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清可溶性血红蛋白清道夫受体(sCD163)水平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炎症因子及气道重塑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21 年 7 月—2023 年 7 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 80 例AECOPD患者为研究组,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Ⅰ级患者 21 例,Ⅱ级患者 24 例,Ⅲ级患者19 例,Ⅳ级患者 16 例.以同期收治的 50 例非急性发作COPD患者为对照组,50 例健康体检者为健康组.比较 3 组血清sCD163 水平及不同GOLD分级的AECOPD患者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8、IL-6]及气道重塑指标[气道壁厚度(T)、气道壁面积(WA)、气道壁面积占总横截面积百分比(WA%)]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血清sCD163 水平与炎症因子及气道重塑的关系,并绘制ROC曲线分析其对AECOPD患者病情的评估价值.结果 研究血清sCD163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与健康组,且对照组高于健康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GOLD分级的增加,患者血清sCD163 水平、TNF-α、IL-8、IL-6 水平及T、WA、WA%均随之升高(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sCD163 水平与TNF-α、IL-8、IL-6 及T、WA、WA%均呈正相关(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sCD163 与上述炎症因子和气道重塑指标联合评估 AECOPD 患者病情的 AUC 为 0.891,大于各指标单独检测.结论 血清 sCD163 水平与AECOPD患者炎症因子及气道重塑关系密切,有助于评估患者病情.

背景 PI3Kδ 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采用传统治疗方案预防感染的疗效欠佳,近年来雷帕霉素被用于PIK3CD基因突变所致的APDS1 患儿的临床治疗.目的 探讨雷帕霉素治疗APDS1 的疗效和安全性.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2017 年6 月至2023 年6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经基因检测确诊为APDS1 且口服雷帕霉素治疗的连续病例.国内儿童雷帕霉素治疗APDS引起的非肿瘤性淋巴细胞增生,仍属于超说明书用药,用药前家长均充分了解用药风险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雷帕霉素口服剂量为 1 mg·m-2·d-1.主要结局指标 ①12 个月内发生肺炎的次数;②B超评估肝、脾、淋巴结肿大情况.结果 4 例使用雷帕霉素治疗的 APDS1 患儿中,男 3 例、女 1 例,发病年龄为(35.5±17.9)月龄,确诊年龄(56.5±35.0)月龄;全外显子组测序均显示PIK3CD基因c.3061G＞A(p.E1021K)新发杂合突变;均因"反复咳嗽"就诊,均有肝、脾、淋巴结肿大;均有肺炎,反复腮腺炎 2 例,伴特异性皮炎、炎症性肠病和韦格纳肉芽肿病各1 例,生长迟缓 2 例;4 例均行支气管镜检查,3 例有支气管内膜鹅卵石样凸起;均有CD19+B细胞比例下降、CD4+/CD8+倒置,3 例 IgM升高,1 例 IgG下降.在雷帕霉素治疗前均予IVIG、抗感染、糖皮质激素等治疗,治疗后仍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肝脾肿大,且 3 例出现PLT减少,2 例出现贫血.4 例患儿确诊后 1～44 个月起口服雷帕霉素,疗程 12～58 个月.雷帕霉素治疗后 12 个月肺炎年均次数由 5.3 次降至 1.0 次,肝、脾和浅表淋巴结肿大均明显改善,Hb和PLT均恢复至正常水平,但免疫学指标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期间未发现雷帕霉素相关不良反应,无发生肿瘤及死亡病例.结论 雷帕霉素对APSD1 有一定疗效且相对安全.

支气管哮喘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以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塑为特征的一种异质性疾病。目前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机体对变应原的免疫耐受缺陷是导致哮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型调节性T细胞(type 1 T regulatory cells，Tr1)可以诱导免疫耐受，是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疗法(allergen specific immunotherapy，AIT)的理论基础之一。促进Tr1细胞分化成功建立机体免疫耐受状态或许是支气管哮喘防治的关键。文章对支气管哮喘中Tr1细胞诱导免疫耐受的机制以及AIT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对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后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行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行益生菌治疗设为试验组，围手术期行常规治疗设为对照组。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2）术中情况。（3）随访和术后情况。（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采用电话和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术后并发症和辅助化疗启动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0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广义估计方程。 结果:（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80例，男51例，女29例；年龄为64（42~80）岁。80例患者中，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0例。（2）术中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施行胃癌根治术。试验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TNM分期（0期、Ⅰ期、Ⅱ期、Ⅲ期），手术方式（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胃癌根治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消化道重建方式（Billroth Ⅱ吻合、Roux-en-Y吻合）分别为2、7、15、13例，19、21例，205（180~240）min，50（30~60）mL，6、34例；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4、6、12、16例，23、17例，218（190~251）min，50（43~60）mL，11、2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U=683.00， χ2 =0.80， U=668.00、681.00， χ2 =1.87， P>0.05）。（3）随访和术后情况：8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1个月随访。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分别为6例和15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3， P<0.05）。试验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固体食物耐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化疗启动时间分别为3（3~6）剂、53（49~66）h、72（62~82）h、（72±18）h、6.0（5.5~7.0）d、26.0（25.0~28.0）d；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6（3~10）剂、66（60~88）h、94（82~112）h、（107±23）h、7.0（6.4~8.3）d、30.0（28.0~33.0）d；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471.50、432.00、343.50， t=-7.62， U=411.50、319.50， P<0.05）。（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①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白细胞计数分别为（5.6±1.4）×10 9/L、（9.9±3.2）×10 9/L、（7.7±2.6）×10 9/L、（6.8±1.8）×10 9/L；对照组分别为（6.1±1.9）×10 9/L、（12.3±2.9）×10 9/L、（9.7±3.6）×10 9/L、（7.8±2.7）×10 9/L，满足球形检验（ χ2 =4.17， P>0.05），采用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06.61、10.45、4.56， P<0.05）。②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分别为55%±10%、76%±11%、73%±9%、69%±9%；对照组分别为56%±9%、84%±5%、79%±8%、74%±9%，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16.63，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92.42、11.46、5.55， P<0.05）。③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C-反应蛋白分别为1.35（1.15~1.97）mg/L、14.94（8.24~21.22）mg/L、33.39（13.02~66.02）mg/L、18.36（8.27~60.43）mg/L；对照组分别为1.62（0.97~2.27）mg/L、24.03（10.42~36.52）mg/L、81.66（31.20~116.76）mg/L、46.84（28.30~80.26）m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145.74、9.48、9.90， P<0.05）。④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降钙素原分别为0.02（0.02~0.04）μg/L、0.08（0.06~0.12）μg/L、0.12（0.07~0.21）μg/L、0.09（0.06~0.15）μg/L；对照组分别为0.02（0.02~0.04）μg/L、0.14（0.07~0.71）μg/L、0.35（0.14~0.71）μg/L、0.24（0.10~0.48）μ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降钙素原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62.88、14.71、18.33， P<0.05）。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行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可降低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抗菌药物使用、加快胃肠道功能恢复、降低术后炎性指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可尽早行术后化疗。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一种伴随气道高反应性、可逆性气流阻塞、气道重塑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许多研究表明，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与其配体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和PD-L2之间的相互作用在T细胞激活、耐受和免疫介导的组织损伤中发挥关键作用。但PD-1与其配体PD-L1和PD-L2在哮喘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本文就PD-L1和PD-L2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潜在作用以及未来在该疾病防治中的潜在价值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硕通镜碎石术(NPUR)与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术(URSL)治疗上段输尿管结石的效果比较。方法:选择2018年10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收治的112例上段输尿管结石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6例。对照组患者行NPUR，而观察组患者行URSL。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结石清除率、尿液α1微球蛋白和血清胱抑素C及并发症等，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术后发生SIR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尿液α1微球蛋白和血清胱抑素C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IRS与体重指数、术前使用免疫抑制剂、中段尿培养阳性、因结石发热、术中尿液浑浊及术前尿白细胞计数等参数有相关性( P<0.05)；术前因结石发热( OR＝2.028, 95% CI：1.081~3.804)和术前尿白细胞计数( OR＝1.505, 95% CI：1.194~1.897)是患者发生SIRS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NPUR、URSL在治疗上段输尿管结石方面疗效相似，术前因结石发热和术前尿白细胞计数是发生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可据此针对性预防，提高患者预后。

变应性鼻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外泌体是由膜包绕的纳米级囊泡，其可通过旁分泌等途径在细胞间传递信息并调节受体细胞功能，还可参与变应性鼻炎的炎症反应，诱导炎症细胞的迁移。本文拟从外泌体的结构和功能入手，阐述其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期待为探寻变应性鼻炎的诊断及治疗提供支持。

目的:评价健脾化痰汤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COPD稳定期肺脾两虚证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17年2月－2018年2月符合本院入选标准的102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51例。对照组采用西药常规疗法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健脾化痰汤。2组均连续治疗3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后从咳嗽、咳痰、胸闷、喘息、乏力、大便异常、纳食异常7个方面进行中医症状评分，采用肺功能仪检测FEV1、FVC，计算FEV1/FVC比值，采用ELISA法检测痰液中TNF-α、IL-6及IL-8水平，评价临床疗效。结果:研究组总有效率为82.4%(42/51)、对照组为62.8%(32/5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23， P＝0.027)。研究组治疗后咳嗽、咳痰、胸闷、喘息、乏力、大便异常及纳食异常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8.705、6.969、9.844、9.140、15.540、11.941、5.968， P值均<0.01)。治疗后，研究组FEV1[(1.97±0.50)L比(1.58±0.43)L， t＝4.223]、FVC[(2.57±0.47)L比(2.13±0.45)L， t＝4.829]、FEV1/FVC[(76.65±4.11)比(74.18±4.33)， t＝2.955]均高于对照组( P<0.01)。研究组治疗后痰液中TNF-α、IL-6、IL-8水平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3.917、5.598、8.846， P值均<0.01)。 结论:健脾化痰汤联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明显减轻COPD稳定期肺脾两虚证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肺功能，抑制气道炎症反应，且安全性较好。

气道炎症是慢性气道疾病最重要的病理学基础，气道炎症的检测评估有助于气道疾病的诊断及精准化治疗管理。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技术是近年来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无创气道炎症检测技术，为慢性气道疾病的诊断和管理提供了简便、快捷的气道炎症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争议与不足。本文简要阐述了呼出气中一氧化氮的生物学意义和检测方法，总结了目前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及相应缺陷与不足，预期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应用经验的不断积累，该技术必将在慢性气道疾病的精准管理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支气管哮喘是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由多种细胞及细胞组分参与。2019年，全球哮喘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GINA）委员会发布的哮喘诊治指南首次提出2型炎症型哮喘的概念。GINA指南的更新演变推动了生物制剂的研发和疾病治疗，为重度哮喘患者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并改善疾病转归。本文阐述了GINA指南中2型炎症型哮喘的疾病机制及管理建议，分析了近年来2型炎症型哮喘靶向治疗的相关临床研究，以期为深入了解2型炎症型哮喘患者的3级预防管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