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以拥有不同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幽门螺杆菌( H. pylori)临床菌株为研究对象，基于全基因组测序探索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LVX)耐药相关新基因。 方法:纳入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及肝脏科因上消化道相关症状就诊且 13C尿素呼气试验阳性的1 749例患者，在行胃黏膜活体组织检查后进行胃黏膜组织 H. pylori分离培养，成功保存 H. pylori菌株90株。依据体外药敏试验结果，分别筛选克拉霉素单耐药(克拉霉素组)10株，LVX单耐药(LVX组)10株，克拉霉素和LVX双重耐药(双重耐药组)10株，克拉霉素、LVX、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四环素、甲硝唑全敏感(全敏感组)10株，总计40株 H. pylori菌株。通过全基因组测序，与综合抗性基因数据库(CARD)进行比对，分析单核苷酸变异(SNV)和插入缺失突变情况，筛选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和LVX耐药相关基因并分析耐药相关新基因在4组间的表达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数法和卡方检验。 结果: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SNV位点数[(74 952.00±8 755.21)、(77 128.10±3 191.35)、(78 639.90±601.23)、(77 474.60±2 421.05)个]和插入缺失突变数[(2 582.20±265.45)、(2 653.60±108.37)、(2 667.10±43.82)、(2 641.10±80.25)个]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CARD进行比对，共检出223个耐药相关基因，其中克拉霉素组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9个，LVX组LVX单耐药相关基因24个，双重耐药组中有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6个，LVX单耐药相关基因14个，双重耐药相关基因12个；全敏感组中有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1个，LVX单耐药相关基因17个，双重耐药相关基因13个。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中，红霉素酯酶基因( ere)B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的检出率(0/10、0/10、3/10、0/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9， P＝0.049)；红霉素核糖体甲基化酶基因( erm)家族在克拉霉素组和双重耐药组中的检出率高于LVX组和全敏感组[45.0%(9/20)比10.0%(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4， P＝0.013)，游离甲硫氨酸-(R)-亚砜还原酶基因( msrC)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率(10/10、7/10、6/10、4/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97， P＝0.030)。LVX单耐药相关基因中，喹诺酮抗性五肽重复蛋白基因( qnr)家族在LVX组和双重耐药组的检出率高于克拉霉素组和全敏感组[60.0%(12/20)比25.0%(5/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1， P＝0.025)； qnrB4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率(1/10、3/10、7/10、1/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17， P＝0.010)。4组中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外排转运的基因个数少于LVX单耐药和双重耐药相关基因个数(11个比29个，11个比23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87、5.80， P＝0.001、0.016)。LVX相关外排转运基因在克拉霉素、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个数(28、40、24、27个)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26， P＝0.016)。 结论:erm家族和 msrC可能是介导 H. pylori对克拉霉素耐药的重要基因， qnr家族与介导 H. pylori对LVX耐药相关。外排转运基因可能在药物外排过程中有协同作用，其更倾向介导 H. pylori对LVX耐药。

目的:探讨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的24例患者的肝组织样本，其中12份为肝穿刺活体组织检查的NASH样本，12份为肝血管瘤边缘的正常肝组织样本，分别检测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1和白细胞介素(IL)-1β的表达和甘油三酯水平。将野生型和 NLRP3 -/-C57BL/6小鼠分别饲喂正常饲料或蛋氨酸胆碱缺乏饲料(MCD)，持续8周。将野生型C57BL/6小鼠分为MCC950 NASH组、0.9%氯化钠NASH组、MCC950组和0.9%氯化钠组共4组，每组8只，分别饲喂MCD饲料并给予MCC950、饲喂MCD饲料并给予0.9%氯化钠溶液、饲喂正常饲料并给予MCC950、饲喂正常饲料并给予0.9%氯化钠溶液，持续8周。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小鼠肝组织的病理变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的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游离脂肪酸(FFA)、IL-1β和甘油三酯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肝组织中NLRP3、ASC、caspase-1和IL-1β的表达水平。从野生型和 NLRP3 -/- C57BL/6小鼠肝脏中分离并培养原代库普弗细胞，分为阴性对照组和棕榈酸组。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相关蛋白质的表达水平。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NASH患者肝组织样本中的NLRP3、ASC、caspase-1、IL-1β的表达水平和甘油三酯水平均高于正常肝组织样本( P均<0.05)。NASH小鼠较正常饲料喂养的小鼠肝细胞中NASH形成明显，有较多的肝细胞气球样变和炎症细胞浸润。NASH小鼠肝组织的NLRP3、ASC、caspase-1和IL-1β表达，Caspase-1活性，以及甘油三酯水平均高于正常饲料喂养小鼠( P均<0.05)；血清ALT、AST、IL-1β水平，以及FAA含量均高于正常饲料喂养小鼠( P均<0.05)。 NLRP3 -/-NASH小鼠血清ALT、AST、IL-1β、IL-18水平均低于野生型NASH小鼠( P均<0.05)。野生型MCC950 NASH组小鼠血清ALT水平，肝组织ASC、caspase-1、IL-1β表达，以及肝组织纤维化程度均低于野生型0.9%氯化钠NASH组小鼠( P均<0.05)。棕榈酸处理的野生型小鼠库普弗细胞中的NLRP3、ASC、caspase-1表达，caspase-1活性，以及IL-1β和IL-18的分泌均高于阴性对照组( P均<0.05)，但 NLRP3 -/-小鼠库普弗细胞中上述指标的变化不受棕榈酸处理的影响。 结论:阻断 NLRP3基因能明显减轻NASH小鼠肝损伤和纤维化，阻止NASH的发展。

疾病细胞模型是了解疾病发病机制以及筛选治疗药物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活体组织或者体液分离获取的原代细胞与患者基因型相同，是构建疾病细胞模型的重要细胞来源之一。尽管原代细胞具有诸多的优点，但是原代细胞分离费时费力且难以在体外培养扩增。干细胞具有持续增殖以及分化成其他细胞类群的潜能，相比于原代细胞，其在疾病细胞模型的构建更具有潜力。根据干细胞的来源不同，可将其分为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目前已有胚胎干细胞用于构建疾病细胞模型的相关报道，但是该项技术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相对复杂，其发展前景并不理想。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技术的出现解决了胚胎干细胞引起的人伦道德问题，为疾病细胞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新方法。本文主要对诱导多能干细胞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心律失常以及石骨症等人类遗传性疾病研究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患者为66岁男性，右眼被木板崩伤后眼红伴视物不清、畏光、流泪，抗炎治疗效果不佳。右眼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大小浸润灶伴表面白色苔被附着。角膜刮片显微镜检查、真菌培养及活体共聚焦显微镜检查均提示真菌感染。分离菌株经过镜下形态鉴定为尖端赛多孢霉，通过基因测序鉴定为刚毛黑孢壳菌。门诊给予角膜清创联合常规抗炎抗真菌治疗，随访期间病情持续好转，初诊40 d后复诊时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发现角膜基质变薄，上皮基本愈合，裸眼视力由0.3提高到0.6。

目的:构建小鼠胰腺癌原发灶和肝转移灶成对类器官培养体系，探讨其形态学及生物学行为。方法:取6~8周龄C57BL/6小鼠，将携带荧光素酶的胰腺癌细胞PANC02注射入胰腺体尾部，待小动物活体成像仪监测到肝转移灶形成后处死小鼠，取出成对的胰腺癌原发灶和肝转移灶于体外类器官培养体系中培养。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类器官的形成过程，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类器官的形态结构；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类器官上皮细胞标志物CK19和增殖标志物Ki67蛋白的表达；蛋白质免疫印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类器官侵袭性标志物N-cadherin、E-cadherin、vimentin、snail、MMP9的表达；CellTiter-Glo ?3D Cell Viability Assay检测类器官对吉西他滨的药物敏感性，计算类器官的50%抑制浓度（IC 50）。 结果:成功构建了小鼠胰腺癌自发肝转移模型，并建立了胰腺癌原发灶和肝转移灶成对类器官培养体系。类器官呈球样生长，体外可连续传代达10代。肝转移灶类器官和胰腺癌原发灶类器官均呈管腔样结构，均表达上皮细胞标志物CK19和增殖标志物Ki67，且肝转移灶Ki67的阳性比例显著高于胰腺癌原发灶。肝转移性类器官侵袭性标志物N-cadherin、vimentin、snail、MMP9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胰腺癌原发灶类器官，而E-cadherin表达水平则显著低于胰腺癌原发灶类器官。肝转移灶类器官对吉西他滨的IC 50值为165.0 nM，高于胰腺癌原发灶类器官的108.5 nM。 结论:成功建立了可以稳定传代的小鼠胰腺癌原发灶和肝转移性类器官。

目的:制备靶向递送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激动剂的细胞膜包被纳米囊泡，探讨其诱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极化治疗骨肉瘤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通过聚碳酸酯膜挤出器制备载TLR4激动剂的细胞膜包被纳米囊泡，利用透射电镜和粒度仪检测其形状及粒径，并测量和计算纳米囊泡对TLR4激动剂的载药性能。将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应用DiD红色荧光染料标记后与巨噬细胞体外共孵育培养，通过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检测纳米囊泡对巨噬细胞的靶向性及调控巨噬细胞功能的作用。体外细胞实验中构建细胞共培养体系，未处理组、TLR4激动剂组、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组分别处理上层巨噬细胞后，收集下层骨肉瘤细胞进行CCK-8、克隆形成实验，评估对骨肉瘤细胞活力、增殖等功能的影响。动物实验中构建小鼠骨肉瘤皮下移植瘤模型，将小鼠随机分为未处理组、TLR4激动剂组、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组。尾静脉注射后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实验观察纳米囊泡的体内肿瘤靶向性，连续检测计算肿瘤组织的体积。取皮下移植瘤切片染色标记巨噬细胞相关标志物，评估其对巨噬细胞极化的作用；切片行TUNEL荧光染色观察骨肉瘤细胞凋亡水平。结果:透射电镜显示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呈圆形，粒径约200 nm。0.05 mg TLR4激动剂与0.1 mg纳米囊泡共孵育是制备载药纳米囊泡的最佳条件，包封率约35%，载药量约0.11 mg/mg，可高效装载递送TLR4激动剂。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显示DiD标记的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在巨噬细胞中明显聚积，且M1型巨噬细胞标志物（iNOS）荧光明显增强，可诱导巨噬细胞发生M1型极化。体外细胞实验光镜下可见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组骨肉瘤细胞数量明显减少，细胞皱缩、变圆；CCK-8、克隆形成实验显示，相比未处理组和TLR4激动剂组，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组骨肉瘤细胞活力、增殖能力明显降低。小动物活体成像实验显示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在体内肿瘤组织局部富集，而在全身其他脏器无分布。载TLR4激动剂纳米囊泡组肿瘤组织生长明显被抑制，取皮下移植瘤切片染色显示M1型巨噬细胞标志物（iNOS）荧光明显增强（iNOS相对荧光强度为3.27±0.19），而M2型巨噬细胞标志物（CD163）荧光明显下降（CD163相对荧光强度为0.14±0.04）。TUNEL荧光染色显示骨肉瘤细胞凋亡水平明显升高（TUNEL相对荧光强度为9.53±0.21）。结论:细胞膜包被纳米载TLR4激动剂囊泡可靶向递送TLR4激动剂至骨肉瘤肿瘤组织，诱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极化，重塑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促进骨肉瘤细胞凋亡，从而杀伤骨肉瘤。

目的:调查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在儿童肝移植患儿中的定植与感染率，分析CRE感染的预后及高危因素。方法:纳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接受肝移植术的患儿共152例，其中男65例，女87例，平均年龄为7个月；37例为器官捐献全肝移植，113例为活体左外叶肝移植，2例为辅助性肝移植。收集包括术前一般情况、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等资料；在患儿进入ICU以及转出ICU的时刻留取肛拭子细菌培养，筛查是否存在肠道CRE定植，以术后是否出现CRE感染进行分组(术后CRE感染13例，无CRE感染139例)，将患儿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CRE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对两组患儿的存活率进行分析。结果:所有患儿中，术前CRE感染、术前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术前败血症的发生率在感染组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5)。两组患儿在术前住院时间、体内留置中心静脉导管、儿童终末期肝病模型(pediatric end-stage liver disease，PELD)评分、术前抗生素暴露以及其他感染性疾病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感染组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方面显著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感染组在术后ICU治疗时间、术后非计划手术发生率、术后机械通气>24 h、入ICU前CRE定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CRE感染高度相关的一些指标，如术后肺炎、肠瘘的发生率、术后1个月的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在感染组也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儿在移植肝血管并发症、胆道并发症、各种原因的肝功能不全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存在CRE肠道定植者，感染组CRE定植12例，其中入ICU前定植9例，入ICU后定植3例；非感染组CRE定植32例，定植率23.0%(32/139)，其中入ICU前定植17例，入ICU后定植15例。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肝移植术后CRE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术前CRE感染、入ICU前CRE定植、术后ICU治疗时间。感染组4例死亡；非感染组3例死亡，病死率2.2%(3/139)。 结论:CRE感染进展快，预后差，病死率高。因肝移植患儿术后发生CRE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肝移植术前CRE感染、入ICU前CRE定植等，所以进行肛拭子CRE筛查有利于早期预警CRE感染的发生。

目的:观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BMSC-Exo）对抑郁症模型小鼠的海马微血管、能量代谢及其行为学的改善作用。方法:（1）分离培养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提取BMSC-Exo。采用透射电镜观察BMSC-Exo的形态，采用Zetaview分析仪测定BMSC-Exo的粒径分布范围，采用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BMSC-Exo中CD9和CD63的表达。（2）取2只小鼠，采用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应激（CUMS）建立抑郁症模型后于海马分别注射磷酸盐缓冲液（PBS）、DiR标记的BMSC-Exo，24 h后采用活体成像系统检测小鼠体内摄取BMSC-Exo情况。（3）将36只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BMSC-Exo组，每组12只。后2组小鼠采用CUMS建立抑郁症模型。造模后BMSC-Exo组小鼠海马注射1 μL BMSC-Exo，对照组小鼠注射等量PBS。采用强迫游泳实验（FST）、悬尾实验（TST）及开放旷场实验（OFT）检测小鼠的行为学。采用碱性磷酸酶染色检测小鼠海马微血管数量及长度。采用微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mPET/CT）检测小鼠海马的能量代谢情况。采用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小鼠海马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T1）的表达。结果:（1）BMSC-Exo呈典型的盘状囊泡样结构，粒径为（100.5±1.4） nm。Western blotting实验结果证实BMSC-Exo表达CD9、CD63。（2）活体成像检测结果显示注射PBS后小鼠的脑和肝脏未见明显荧光，注射BMSC-Exo后小鼠的脑和肝脏呈现显著局部荧光。（3）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和BMSC-Exo组小鼠FST、TST的静止时间较长，OFT的中央区域运动路程、中央区域运动时间较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模型组比较，BMSC-Exo组小鼠FST、TST的静止时间较短，OFT的中央区域运动路程、中央区域运动时间较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和BMSC-Exo组小鼠海马标准摄取值（SUV）、微血管长度及微血管数量、海马GLUT1的表达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模型组比较，BMSC-Exo组小鼠海马SUV值、微血管长度及微血管数量、GLUT1的表达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小鼠海马微血管长度与SUV值呈正相关关系（ r=0.540， P<0.001），海马微血管数量与SUV值呈正相关关系（ r=0.600， P<0.001）。 结论:BMSC-Exo可促进抑郁症模型小鼠海马微血管新生，提高海马葡萄糖代谢，从而改善抑郁样行为。

目的:探讨环状聚四氟乙烯人工血管重建肝静脉流出道在右半肝活体肝移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6月至2018年8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4例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7例行右半肝活体肝移植供者和对应21例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21例供者中，男10例，女11例；中位年龄为46岁，年龄范围为35～57岁；中位体质量为64 kg，体质量范围为56～72 kg。21例受者中，男16例，女5例；中位年龄为42岁，年龄范围为21～68岁；中位体质量为63 kg，体质量范围为47～77 kg。观察指标：（1）手术及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术后移植肝功能、肝癌复发、人工血管并发症、人工血管通畅性、生存等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8月。受者需终生定期随访。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 法计算通畅率和生存率并绘制通畅率曲线和生存曲线。 结果:（1）手术及术后情况：21例供者手术时间为（367±72）min，供肝质量为（557±68）g，供肝质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0.89%±0.16%，住院时间为（10±2）d。21例供者术后未出现需再次手术或有创处理并发症，1例轻度胆瘘，术后留置腹腔引流管1周拔除。21例受者均顺利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供肝静脉流出道重建时间为（24±4）min，供肝植入时间为（326±66）min，无肝期为（42±6）min。重建肝中静脉V5 18支，直径为（6.1±1.3）mm，V8 15支，直径为（7.2±1.2）mm，肝右后下静脉10支，直径为（6.3±1.3）mm。受者术后入住重症监护室时间为（1.5±0.9）d，总住院时间为（22.6±6.7）d。21例受者中，10例术后发生并发症，其中5例术后1周发生肝功能异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均>1 000 IU/L，胆红素轻度升高），同时伴腹腔积液增加；行增强CT检查结果示供肝右前叶淤血，肝中静脉V5或V8分支血栓形成，经保肝、抗凝、输注白蛋白等对症治疗后肝功能均恢复正常，腹腔积液减少。2例术后1个月下腔静脉血栓形成，反复出现胸腔积液，行腔静脉造影检查，考虑人工血管血栓形成（其中1例腔静脉旁侧支循环形成，予以球囊扩张并置入腔静脉支架），术后继续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后恢复正常。1例胆瘘（腹腔引流液培养出肺炎克雷伯杆菌），1例腹腔感染，1例肺部感染，均经抗感染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21例受者无严重并发症和围术期死亡。（2）随访情况：21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0~5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8个月。21例受者术后6个月均未出现移植肝无功能，其中2例肝癌复发。术后2年6例受者死亡（肝癌复发3例、急性大出血2例、肝衰竭1例），无因人工血管引起的严重并发症死亡。21例受者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肝静脉流出道通畅率分别为88.4%、88.4%、82.4%、68.0%、42.1%。21例受者术后6个月、1年、2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100.0%、94.4%、71.4%。结论:环状聚四氟乙烯人工血管重建肝静脉流出道应用于右半肝活体肝移植安全、可行。

目的:评价核因子E2相关因子2 (Nrf2) /血红素氧化酶-1(HO-1)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hucMSCs-exo)减轻小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方法:培养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提取外泌体，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颗粒跟踪分析和Western blot法进行鉴定。雄性SPF级C57BL/6小鼠36只，体质量20～25 g，取30只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 n＝6)：假手术组(Sham组)、假手术＋Nrf2抑制剂ML385组(Sham＋ML385组)、肾缺血再灌注组(I/R组)、肾缺血再灌注＋外泌体组(I/R＋EXO组)、肾缺血再灌注＋外泌体＋Nrf2抑制剂ML385组(I/R＋EXO＋ML385组)。采用夹闭两侧肾蒂45 min后再灌注的方法制备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Sham＋ML385组和I/R＋EXO＋ ML385组于造模前45 min腹腔注射ML385 30 mg/kg，I/R＋EXO组和I/R＋EXO＋ ML385组于再灌注前15 min尾静脉注射hucMSCs-exo 100 μg。再灌注24 h时检测血清BUN和Cr浓度；取肾组织，观察病理学变化，检测IL-6、TNF-α和MDA含量、SOD活性和ROS水平，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和RT-qPCR法检测Nrf2、HO-1及其mRNA的表达。取6只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3)：假手术组(Sham-IM组)和肾缺血再灌注组(I/R-IM组)，进行VISQUE活体成像观察。 结果:透射电镜下观察外泌体具有典型的杯状形态，纳米颗粒跟踪分析外泌体平均直径96.7 nm，Western blot法检测其表面标志CD9、CD63、TSG101表达阳性。与Sham-IM组比较，I/R-IM组小鼠肾脏荧光强度值升高( P<0.05)。与Sham组比较，I/R组血清BUN和Cr浓度升高，肾组织IL-6、TNF-α、MDA含量和ROS水平升高，SOD活性降低，Nrf2、HO-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肾组织病理损伤加重；Sham＋ML385组血清BUN和Cr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I/R组比较，I/R＋EXO组血清BUN和Cr浓度降低，肾组织IL-6、TNF-α、MDA含量和ROS水平降低，SOD活性升高，Nrf2、HO-1及其mRNA表达上调( P<0.05)，肾组织病理损伤减轻；与I/R＋EXO组比较，I/R＋EXO＋ML385组血清BUN和Cr浓度升高，肾组织IL-6、TNF-α、MDA含量和ROS水平升高，SOD活性降低，Nrf2、HO-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肾组织病理损伤加重。 结论:hucMSCs-exo减轻小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可能与激活Nrf2/HO-1信号通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