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结石细菌培养在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收治的1 060例行一期PCNL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614例，女446例。年龄(52.4±12.2)岁。结石负荷(1 499.6±1 435.3)mm 2。收集清洁中段尿及术中结石标本用于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记录患者膀胱中段尿和结石的细菌培养结果、药敏试验结果、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应用情况以及术后感染发生情况，分析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与阴性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1 060例，膀胱中段尿培养出22种细菌，结石培养出52种细菌。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于中段尿[31.8%(337/1 060)与20.9%(222/1 060)， P<0.001]。中段尿和结石中最常见的细菌均为大肠埃希菌，但大肠埃希菌阳性率中段尿高于结石[52.3%(116/222)与43.6%(147/337)， P<0.05]。中段尿和结石来源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耐药率均高于40%，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等药物耐药率均低于10%，两者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出现发热111例(10.5%)，尿源性脓毒血症22例(2.1%)。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率均高于结石细菌培养阴性患者[23.7%(80/337)与4.3%(31/723)；4.2%(14/337)与1.1%(8/723)， P均<0.05]。术前膀胱中段尿细菌培养阴性患者中，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的术后发热率高于阴性者[17.9%(30/168)与4.2%(28/670)， P<0.05]。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中，术后抗菌药物与结石药敏试验结果一致者的术后发热率低于与结石药敏试验不符者[17.5%(22/126)与27.5%(58/211)， P<0.05]。 结论: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细菌菌谱复杂，多重耐药比例高。即使术前中段尿细菌培养为阴性，结石细菌培养阳性仍是PCNL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结石细菌培养结果在PCNL术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的:了解儿童鼠伤寒沙门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型)、临床特征及耐药特性，为儿童鼠伤寒沙门菌感染诊治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1月至2020年10月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经粪便或血培养确诊鼠伤寒患儿的临床信息，并对样本中分离的鼠伤寒沙门菌进行MLST分型及药敏试验。使用 Kruskal- Wallis检验、 χ2检验、 Fisher′ s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96例患儿分离出鼠伤寒沙门菌，有效病例93例。其中92例来自粪便培养，1例来自血培养；男53例(56.99%)，女40例(43.01%)；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12.0(8.5，22.0)月龄，7月至10月是发病高峰。按MLST分型将患儿分为ST34型(58例)、ST19型(22例)及其他型(13例)。不同MLST分型鼠伤寒沙门菌感染后引起呼吸道症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657， P<0.001)，ST34型鼠伤寒沙门菌肠炎者更常伴有呼吸道症状( Cramer V＝0.421， P<0.001)。药敏试验：不同MLST分型对氨苄西林( χ2＝8.774， P＝0.033)、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χ2＝6.713， P＝0.022)、环丙沙星( χ2＝20.780， P<0.001)、磺胺甲 唑( χ2＝15.364， P＝0.001)、氨苄西林舒巴坦( χ2＝17.626， P＝0.001)及左氧氟沙星( χ2＝25.648， P<0.001)的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头孢曲松( χ2＝1.027， P＝0.621)、头孢他啶( χ2＝7.637， P＝0.059)、头孢吡肟( χ2＝6.099， P＝0.116)及头孢哌酮舒巴坦( χ2＝2.405， P＝0.649)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菌株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敏感。 结论:婴幼儿是儿童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主要人群，7月至10月是发病高峰，鼠伤寒沙门菌MLST分型以ST34型为主且更常伴有呼吸道症状；应参照药物敏感性选择抗生素，无药敏试验结果可经验性选择三代头孢菌素。

患者，男，41岁，因左眼视物不清2年伴耳鸣1个月余，于2021年4月19日至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8；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5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右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3 mm，直接对光反射灵敏，余眼前节及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双眼视野检查示可见生理盲点，全视野范围内各部位光敏感度正常。请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头颅CT检查后诊断为头颈部腺样囊性癌，行肿瘤次全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6个月，患者因左眼视物不清伴分泌物增多及左耳胀痛2周，再次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指数20 cm；眼压19 mmHg，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溃疡，荧光素钠染色阳性，前房可见积脓，眼后段结构窥不清(图1)。激光扫描角膜共焦显微镜示病灶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结膜囊分泌物培养未见细菌及真菌生长。角膜知觉检查显示左眼角膜知觉反射迟钝。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左中耳炎。临床诊断为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氧氟沙星眼膏(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1次/2 h点眼，头孢曲松钠3.0g 1次/d静脉滴注。治疗5 d后，患者眼部及耳部症状明显减轻，左眼角膜溃疡范围缩小至3 mm×3 mm(图3A、B)，前房积脓消失。停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1次/2 h点眼并佩戴角膜绷带镜。持续治疗5 d后检查发现左眼角膜上皮缺损持续不愈，予利多卡因联合罗哌卡因1：1约0.2 ml球结膜下浸润麻醉后行左眼角膜羊膜覆盖术。术中将羊膜覆盖全角膜，于角膜缘进行间断缝合。术后1 d，羊膜贴敷紧密，角膜缘无渗出及分泌物(图4A)。术后1周羊膜贴敷紧密、无溶解，拆除缝线(图4B)。术后2周羊膜仍覆盖角膜，未见溶解迹象(图4C)。术后1个月检查发现溃疡病灶愈合并呈片状云翳，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缘上方可见一新发1.5 mm×1.5 mm角膜溃疡灶，前房下方积脓(图4D)；压迫泪囊区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自下泪小点溢出，泪囊区皮肤无红肿和压痛；结膜囊分泌物培养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综合诊断为左眼泪囊炎、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全身头孢曲松钠3.0 g 1次/d静脉滴注，局部氧氟沙星眼膏、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1次/2 h点眼抗感染治疗，治疗5 d后行左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随访1年角膜溃疡已形成角膜云翳(图5)，泪道冲洗通畅。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肺炎、呼吸衰竭、痰细菌培养提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接受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1次/12 h）联合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治疗第4天，患者突发血压下降，脉搏测不出，心电监护提示心室颤动（室颤）。给予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恢复窦性心律。次日再发3次室颤，急查电解质结果均正常，心电图检查示QT间期正常，停用环丙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治疗，未再发生室颤。26 d后，患者肺炎加重，痰细菌培养回报仍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敏感，对左氧氟沙星中度敏感。遂给予美罗培南（剂量用法同前）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第5天，患者再次发生室颤，经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心律恢复正常。停用左氧氟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患者未再出现室颤。考虑患者的室颤可能与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有关。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目的:分析尿路结石合并感染患儿的尿病原微生物及药敏试验，探讨小儿尿路结石发病与尿路感染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儿保门诊就诊的100例正常小儿(<14岁)的尿液样本为对照组，选取泌尿中心住院治疗的100例尿路结石患儿的尿液样本为病例组，均行尿液常规检查及其耐药情况检测，分析患儿尿液中的细菌分布情况。结果:病例组的男性所占比例、尿常规、尿细菌培养、血常规血清白细胞、C反应蛋白(CRP)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尿常规、细菌培养、血清白细胞、CRP等感染指标均与尿路结石有关(均 P<0.05)，且感染是尿路结石的危险因素( OR>1)。通过logistic回归建立预测模型，结果显示性别、血清白细胞阳性、CRP阳性、尿常规阳性为患尿路结石的有效预测因子，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79(95% CI：0.829～0.928)，cut off值为26.61%。在病例组中，尿路感染61例，共检测出20例菌株，其中革兰阳性菌为7株(35%)，革兰阴性菌为13株(65%)；革兰阳性菌对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耐药性较低；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头孢他啶等抗生素耐药性较低。 结论:尿路结石患儿合并尿路感染率较正常儿童高，大肠埃希菌感染是导致本院尿路结石患儿尿路感染的主要病原微生物；革兰阳性菌对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耐药性较低；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头孢他啶等抗生素耐药性较低。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

患者女，64岁，诊断为肺脓肿，2021年7月1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治疗。入院时咳大量黄色浓痰，夜间气短、喘息，无发热。肺部CT检查提示右肺中叶大片变实，局部液化坏死，双肺下叶基底段小片状实变；血白细胞20.09×10 9/L，中性粒细胞比值75.8%，降钙素原正常，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均正常；痰培养鲍曼不动杆菌（敏感型）；肺泡灌洗液抗酸杆菌染色阴性。入院先后给予头孢哌酮舒巴坦3 g静脉滴注，1次/12 h（13 d）+左氧氟沙星0.5 g静脉滴注，1次/d（8 d）；头孢他啶2 g静脉滴注，1次/12 h（8 d）+左奥硝唑0.5 g静脉滴注，1次/d（8 d）+多西环素0.2 g静脉滴注，1次/d（4 d），以及氨溴索化痰、多索茶碱扩张气道等对症治疗。经抗感染等对症治疗后患者咳嗽咳痰较前减轻，无发热，痰培养转阴，复查肺部CT右肺中叶大片实变，局部液化坏死，范围较前缩小，双肺下叶基底段小片状实变。血常规白细胞11.58×10 9/L，中性粒细胞比值68.1%，降钙素原正常，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均正常，患者于2021年7月31日出院。出院带药法罗培南（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60977，批号：27210201），口服法罗培南（200 mg，口服，3次/d）3周后门诊复查肺部CT。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年，口服非洛地平片（5 mg，1次/d）降压治疗，血压113/77 mmHg（1 mmHg=0.133 kPa），无免疫相关性疾病，无药物和食物过敏史。

目的:通过对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杆菌（CRKP）的碳青霉烯酶表型的筛查及耐药基因检测，明确青岛市区该细菌耐药基因的分布及构成，为临床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青岛市区5家三甲医院临床分离出的非重复CRKP共54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或纸片扩散法（K-B法）进行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应用改良Hodge试验进行碳青霉烯酶表型筛查；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 blaKPC-2、 blaNDM-1、 blaOXA-48、 blaIMP、 blaVIM目的基因，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结果:药敏试验显示，CRKP对阿米卡星耐药率最低（35.2%），其次为复方新诺明（53.7%）、庆大霉素（55.6%）、左氧氟沙星（75.9%）、亚胺培南/西司他丁（88.9%），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头孢噻肟、头孢哌酮/舒巴坦钠的耐药率均高于90%。改良Hodge试验阳性菌株有43株（阳性率为79.63%），阴性菌株为11株。PCR耐药基因检测共检出带有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的菌株40株，目的耐药基因检出率为74.07%。其中35株携带KPC-2基因，7株携带OXA-48基因，4株携带NDM-1基因，1株携带IMP基因，其中携带有OXA-48基因的菌株均同时携带KPC-2基因，未检测出携带VIM基因的菌株，剩余14株未检测出目标碳青霉烯酶基因。结论:青岛市区5家医院CRKP携带的产碳青霉烯酶基因主要为KPC-2，其次为OXA-48及NDM-1。

目的:探讨前臂开放性骨折并发感染的临床特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有力依据。方法:自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我院诊治前臂开放性骨折并发感染患者116例，男72例，女44例。按照Gustilo骨折分型：Ⅱ型12例，ⅢA型2例，ⅢB型19例，ⅢC型83例；机器绞伤77例，重物压砸伤27例，车祸伤12例；治疗过程中截肢组20例，保肢组96例。采集同一个感染部位的三个层面标本进行细菌培养，菌株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测均采用自动化仪器和纸片扩散法。结果:临床特征：Ⅲ型骨折并发感染共104例，且以ⅢC型为主。男女发病率为1.6∶1，机器绞伤是引起感染的主要原因。病原菌分布：共分离出25种16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占80.4%，革兰阳性球菌占19.6%。排名前五位分离菌占64.4%，依次是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结果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偏高(>60%)，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为63.6%；阴沟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阿米卡星敏感率均为100.0%；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卡星耐药率较低(10.0%~20.0%)；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庆大霉素、利福平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截肢耐药性总体高于保肢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临床治疗显示：首选敏感性抗菌药物85.3%；首选耐药性抗菌药物11.2%，其中截肢组10.3%，保肢组0.9%。 结论:革兰阴性杆菌是前臂开放性骨折感染主要病原菌，碳青酶稀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日趋严重。对于大部分前臂开放性骨折患者，喹诺酮类药物经验性治疗效果较好，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可有效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