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武汉城市圈医疗机构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工作开展情况.方法:设计网络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医疗机构开展TDM工作的基本情况、人员、仪器、方法、监测种类与样本量、制度、科学研究和观点看法等,调查对象为武汉药学会治疗药物监测专委会的48家委员单位,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共纳入46份有效问卷,其中41家医院开展TDM工作:30家自行开展,11家委托第三方.自行开展单位TDM岗位人数中位数为3人,人员专业以药学、学历以硕士、职称以中级为主,约1/3单位的TDM从业人员无相关资质证明.TDM方法以免疫法居多,HPLC及LC-MS法日渐普及,但剂量调整软件和群体药动学模型涉及较少.41家单位可开展TDM的项目种类共计74种,中位数为6项;精神类药物、免疫抑制剂、抗生素、甲氨蝶呤和地高辛等TDM证据充分药物的开展单位较多,年样本量较大;不同单位在开展TDM项目种类和2021年检测样本量方面差异较大;部分专科医院开展TDM具有病种优势.超半数单位建立了TDM工作制度(70.7％)和项目审批制度(61.0％);66.7％单位的项目室内质控覆盖率达100％,但仍有2家单位未开展室内质控;56.7％单位未参加室间质评.除提供检测数值外,超半数单位还提供解读报告(70.7％)、参与剂量调整(53.6％)和开展TDM科普宣传(53.6％),仅有26.8％的单位鼓励实验室自建方法用于TDM.不同医疗机构在开展TDM相关临床试验、获得基金课题和发表论文等方面差异较大,大多数单位的TDM相关科研处于起步阶段.与医生开展TDM研究、得到行政部门的财政、政策支持及分析结果和解读报告的及时性被认为是有助于建立成功TDM项目的三大因素;费用报销、医生对TDM的接受度低及TDM操作障碍被认为是影响TDM项目成功的三大障碍.结论:该调查获得了武汉城市圈医疗机构开展TDM工作的多维度现状,在TDM人员资质与岗位培训、个体化方案制定、质量控制、科学研究及管理等方面存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为后续TDM工作的提升提供了努力方向.

面向"绿色城市圈"发展理念,构建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传统研究采用的多指标叠加分析丢失了各因子蕴含的原始信息,仅可以识别同质化生态源地.将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模型(SOM)融入"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组合划分生态功能区→识别多类型生态源地;综合自然因素与人类影响修正生态阻力面,并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构建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主要结论如下:武汉城市圈存在两类典型"高重要-低敏感—高连通"的生态源地,包括 9756km2 的粮食供给区(孝感市、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和 6791km2 的固碳释氧区(黄冈市东北和咸宁市东南),应作为生态安全核心区;低连通粮产源地分布于武汉市近郊与鄂州市,低连通碳汇源地分布在黄石市东南,宜作为生态保护功能区;共识别 39 条生态廊道,按照两端源地属性可划分为粮产连通轴、碳汇连通轴和跨类连通轴;综合构建了"一环、三翼、多联通"的武汉城市圈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该格局有机融入了生态功能区划理念,有助于城市圈"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保护与修复策略.

基于2005-2015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过程,采用专家打分法对“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进行修订,定量测算生态服务价值(ESV,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并比较不同功能与服务,分析武汉城市圈ESV的时空演变特征,以生态服务估算价值为基础构造了经济、景观与ESV三者之间的双对数空间回归计量模型;挖掘ESV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基础.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间,武汉城市圈ESV逐年减少,2005年为176.175亿元,2010年为169.296亿元,2015年为153.717亿元;ESV在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地区空间差异,呈现以武汉市区为圆心的由外向内环层递减结构;从不同功能价值和单项服务来看,区域生态功能的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供给服务,其中食物生产又是最为主要的单项服务功能,且在历年价值逐渐减少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变化;驱动力影响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与单项服务价值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景观AI(Agglomeration Index)聚集度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农业总产值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景观格局的改变影响着生态系统的格局特征与生态过程,社会经济发展与景观演变一起共同影响与作用于生态服务功能并表征于货币经济核算价值的相对正负变化,为开展区域生态功能保护与补偿、促进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的典型生态敏感区和重点开发区,科学评价其生态承载力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特征出发,选择状态空间法从社会经济协调力、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3个维度构建了城市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深入分析了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W”型走势,社会经济协调力维度呈波动下降的趋势,而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生态弹性力维度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②从空间格局来看,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异质性,环洞庭湖地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形成两大高值集聚区,而在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形成两大低值集聚区;③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效率、资源供给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等要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影响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

为了明确湖北省植被长势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利用Landsat影像提取2005年、2010年以及2015年湖北省景观类型信息,分析近10年来景观时空变化特征;基于2005-2015年夏季MODIS/NDVI数据,采用一元线性回归、Theil-Sen median趋势、Mann-Kendall检验等分析方法对NDVI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显著性进行探讨;采用最小二乘法对NDVI与气候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使用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探讨NDVI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研究区景观类型变化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耕地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主要转变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多,主要由耕地和林地转变而来,集中在武汉、荆州、襄阳城市圈;研究区NDVI值整体上表现为西高东低,以林地为主的十堰、恩施等地区NDVI值较高,以建设用地为主的武汉、襄阳、荆州等地区NDVI值较低;整体上NDVI变化呈轻微改善趋势,局部地区下降明显,鄂西北、鄂西南等地区NDVI稍有上升,武汉城市圈植被呈退化趋势;NDVI与降水量、气温的相关性均较弱,气候因子不是该区NDVI变化的主导因子;NDVI与夜间灯光亮度值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达-0.8030,整体上人类经济活动与NDVI呈负相关关系,且有着分区性的特点,在武汉、襄阳等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地区人类经济活动对NDVI起抑制作用,而在恩施、十堰等林地为主的地区人类活动对NDVI起促进作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影响研究区景观格局和植被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城镇化扩张是湖北省植被变化的主要原因.

生态用地对城市圈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32个研究单元生态用地为对象,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索性回归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首先利用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对2000-2005、2005-2010和2010-2015年各个单元生态用地的时空演变进行统计,然后利用公司企业、生活服务等点位及数量大数据完善传统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进行探索性回归分析,精选最优回归模型,最后基于GWR模型对不同时期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异规律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2000-2015年,城市圈内生态用地非生态转化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规律,空间上呈现由点到面的扩张趋势;城市圈内共有8.4％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转化,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和未利用地向非生态用地转型量占41.9％;空间格局由武汉中心城区逐渐向市级次中心、县级城镇周边扩展.探索性回归分析3期的通过模型数为326个,对所有模型进行GWR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比较分析,3期最优模型的调整R2分别为0.83、0.91和0.76,前者较后者提高了0.02、0.03和0.02,AICc值分别减小2.88、3.42和0.83.GWR模型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内生态用地转化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明显,影响模式在空间上以不同方向的逐渐过渡为主,兼有“V”形分布等其他模式.空间因素影响效果显著,空间数据潜在信息增强了城市圈内生态用地演化的解释力度.

自然资源的分配公平与配置效率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基础.本研究通过生态足迹方法,结合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评价武汉城市圈10年间生态环境演变特征和生态压力,并运用基尼系数构建生态承载系数和经济贡献系数,分析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性.结果 表明:武汉城市圈人均生态足迹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相对稳定,武汉城市圈整体处于生态赤字状态;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表明自然资本流量利用水平低且无法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对资本存量的消耗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生态需求与经济增长匹配水平在各城市间匹配较好.武汉属相对“高经济贡献、低生态承载贡献”城市,黄冈市和咸宁市属相对“高生态承载贡献、低经济贡献”城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生态足迹平衡性对城市群区域间生态补偿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采用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和基尼系数,核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并对其生态足迹空间平衡性进行分析;同时依据三维生态足迹相关理论,计算各市生态补偿金额.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生态足迹持续上升,由65.52 hm2/人增加至139.38 hm2/人,年增长率为7.52％,武汉城市圈和襄荆宜城市群对生态足迹增长的贡献最大;②生态承载力呈下降趋势,由11.25 hm2/人减小至10.73 hm2/人,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耕地和林地是提供生态承载能力的最主要因素;③生态足迹的综合基尼系数处于0.425-0.488之间,整体上处于"集聚程度较大"的区间范围,空间分布显示出不平衡性;④2000-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补偿支付区和补偿金额持续增加,各子城市群生态补偿差异大小关系为: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襄荆宜城市群.通过分析区域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提出对应补偿方案,以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建设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大.为缓解当前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存在的矛盾,政府有必要在制度层面发挥其对旅游企业的约束作用,减轻旅游环境压力,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6-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然后运用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等地学方法刻画其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最后,以广义最小二乘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影响.主要结论为:1)2006-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总体始终处于生产前沿面以下,旅游产业生态发展的集约化程度较低.从区域尺度看,三大城市群间效率存在一定差异,环鄱阳湖城市群效率最大,而武汉城市圈最小.从空间格局上看,效率重心整体向东北方向移动,"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逐渐形成;2)三大子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间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前总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对效率的增长起抑制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渐增强,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开始向积极促进方向转变;3)三大子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整体呈正向显著影响的城市数量较少,主要集聚在各子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附近.

武汉城市圈正历经城乡发展转型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生态用地受到一定挤压和切割占用,生态系统功能和景观生态格局受到一定程度的扰动,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环保发展的要求,构建以生态廊道、生态节点所组成的整体城市圈的生态网络空间体系.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方法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4个时期(1990、2000、2010和2018年)的生态网络,利用景观连通性指数和重力模型对源地和廊道进行重要性评价,并提出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管控的建议.结果 表明:(1) 1990-2018年,武汉城市圈生态源地总体上表现为逐渐减少的趋势,从16个减少为10个;从空间上看,大型源地斑块并未发生变化,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和北部,林地和水域是生态源地的主要组成景观,但细碎斑块大量减少对区域生态网络具有较大影响.(2)4个时期研究区的生态廊道分别为66条、120条、99条和45条,廊道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重要廊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和东南部,对南北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具有重要作用.(3)景观连通性南北高东西低,中部地区受人类活动干扰综合阻力大,东西部生态节点较少,物种迁移阻碍较大.(4)通过建设踏脚石、修复生态断裂点和廊道差异化保护策略以增强区域景观连通性,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网络的稳定性."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后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水平呈现优化态势,但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有待增强.研究结果为城市圈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