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蔡氏套管器在胃肠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前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胃癌，或术前钡灌肠造影提示乙状结肠冗长或横结肠冗长；（2）具备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3）体质指数<30 kg/m 2（经肛门手术）和35 kg/m 2（经阴道手术）；（4）女性患者经阴道取标本者无阴道狭窄或粘连；（5）结肠冗长症患者年龄为18~70岁，具有顽固性便秘病史且病程10年以上者。排除标准：（1）合并肠穿孔、梗阻的结直肠癌，或合并胃穿孔、胃出血、幽门梗阻的胃癌；（2）合并肺、骨远处转移或无法同期切除的肝转移；（3）有腹部大手术史或存在肠粘连；（4）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按照上述标准，2014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应用蔡氏套管器行NOSES手术共治疗209例胃肠肿瘤和25例结肠冗长症患者，其中中低位直肠癌14例，行外翻拖出式NOSES直肠癌根治术；左结直肠癌171例，行NOSES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右结肠癌12例，行NOSES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胃癌12例，行NOSES系统性胃系膜切除术；结肠冗长症25例，行NOSES结肠次全切除术。均采用自制免辅助切口肛门套管器——蔡氏套管器（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410168748.2）取标本。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234例患者中，男性116例，女性118例；年龄（56.6±10.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施行NOSES手术，无中转开腹者，无手术相关死亡者。术后环周切缘阴性率为98.8%（169/171），仅2 例阳性，均为左结直肠癌组患者。术后37例（15.8%）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出现吻合口漏11例（4.7%），吻合口出血3例（1.3%），腹腔内出血2例（0.9%），腹腔感染4例（1.7%），肺部感染8例（3.4%）。术后再手术7例（3.0%），均为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术后30 d内总再入院率为0.9%（2/234）。随访（18.3±3.6）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7%。209例胃肠肿瘤患者有5例（2.4%）局部复发，均为吻合口复发；16例（7.7%）远处转移，其中肝转移8例，肺转移6例，骨转移2例。结论:蔡氏套管器辅助的NOSES手术在胃肠道肿瘤根治术及结肠冗长症行结肠次全切除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探讨早期结直肠癌经内镜非治愈性切除术后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的相关风险因素，预测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的风险。方法:收集2009—2019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因早期结直肠癌行内镜下治疗且内镜切除术后病理提示为非治愈性切除并追加外科根治手术的81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各临床病理特征与内镜切除术后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风险的关系，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全组81例患者中，外科根治术后病理提示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阳性17例(21.0%)，阴性64例(79.0%)。17例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中，3例仅有癌残留(其中2例垂直切缘阳性)，11例仅有淋巴结转移，3例同时有癌残留及淋巴结转移。病变位置、低分化癌、黏膜下层浸润深度≥2 000 μm、静脉侵犯与内镜非治愈性切除术后发生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有关(均 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低分化癌( OR＝5.513，95% CI：1.423~21.352， P＝0.013)是早期结直肠癌经内镜非治愈性切除术后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对于经内镜非治愈性切除术后的早期结直肠癌，术后黏膜病理合并有低分化癌、黏膜下层浸润深度≥2 000 μm、静脉侵犯以及病变位于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及盲肠时，与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相关，低分化癌是早期结直肠癌经内镜非治愈性切除术后发生癌残留或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建议经内镜治疗后追加外科根治手术。

腹腔镜横结肠癌根治术难度较大，具有手术区域大、步骤多、临床解剖变异多等特点，需遵循系膜完整切除的清扫原则。4K腹腔镜画面高清，术中可有效辅助对血管的识别保护和离断，判断筋膜间隙，以肠系膜上静脉为指引，中间入路进入Toldt筋膜间隙，完成左、右横结肠及其系膜下区彻底游离清扫和结肠上区、肝曲及脾曲游离。笔者总结实践经验，探讨4K腹腔镜横结肠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范围，分享手术经验。

患者男，51岁，2011年因“降结肠恶性肿瘤”于外院行“根治性左半结肠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左半结肠）中分化腺癌，癌组织侵及浆膜外脂肪组织，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8），术后行8个周期的XELOX方案辅助化疗，规律复查3年无复发转移。2022年2月因“间断上腹胀5个月余”就诊。查体：腹平，左上腹可触及1个约4cm×4 cm大小肿物，质硬，活动度可，压痛（+）。家族史：父亲死于结肠癌，妹妹患结肠癌仍健在。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升结肠近肝曲处及小肠处肿物，肠腔狭窄，周围多发肿大淋巴结，考虑结肠癌并周围淋巴结转移、小肠肿物（图1）。电子结肠镜检查示：横结肠可见1个不规则肿物突出管腔，表面充血、溃烂，触之易出血，环周，管腔狭窄，镜身无法通过（图2）。病理检查：（结肠）中分化腺癌。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75 g/L。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小肠肿物、贫血。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回盲部有1个6 cm×5 cm大小肿物，周围淋巴结可触及肿大；距屈氏韧带30 cm空肠处有1个8 cm×6 cm大小肿物，大网膜包裹粘连，活动度可，遂行根治性右半结肠切除术、小肠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右半结肠）中分化黏液腺癌，部分为管状腺癌，癌组织侵及肠壁肌层达周围，未侵及浆膜，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13）；（小肠）中分化管状腺癌，癌组织侵及肠壁全层达周围，未侵及浆膜，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10）（图3）。免疫组化检查示：（右半结肠）CD56（-）、Syn（-）；（小肠）CKp（+）、CD56（-）、Syn（-）、TP53（野生型）、MSH2（-）、MSH6（-）、MLH1（-）、PMS2（-）。基因检测：KRAS基因突变，未检测到MSH2、MSH6、MLH1、PMS2基因突变。

目的:探讨内镜下钕铁硼磁环预标记结直肠肿瘤病灶辅助腹腔镜定位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1月—2021年10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拟行腹腔镜根治术的结直肠肿瘤患者51例。术前1 d在内镜下给予结直肠肿瘤病灶钕铁硼磁环预标记。腹腔镜根治术中将另外1枚钕铁硼磁环经腹腔镜套管送入腹腔，与之前的磁环隔着肠壁相互吸引聚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病灶的定位。记录患者基本资料、术前内镜下预标记情况和腹腔镜手术情况。结果:51例患者均经内镜将钕铁硼磁环顺利置于结直肠肿瘤病灶处并成功固定，其中按病变部位分为横结肠15例、降结肠12例、乙状结肠19例、直肠上段5例；按病变性质分为结肠癌21例、息肉癌变25例、侧向发育型肿瘤部分癌变5例。51例患者中有内镜黏膜切除术切缘阳性5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切缘阳性1例。所有病变于术中精准定位。术前标记用时（4.1±1.2）min（3~6 min），术中定位用时（1.5±1.1）min（0.9~5.3 min），标记及定位磁环均经腹腔镜取出体外。肿瘤病灶距近端、远端肠段切缘平均距离分别为5.5 cm、6.3 cm。无结肠黏膜损伤、出血、肠穿孔、局部炎症反应等并发症发生。结论:内镜下钕铁硼磁环预标记结直肠肿瘤病灶辅助腹腔镜定位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精准、安全等优点，且术中无需额外设备、器械，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目的:探讨经自然腔道取标本（NOSES）的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经肠镜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或虽为良性肿物但无法局部切除或经肛切除者；（3）预期能达到R 0切除；（4）术前评估肿瘤长径≤5 cm，或虽肿瘤长径>5 cm但与肠管长轴平行，预计标本能够从肛门拖出。排除合并肠梗阻、穿孔、出血或远处转移者以及存在腹腔镜手术禁忌证或既往有腹部大手术或粘连病史者。回顾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胃肠外科行NOSES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的162例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患者94例，女性患者68例，年龄（57±13）岁，体质指数为（23.5±3.2）kg/m 2，肿瘤下缘距离肛缘距离为（8.2±2.9）cm。采用5孔法放置机器人Trocar，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左结肠动脉常规予以保留。经肛门置入腔镜无菌套，套内将切除标本经肛门拖出。观察手术安全性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等）和肿瘤根治性指标（淋巴结检出数、转移阳性淋巴结数以及阳性切缘情况等）。 结果:162例患者均完成机器人NOSES，无中转开腹病例。手术时间为（188.7±79.8）min，术中出血量为（47.1±33.2）ml。肿瘤长径为（3.4±1.5）cm，最大为12 cm。按照手术方式统计，154例患者行TME术，1例患者为TME并肝转移瘤切除，1例TME并横结肠部分切除，2例TME并卵巢切除，2例TME并子宫切除，1例因左肾血管平滑肌瘤行TME并左肾部分切除，1例因术中左侧输尿管损伤行TME并左侧输尿管修补。所有患者均经直肠取出标本。行预防性回肠双腔造口率为6.8%（11/162）。淋巴结检出（14.9±5.1）枚。术后病理检查显示，156例为腺癌，其中Tis期1.3%（2/156）、T 1期9.0%（14/156）、T 2期26.3%（41/156）、T 3期35.9%（56/156）、T 4期27.6%（43/156）。34.6%（54/156）的腺癌患者有淋巴结转移，1例同时性肝转移。所有病例环周切缘（包括上下切缘）均为阴性。术后患者的进食时间为（4.2±4.1）d，术后住院天数为（11.4±7.7）d。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2.3%（20/162），吻合口漏发生率4.9%（8/162）。4例（2.5%）因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后90 d内，无肛门功能异常及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NOSES治疗直肠肿瘤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目的:探讨宫颈癌放疗后复杂型放射性肠瘘的类型、手术治疗方式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2020年1月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26例宫颈癌放疗后复杂型放射性肠瘘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适宜的治疗方法。结果:26例患者中11例为直肠合并阴道瘘，1例为乙状结肠合并膀胱瘘，5例为直肠同时合并阴道及膀胱瘘，7例单纯性低位直肠瘘合并周围顽固性感染，2例宫颈癌根治术后辅助性放疗后回肠合并阴道残端瘘。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9例行全盆腔或后盆腔切除术，6例行病变直肠或乙状结肠切除、膀胱或阴道修补术，7例行Hartmann术，1例行病变小肠切除吻合、阴道修补术，3例行单纯性横结肠造瘘或近端回肠造瘘术。术后患者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所有患者的肠瘘症状均消失，其中23例患者的会阴部疼痛明显缓解。术后1年内2例患者出现回肠相关瘘的症状，无1例肠瘘相关的死亡。结论:宫颈癌放疗后复杂型放射性肠瘘以直肠乙状结肠相关性肠瘘为主，手术治疗的关键为切除病变的肠管及清除盆腔感染灶。

目的:探讨老年人肠系膜下动脉（IMA）的影像学特点。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因普通外科疾病择期行IM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的≥65岁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共纳入64例患者，男性42例，女性22例，年龄（70.9±5.1）岁（范围：60~88岁），观察IMA起始位置、直径、主干长度和分型，IMA根部水平肠系膜下静脉（IMV）与左结肠动脉（LCA）距离，以及IMA供应左侧结肠的范围。结果:64例患者中，10例存在IMA狭窄，2例存在IMA闭塞。IMA直径为（3.2±0.5）mm（范围：2.6~4.4 mm），IMA主干长度为（3.8±1.0）cm（范围：1.1~7.0 mm）。分型Ⅰ型占40.6%（26/64），Ⅱ型占37.5%（24/64），Ⅲ型占18.8%（12/64），Ⅳ型占3.1%（2/64）。IMA根部水平IMV邻近LCA者占90.6%（58/64），远离LCA者占9.4%（6/64）。IMA供应范围达横结肠者占78.1%（50/64），供应至结肠脾曲者占17.2%（11/64），供应降结肠者占4.7%（3/64）。结论:通过IMA造影等方法了解IMA特点、分型、血供范围及走行关系，可协助判断腹腔镜左侧结直肠癌根治术中血管的结扎位置，减少术后吻合口缺血等的发生。

目的:探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后容易漏诊、误诊的肠梗阻类型及处理方法。方法:收集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21例宫颈癌放疗后肠梗阻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术前患者的放疗剂量、梗阻症状、手术方法及效果，根据治疗效果分析梗阻类型及处理对策。结果:21例患者均为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后出现肠梗阻，初次判断均为直肠梗阻。首次均行横结肠双腔造口术，15例患者成功解除梗阻症状，而6例患者未能解除梗阻症状，遂行二次手术探查。6例患者中，4例为直肠梗阻合并回肠中、末段梗阻，行回肠双腔造口术；另2例为单纯性回肠末段梗阻，行回肠横结肠侧侧吻合＋部分肠管旷置术。二次手术后均顺利解除梗阻症状。结论: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后发生的肠梗阻中，直肠梗阻占多数，但存在回肠中、末段部位梗阻的可能性，手术前应完善检查，避免漏诊、误诊，根据梗阻部位采取相应的手术方式。

患者女，22岁，2004年9月主诉“便血1年半”诊断为直肠癌，行直肠癌前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直肠）溃疡型中-低分化腺癌，大小约8.0 cm×6.0 cm×0.8 cm，侵犯肠壁全层，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转移癌（3/22）。免疫组化检查示：P53（-）、P120（++）、Her-1（++）、Her-2（++）、Ki-67（-）、TopⅡα（-）。术后行5周期FOLFOX方案化疗，随访5年无复发。外祖母40岁因“癌症”死亡。2004年3月患者母亲诊断为结肠癌，时年48岁，1年后死亡。2019年8月患者行肠镜检查显示升结肠起始段、回盲瓣、盲肠可见隆起型肿块，占4/5周径，病理诊断为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PET-CT检查提示：升结肠恶性肿瘤伴外侵，FDG病灶区高代谢伴肠周淋巴结转移。根据其15年前直肠癌病史及家族史，术前诊断为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行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提示肿瘤大小10.0 cm×9.0 cm×2.8 cm，中-低分化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50%），浸润至浆膜下层，脉管内可见癌栓（图1）。免疫组化检查提示：CK20（+）、CK79（-）、EGFR（+）、Ki-67（70%+）、MLH1（蛋白表达缺失）、PMS2（蛋白表达缺失）、MSH2（蛋白表达）、MSH6（蛋白表达）。EBV原位杂交：EBER（-）。肠旁淋巴结2/30。检出KRAS基因2号外显子突变，NRAS、PIK3CA、BRAF基因未检出突变。基因检测：PD-L1阴性。肿瘤突变负荷（Muts/Mb）71.51，低于12%的升结肠癌患者。微卫星检测微卫星不稳定（MSI-H）。根据结肠癌家族史、肿瘤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及基因检查MLH1生殖系突变确诊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术后未行其他治疗。2021年8月因月经量增多1年，行妇科超声示：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实质性占位，子宫后方液性混浊占位。盆腔增强MRI和PET-CT均提示右侧输卵管结节，宫腔内膜及宫颈管内膜异常信号，FDG摄取明显增高，恶性肿瘤的可能（图2A）。行宫腔镜检查，宫腔镜下分段诊刮，子宫颈活检，病理检查提示（宫腔占位、宫颈管占位）子宫内膜样癌Ⅰ级，伴黏液分化，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癌，同时临床诊断为右侧卵巢癌。2021年9月24日行PD-1抑制剂治疗，方案为Keytruda 2.5 mg/kg，3周1次。经3周期免疫治疗后，2022年1月11日复查MRI提示子宫内膜未见增厚、信号未见异常，PET-CT检查示未见明确FDG代谢异常病灶，考虑免疫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图2B）。经6周期免疫治疗后复查宫腔镜：子宫内膜未见病变，内膜活检呈分泌期改变，目前继续用PD-1抑制剂维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