旅游休闲服务除黄山风景区、黔县和新安江河谷盆地的数值较低外,其余区域高值区集聚明显.5类生态系统服务冷热点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但整体有重叠性.③影响因子方面,自然因子影响力最强,经济因子和旅游因子次之.然而,经济因子和旅游因子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自然因子虽仍占主导地位,但解释作用在不断减弱.两两因子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者双因子增强的关系,即产生"1+1＞2"的效果.④驱动机制方面,旅游城镇化系统-土地系统-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相互博弈又协同发展,共同影响黄山市生态系统服务.本研究为旅游导向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积极互动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生态旅游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对城市环境问题和旅游发展方式的一种回应.基于城市生态旅游核心要义,构建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标准差椭圆和马尔科夫链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城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旅游各维度发展水平增速各异,供给和保障是影响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各维度空间格局差异显著;(2)城市生态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增速较缓;空间分布较不均衡,已初步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3)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重心呈现"西北-东南-西北"的偏移规律,向东南部集聚程度逐渐增强,水平等级转移仅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4)交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城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逐渐增强,产业结构水平和环保重视程度的促进效果不显著;两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作用力,表现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交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提高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与全面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参考.

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于提升民生福祉、环境公平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综合考虑公园绿地的主观和客观供给能力,基于公园绿地规模、网络好评度、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等数据,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测度了居民单一出行及多交通出行模式下福州市公园绿地的客观和主观可达性,得出以下结论:(1)同一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的主客观可达性差异大,客观可达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城区,而主观可达性的高值区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2)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主观和客观可达性也存在差异,步行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低于驾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的可达性,综合出行模式的可达性分布与驾车可达性分布相似,尚未形成公共交通主导的公园绿地发展模式;(3)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平衡的县域少,供需不平衡的县域多,高人口密度县域存在公园绿地供给小于需求问题,非中心城区县域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比普遍较低;(4)步行、驾车、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的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仅三坊七巷和福州市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超过70％的公园绿地属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类型.本研究不仅关注公园绿地的空间可达性,也基于人的感受对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加以测度,为可达性评价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福州市公园绿地资源配置和存量绿地的质量提升提供建议.

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地位,如何将其融合并落实到教学中?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第31题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1 原题呈现某旅游城市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后,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水体鱼明显增多,甚至曾经消失的一些水鸟(如水鸟甲)又重新出现.回答下列问题.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背景下,旅游城市生态建设是推动居民福祉持续提升的重要引擎.厘清旅游城市生态建设提升居民福祉的实现机理,以张家界市为例,利用ARMA模型检验二者关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明确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张家界市生态建设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居民福祉水平大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勺型"发展态势.(2)旅游城市积极加快生态建设有利于显著提升居民福祉,作用路径包括体现一般城市共性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建设,以及凸显旅游城市特性的旅游发展和就业增长.(3)旅游城市生态建设提升居民福祉的路径优化策略,一是统筹提高城镇化质量,健全利益共享机制;二是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保障旅游就业质量.研究有利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践指导,也为旅游城市发挥生态优势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科学依据.

为探索岩溶地区城市遗存山体(urban remnant mountains,URMs)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negative air ion concentration,NAIC)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贵阳市建成区内22座城市遗存山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样地调查法分析了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空间格局特征,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法、pearson相关性及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山体规模大小、山体斑块特征、山体平均植被覆盖度、植物物种多样性、植物群落体积生物量、地表辐射、空气温湿度、人为干扰程度、近红外辐射、短波红外辐射及城市遗存山体周边城市景观格局等因素对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规模城市遗存山体的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表现为中型山体＞小型山体＞大型山体;空气负离子浓度在城市遗存山体坡向上呈东坡面和北坡面大于西坡面和南坡面的两级格局,同一坡向的不同坡位间无明显差异.(2)空气负离子浓度与山体表面温度极显著负相关,与山体表面空气湿度极显著正相关;植物群落体积生物量对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较大,且小型山体表现最明显;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微弱,其中Margalef指数影响最大.(3)大型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与人为干扰、山体平均海拔、山体斑块形状指数及地表辐射等因素有相关性;中型城市遗存山体人为干扰、山体坡度差和山体斑块形状指数对其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明显;小型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不受山体斑块特征影响.(4)各规模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受周边环境影响空间尺度为大型山体周边300 m范围内,中小型山体周边500 m范围内;周边环境中水域相关指标对大中型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最大,城市遗存山体相关指标对小型城市遗存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最大.探究岩溶城市遗存山体内外部环境对山体表面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影响,有利于丰富喀斯特地区空气负离子研究以及为生态康养和山地旅游规划提供科学借鉴.

松江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沉积物微生物对湿地环境变化响应敏感.为了解不同干扰方式下松江湿地细菌群落多样性变化特征,运用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T-RFLP)技术,对比分析4种干扰方式(农业、工业、旅游和保护)对沉积物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片段长度为91.5 bp的T-RF普遍存在于6个湿地中,除呼兰河口(农业)湿地外,均为最优势菌;87.5 bp T-RF只存在于呼兰河口(农业)和阿什河(工业)湿地,且为呼兰河口(农业)湿地最优势菌(41.15％);93.5 bp T-RF出现在金河湾(旅游)、白鱼泡(旅游)、太阳岛(旅游)和滨江(保护)湿地.细菌多样性指数滨江(保护)湿地最高,呼兰河口(农业)湿地最低.序列比对表明这些优势菌群分别属于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冗余分析(RDA)结果表明,呼兰河口湿地(农业)细菌群落受总氮(TN)影响较大;阿什河湿地(工业)细菌群落与总碳(TC)、总磷(TP)、TC/TN和pH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太阳岛湿地(旅游)受pH和TC/TN影响较大;而金河湾(旅游)、白鱼泡(旅游)和滨江(保护)湿地细菌群落与环境因子相关性较小.本研究表明不同干扰方式下松江湿地沉积物细菌群落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可为松江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布鲁菌病是由布鲁菌引起的一种重要的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我国西北部牧区为布鲁菌病高发区.但随着国家畜牧业及旅游业的发展,来自疫区的染病牲畜的病原菌极可能经消化道、皮肤黏膜、呼吸道等途径侵入人体而引起感染或发病.当前布鲁菌病在城市的流行出现了新特点,即多发、分散的点状流行.临床症状主要是反复不规则发热、盗汗、乏力、 关节痛等[1].临床症状与普通的感冒相似,易引起临床误诊,也因此易被人们忽视,使该病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