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声是鸟类最重要的通讯方式之一,具有求偶、领域保卫和报警信息传递等作用,但鸣声作为社会信息是否影响鸟类繁殖决策的研究报道较少.本文以吉林省左家自然保护区内繁殖的大山雀(Parus minor)为研究对象,通过回放雄性大山雀的求偶鸣唱和大山雀对捕食者的报警声,检验鸣声是否影响同种个体的栖息地选择及产卵行为.结果发现,回放雄性大山雀鸣唱的样地内大山雀繁殖巢数显著增加,而回放报警声的样地内繁殖巢数和对照样地内的繁殖巢数无明显差异;回放雄性大山雀鸣唱对样地内大山雀的首枚卵产期和窝卵数无显著影响.此项研究表明,同种个体的鸣唱可作为鸟类栖息地选择的社会信息,但其繁殖适合度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爆发游泳能力是表征鱼类生存适合度的重要组分.栖息地破碎化对溪流鱼类(尤其是洄游性鱼类)的生存繁衍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也对鱼类爆发游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秦岭细鳞鲑(Brachymystax tsinlingensis)是我国珍稀特有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需要进行多次重复爆发游泳运动以穿越激流甚至堤坝阻隔,因此爆发游泳能力及其可持续性对该物种生存至关重要.相较于秦岭细鳞鲑显著的洄游性,其分布区最为常见的同域物种拉氏鱥(Phoxinus lagowskii)则趋于定居性,二者既是研究同域物种适应进化理论的优越动物模型,又是鱼类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实践中十分理想的受试目标.为探究秦岭细鳞鲑及其同域物种拉氏鱥爆发游泳能力的种间差异与种内变异,采用自制的仿生态鱼类爆发游泳能力测定装置,分别测定了不同生活史阶段两种实验鱼的绝对爆发游泳速度(Burst swimming speed,Uburst)、相对爆发游泳速度(Relative burst swimming speed,rUburst)及其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两种实验鱼Uburst、rUburst均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ICC系数＞0.75),但秦岭细鳞鲑Uburst和rUburst具有更强的恢复力;(2)总体上秦岭细鳞鲑的Uburet高于拉氏鱥,二者Uburet差异显著、不存在趋同适应;(3)生活史阶段效应对秦岭细鳞鲑和拉氏鱥Uburst、rUburst均影响显著,两物种爆发游泳能力种内变异模式相近,Uburst随发育年龄增加而增加、rUburet随发育年龄增加而减少.研究结果提示,未来鱼类游泳能力关联的鱼道设计或涉水工程评价中,应综合考虑生活史阶段效应和不同物种的生态习性及其种间差异.

为了考察摄食水平对两栖动物运动能力及其能量代谢特征的影响,选取大鲵(Andrias davidianus)幼体为实验对象,分别测定其在不同摄食水平(0、1％、4％和10％体重)下的感应流速(Induced velocity)、暴发游泳速度(Burst swimming speed)和力竭运动后过量耗氧(Excess post-exercise oxygen consumption,EPOC).研究发现:在不同摄食水平下,大鲵幼体绝对和相对感应流速(分别为20.78、21.52、23.67、21.79cm/s和2.4、2.49、2.77、2.56 bl/s)及绝对和相对暴发游泳速度(分别为32.65、32.92、35.42、33.02 cm/s和3.80、3.81、4.15、3.85 bl/s)没有显著性差异;随着摄食水平的增加,运动前代谢率[分别为66.88、82.51、95.57和106.32 mg O2/(kg·h)]和运动后代谢峰值[分别为148.21、155.08、166.93和167.63 mg O2/(kg·h)]逐步增加,4％和10％摄食水平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随着摄食水平的增加,代谢率增量[分别为81.33、72.57、71.36和61.31 mg O2/(kg·h)]、峰值比率(分别为2.26、1.89、1.76和1.58)、运动后恢复时间(分别为55.00min、49.60min、38.80min和32.10min)和过量耗氧(分别为27.48、23.68、21.42和15.36 mg O2/kg)逐步降低,4％和10％摄食水平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综上所述:大鲵幼体游泳能力相对较小且不受摄食的影响,在其野外栖息地保护和增殖放流生境流速选择等实践中应充分考虑.摄食后大鲵幼体游泳能力的维持、有氧代谢能力的增加和力竭运动后恢复时间的缩短可能有利于大鲵幼体的捕食和避敌活动,有助于适应复杂的溪流生境,进而提高其生存适合度.

化学通讯是水生动物最原始、最普遍和最主要的通讯方式之一.对捕食风险源的回避可以使猎物减少被捕食风险,但如果出现的化学信息并不代表真正的威胁,那么就会导致猎物减少觅食或求偶的机会,从而降低适合度.因此基于能量代价-生态收益的权衡可能导致动物行为决策与化学通讯模式的分化.“个性”行为(Personality)已被证实与动物的行为决定有关,然而,有关鱼类化学预警通讯与“个性”行为关联的研究至今鲜见报道.推测:“个性”行为是鱼类的化学通讯模式多样化的重要内因.采捕了广泛分布于我国淡水水域的野生高体鳑鲏(Rhodeus ocellatus)并于半自然状态下探究了:(1)实验鱼对不同化学信息(池水对照组、柠檬新奇信息组、高浓度和低浓度化学预警信息(Chemical alarm cues,CAC)组)的行为响应,(2)实验鱼在新异环境(被转入新栖息地)、新异刺激(新异物理刺激)、新异食物资源下的“个性”行为及其与化学预警响应的关联.结果 发现:(1)不同溶液化学信息对实验鱼静止时间与爆发游泳的变化以及摄食个体的比例等参数均有显著影响(P＜0.05).其中,柠檬组(未知“假风险”)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实验鱼对不同浓度CAC(已知“真风险”)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行为响应,高浓度和低浓度CAC均导致摄食个体比例下降(P＜0.05),但只有高浓度CAC导致静止时间和爆发游泳的变化增加(P＜0.05).可见,实验鱼对外源化学信息有准确高效的行为应答.(2)实验鱼静止时间比对不同溶液化学预警响应的变化与新异刺激下的活跃性显著负相关(P＜0.05),但与新异环境下的活跃性无关(P＞0.05),提示“个性”行为与化学预警响应有关但这种关联可能又有一定的环境依赖性(例如测试环境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调查了海南岛17个沿海红树林湿地春、夏、秋、冬四季的湿地鸟类.共记录水鸟74种,隶属5目12科,其中,翘鼻麻鸭(Tadorna tadorna)为海南鸟类分布新记录种.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洋浦湾的新英作为黑脸琵鹭(Platalea minor)新的越冬点被发现.全岛水鸟数量较多的地点在万宁小海、海口东寨港和乐东莺歌海,种类较多的地点在东寨港、东方四更和莺歌海.Jaccard指数分析表明,栖息地具有相似适合度的地方,水鸟种类相似性更高,人工湿地之间的水鸟相似性高,人工湿地与天然湿地之间的水鸟相似性低.海南岛沿海红树林湿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随季节变化,秋、冬季种类多、数量丰富,春、夏季的种类和数量均较少.鸻鹬类在春、冬季种类和数量占比均为最大,秋、夏季数量最多的为鹭类.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分析得出东寨港的多样性指数最高,东寨港和莺歌海的均匀度指数表现较高.研究表明,海南岛的沿海红树林湿地是很多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保护红树林是保护湿地水鸟多样性的关键.

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研究从林麝基因组和已发表的微卫星位点中筛选到7个适合林麝粪便DNA扩增的四碱基微卫星位点,建立了林麝的个体识别体系.在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条监测样线中共收集到林麝粪便46份,基于微卫星个体识别鉴定到30只个体,使用微卫星和线粒体D-Loop进行多样性评估,结果显示,7个微卫星位点的平均期望杂合度和观察杂合度分别为0.602和0.563,4个位点显著偏离哈迪-温伯格平衡,且均表现为杂合不足.线粒体D-Loop遗传多样性检测结果显示,保护区林麝单倍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分别为0.7213和0.02344,表明保护区林麝遗传多样性处于中等水平.基于个体识别、样线调查和保护区适宜栖息地计算出保护区样线内林麝的平均密度为4.39头·km-2,保护区内约有1090头林麝.本研究为保护区林麝的遗传资源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物种特征是生物对生存环境适应和响应的表现,反映了物种的生态位、适合度和生态功能.特征数据库的建立和共享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维持与丧失、物种进化与适应、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功能、物种对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响应、种内与种间关系等的基础.中国是世界哺乳动物物种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目前中国还没有包含哺乳动物形态、生活史、生态学和地理分布等物种特征的数据库.我们系统查阅了文献和各种数据资料,共收集整理出中国有分布记录的754种哺乳动物(包括近些年野外绝灭种、分布存疑种)的体重、脑容量、体长、尾长、前臂长(翼手目)、后足长、耳长、性成熟时间、妊娠期、窝崽数、年窝数、世代长度、食性、活动模式、是否特有种、濒危等级、海拔范围、栖息地类型、栖息地宽度、动物地理界、生物群系、分布型、动物地理区划和分布省份或水域等24个生态特征数据.在这些特征中,除了分布省份或水域及是否特有种外,其余特征数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数据的完整度为30％-100％.本数据库收录的哺乳动物种数为目前中国哺乳动物种数的上限,为中国哺乳动物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推进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信息共享和深度挖掘.

目前我国印太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的基础信息十分有限,2018-2020年对北部湾离岸较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离岸较远的涠洲岛水域进行了截线抽样法船只考察.应用DISTANCE估算出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273(0.133～0.561)头,数量约88头(95％CI:43～181);涠洲岛水域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100(0.048～0.210)头,数量约137头(95％CI:65～286).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分析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分布及面积.MaxEnt模型训练集和测试集AUC值分别为0.980和0.927,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果表明离岸距离和海洋深度是影响印太江豚栖息地分布的主要因子,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在北部湾东北部近岸区和海南西侧,适宜度超过0.5的栖息地面积达14 630.62 km2o 2018-2020年印太江豚适宜栖息地面积较2013年大幅度下降,0.5适宜度的栖息地面积减少了40％.参考印太江豚2个群体的平均密度和北部湾适宜栖息地面积,粗略估计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约1 463～3 994头.由此可见,北部湾水域内印太江豚密度比较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议首先进行区域性海洋环境的整体保护,重点关注鱼类资源的恢复及对人类活动尤其渔船的管控,并尽快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云豹(Neofelis nebulosa)是中国大型猫科动物中对森林生态系统依赖性最高的物种.中国作为云豹的主要分布区,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保护,在盗猎、森林采伐、土地利用变化等威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云豹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近数十年来均大幅缩减,其分布现状亟需全面评估.本研究系统检索和查阅了国内1950年以来的云豹标本、野外调查记录、地方志、新闻报道等直接证据,整理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内云豹记录存在的年代;基于2010-2020年国内55个地区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结合同期研究文献中记录的中国云豹确认分布位点,校准了已发表的云豹栖息地适合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叠加保护地和行政区划图层,根据2010-2020年间森林覆盖率的减量评估云豹栖息地适合度的变化,以识别我国的云豹关键栖息地和保护优先区.结果显示,1950-2009年,我国的云南、西藏、四川、陕西、甘肃、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共17个省级行政区有云豹分布,但其中12个迄今已超过20年无确凿记录,且目前仅在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仍有云豹记录延续.当前我国大陆地区云豹潜在栖息地总面积64,093 km2,分别位于9个连续的栖息地斑块中,其中3个为跨境斑块.2010-2020年间,我国境内共在5个自然保护区的10个样区记录到云豹,全部位于西藏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的2个跨境栖息地斑块(即"喜马拉雅-横断山脉西侧-若开山脉"和"无量山南麓-安南山脉")的边缘.2010-2020年间,这两个斑块在中国境内区域的年均森林覆盖率减量(0.84％)小于境外(1.57％).从本研究的结果推断,中国目前确认分布的云豹种群极有可能维持在跨境分布的生境中,面临内部和跨境的双重挑战.相关保护地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反盗猎执法,并开展栖息地恢复工作以提升云豹栖息地质量与斑块连通性,同时与周边分布区国家开展跨境保护合作,为现有云豹种群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基础.

集群是有蹄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和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是增加种群适合度的重要生存对策.有蹄动物集群机制的研究集中在食物资源和捕食者风险等因素,就栖息地景观特征对集群影响的研究开展较少.本研究以陕西桑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秦岭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bedfordi)种群为对象,通过布设红外相机采集羚牛群的空间位置、年龄结构等信息并统计羚牛群个体数量,开展羚牛集群与坡度、海拔等地形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探讨影响羚牛集群机制的主要地形因子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坡度因子与集群大小显著相关(r=0.336,P=0.006),而羚牛集群大小与海拔、坡向因子之间均不相关.(2)坡度对7只及以下和7只以上的羚牛群的影响差异显著(P=0.015).(3)7只及以下的羚牛群为以成体羚牛为主的混合群,雄性个体占比较高,喜选择坡度较小的环境(12.42°±0.21°),该区域物种间竞争大、植被组成相对丰富.7只以上的羚牛群为幼体比例较大的家群,雌性个体占比较高,喜选择坡度值较大的环境(22.02°±0.95°),所在区域种间竞争相对较小、植被组成相对简单.研究表明,坡度是影响秦岭羚牛集群规模、类型和结构的主要景观因子,不同规模集群所选择的空间环境和种间竞争压力也差异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