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定量CT检查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肺功能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 100 例COPD患者,其中Ⅰ级 36 例,Ⅱ级 34 例,Ⅲ级 30 例,进行肺功能和定量CT检查,评估最大呼气第一秒呼出的气量的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气的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pred);检查支气管气道管腔面积(LA)、管壁面积(WA)、管壁厚度(WT)、管腔周长为 10 mm 的气道管壁截面积平方根(Pi10),低密度衰减区体积(LAA);低密度衰减区占全肺体积的百分比(LAA%)、平均肺密度;深吸气末、深呼气末平均肺密度MLDin、MLDex.结果 Ⅰ级、Ⅱ级、Ⅲ级患者FEV1%pred、FVC、FEV1/FVC(%)依次呈现降低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Ⅲ级患者LA低于Ⅱ级和Ⅰ级,Ⅱ级低于Ⅰ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Ⅲ级患者WA、LAA%、LAA%-950 高于Ⅱ级和Ⅰ级,Ⅱ级高于Ⅰ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Ⅲ级患者WT、Pi10 均高于Ⅰ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级、Ⅱ级、Ⅲ级患者MLD in、MLD ex和肺密度依次呈现降低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定量CT检查能够对COPD 患者肺功能严重程度进行预测和评估.

目的:观察双水平正压通气（BiPAP）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呼吸生理学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小样本、探索性、干预性研究，选取2018年1—12月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就诊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10例。呼吸机采用BiPAP模式，调整吸气相正压从10 cmH 2O（1 cmH 2O=0.098 kPa）开始逐渐递增至24 cmH 2O，每次增加2 cmH 2O，呼气相正压保持4 cmH 2O不变。正式试验和调节压力水平前记录各项指标并进行比较，包括呼吸方式：总呼吸周期（T tot）、吸气时间（T i）、呼气时间（T e）、吸气潮气量（V Ti）等；呼吸压力：口腔压（P mo）、食道压（P eso）、跨膈压（P di）；呼吸做功：食道压力-时间乘积（PTP es）、跨膈压力-时间乘积（PTP di）；中枢驱动及中枢驱动效率：膈肌肌电的均方根（RMS）、通气-中枢偶联（V e/RMS）以及深吸气量（IC）、呼气末肺容量差值（ΔEELV）、动态内源性呼气末正压（PEEPi dyn）等。 结果:10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全部完成试验。与平静呼吸相比，V Ti、V e、P mo、IC、ΔEELV、V e/RMS随着压力水平升高均显著上升（均 P<0.05），T e只在20~22 cmH 2O压力水平显著上升（ P<0.05）。P di、PTP es、PTP di、RMS、RMS/RMS max随着压力水平升高均显著下降（均 P<0.05），PTP es、PTP di在18 cmH 2O压力水平后均趋近于稳定并未出现明显变化，RMS、RMS/RMS max在压力水平大于16 cmH 2O后趋于平稳。T i/T tot只在20 cmH 2O压力水平时显著降低。PEEPi dyn随着压力水平的升高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结论:BiPAP在合适的压力水平上能明显改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肺通气障碍，减轻呼吸肌肉负荷。

目的:探讨呼吸力学导向的镇静策略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机械通气（MV）患者膈肌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济宁医学院附属湖西医院收治的行有创MV治疗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经口气管插管行MV，并给予支气管扩张药物、糖皮质激素、抗感染、祛痰、营养支持、镇痛镇静等治疗；两组镇静药物均为右美托咪定联合丙泊酚，镇痛药物均为舒芬太尼。观察组每6 h行呼吸力学监测，根据患者呼吸力学状态调整镇静深度：气道阻力（Raw）>20 cmH 2O·L -1·s -1时，给予深镇静，维持Richmond躁动-镇静评分（RASS）≤-3分；Raw为10~20 cmH 2O·L -1·s -1时，初始镇静深度维持RASS评分-2~0分；Raw<10 cmH 2O·L -1·s -1时，停止镇静，或给予浅镇静，维持RASS评分-2~0分。对照组初始即给予浅镇静，维持RASS评分-2~0分。两组均于镇静过程中调整镇静深度，以维持人机同步，保证患者安全。床旁超声测量患者膈肌移动度（DE），同时记录潮气量（VT）、呼吸频率（RR），计算膈肌浅快呼吸指数（D-RSBI，D-RSBI＝RR/DE）和膈肌运动效能（DEE，DEE＝VT/DE）。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3 d、5 d时DE、D-RSBI、DEE的差异；比较两组镇静3 d内RASS评分的差异；比较两组MV时间及28 d病死率的差异。 结果:共入选96例患者，因谵妄、MV时间<3 d等原因剔除6例，最终入组90例，观察组46例，对照组44例。治疗前两组DE、D-RSBI、DEE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D-RSBI均随时间延长逐渐降低，DEE则均随时间延长逐渐升高，且观察组3 d、5 d D-RSBI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次·min -1·mm -1：3 d为1.73±0.48比1.96±0.35，5 d为1.45±0.64比1.72±0.40，均 P<0.05），DEE则均显著高于对照组（mL/mm：3 d为19.7±4.3比17.1±3.9，5 d为25.8±5.6比22.9±5.4，均 P<0.05）；两组各时间点DE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镇静2 d内观察组RAS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1 d为-3.78±0.92比-2.34±0.68，2 d为-2.87±1.04比-2.43±0.79，均 P<0.05），3 d时两组RA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MV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d：5.78±2.01比6.84±2.27， P<0.05）；对照组与观察组各有1例患者死亡，28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3%比2.2%， P>0.05）。 结论:对于行MV治疗的AECOPD患者，呼吸力学导向的镇静策略能够降低D-RSBI，增加DEE，缩短MV时间，具有一定的膈肌保护作用。

目的:分析健康青年人吸气量与肱动脉峰流速变异度的相关性，探讨吸气努力对液体反应性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在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或学习的健康青年受试者进行筛查。利用便携式肺功能仪测量受试者平静呼吸、中等力量呼吸和深呼吸3种状态下的吸气量Vt1、Vt2、Vt3，用于评估吸气努力程度；同时超声多普勒测量肱动脉峰流速变异度(ΔV 峰值)，用于判断液体反应性。比较3种呼吸状态下的ΔV 峰值差异，对吸气量和ΔV 峰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根据曲线下面积预测吸气努力诱发出现液体反应性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67名受试者完成全部筛查，其中医学生67.16%(45/67)、医务人员17.91%(12/67)、护理员14.94%(10/67)。年龄(29.24±7.77)岁，按性别分为男性组21名，女性组46名。男女2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7， P＝0.638)。男性组身高、实际体质量、体质量指数和理想体质量均高于女性( t值分别为9.64、7.03、2.86、13.71，均 P<0.05)。男性组Vt1、Vt2、Vt3对应的ΔV 峰值分别为(9.17±3.04)%、(14.80±8.17)%、(30.10±16.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2.17， P<0.001)。女性组Vt1、Vt2、Vt3对应的ΔV 峰值分别为(9.89±3.51)%、(16.39±9.16)%和(31.06±13.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9.13， P<0.001)。2组Vt1-ΔV 峰值、Vt2-ΔV 峰值和Vt3-ΔV 峰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0.81、0.68、0.25，均 P>0.05)。吸气量与ΔV 峰值呈明显正相关( r＝0.63，95% CI＝0.54~0.71， P<0.001)；二者之间线性回归方程为ΔV 峰值＝5.36+0.57×吸气量[ml/kg(理想体质量)]。以ΔV 峰值＝10%为液体反应性判断标准，预测吸气努力诱发液体反应性的AUC为0.77(95% CI：0.71~0.83， P<0.001)，吸气量最佳阈值为17.49 ml/kg(理想体质量)，敏感度为69.72%，特异度为76.27%。以ΔV 峰值＝15%为液体反应性判断标准，预测出现液体反应性的AUC为0.87(95% CI：0.81~0.91， P<0.001)，吸气量最佳阈值为25.43 ml/kg(理想体质量)，敏感度为77.78%，特异度为84.68%。 结论:健康青年人吸气努力程度与肱动脉峰流速变异度明显正相关，且强烈自主呼吸会诱发出现液体反应性。

目的:调查辽宁省重症医师对目前公认有效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治疗策略的执行情况，旨在提高ARDS治疗策略的临床实施。方法: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医师于2019年1月1日至31日应用自行设计的 《ARDS患者医师临床行为调查问卷》 对辽宁省内各级别医院的重症医师进行调查，调查问卷以电子邮件及微信小程序形式进行发送与回收；调查内容包括重症医师基本信息和治疗行为两大部分，其中治疗行为涉及对不同程度ADRS患者呼吸机模式、镇静镇痛等相关治疗措施在内的25个多项选择问题。结果:本次调查回收160份问卷，排除完成率<75%的问卷14份，最终回收146份。受调查的重症医师来自辽宁省内28家医院，共计146名；年龄主要在25～44岁（占80.2%），以主治医师为主（占34.2%），从医年资、从事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年资均以<5年为主（分别占31.5%和43.9%）；88.4%的医师所属医院为三级甲等，89.0%为教学医院；48.6%的医师所属医院床位数>2 000张，ICU床位数以10～19张为主（占39.0%），4.1% ICU床位数>60张；77.2%所属医院不设有呼吸治疗师，而设有呼吸治疗师的医院呼吸治疗师人数多为1～4名（占19.1%）。对于目前公认有效的ARDS治疗策略进行调查显示，大部分重症医师的执行情况较好，部分医师执行情况取决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80%以上的医师会监测所有ARDS患者的气道峰压、平台压和呼吸系统顺应性（不同ARDS严重程度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随着患者病情程度加重，医师放宽对上述监测指标的控制范围，近半数的医师控制轻度ARDS患者气道峰压为20～29 cmH 2O（1 cmH 2O＝0.098 kPa）、平台压为15～34 cmH 2O，面对重度ARDS患者67.8%的医师控制气道峰压在30～39 cmH 2O，70.3%的医师控制平台压在25～34 cmH 2O。在改善患者氧合方式、选择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及给予小潮气量通气（LVT）治疗方面，重症医师对中重度ARDS患者的执行情况较好，而对于轻度ARDS患者的治疗策略选择则偏保守。对于重度ARDS患者，97.3%的医师选择立即给予有创机械通气，92.4%选择8 mL/kg以下的潮气量，61.7%选择15～20 cmH 2O的PEEP，97.8%选择给予深度镇静，82.5%选择给予肌松剂，82.3%选择采取俯卧位通气治疗，84.3%选择应用激素治疗；对于轻度ARDS患者，77.2%的医师选择LVT治疗，所有医师均选择5～9 cmH 2O的PEEP。调查显示影响临床医师执行情况的原因主要有3类，分别为重症医师主观态度、无执行条件和担心发生并发症。 结论:从整体来看，辽宁省重症医师对于目前公认有效的ARDS治疗策略的执行情况较好，有少数医师的执行情况差。根据影响医师治疗行为的原因提示，应强化重症医师对于ARDS治疗的认识和培训，规范有效治疗策略在临床的实施，进而改善ARDS患者的预后。

2021年，美国危重病医学会及欧洲危重病协会联合发布了《拯救脓毒症运动：2020国际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管理指南》，提出93条推荐意见。同年，日本集中治疗医学会及日本急救医学会也联合发表了《日本脓毒症诊疗指南2020》，涵盖22个领域的118个临床问题。本文将两个指南的内容按照国际指南的顺序，从筛查、初始复苏、平均动脉压、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感染诊断、抗菌药物给药时机、启动抗菌治疗的生物标志物、抗菌药物的选择、抗真菌治疗、抗病毒治疗、抗菌药物的输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感染源控制、抗菌药物降级策略、抗菌药物使用疗程、停用抗菌药物的生物标志物、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正性肌力药、监测和静脉通路、液体平衡、氧合目标、经鼻高流量氧疗、无创通气、保护性通气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的应用、非ARDS呼吸衰竭患者的小潮气量、肺复张、俯卧位通气、肌松剂、体外膜肺氧合（ECMO）、糖皮质激素、血液净化、红细胞（RBC）输注、免疫球蛋白、应激性溃疡的预防、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预防、肾脏替代治疗、血糖管理、维生素C、碳酸氢钠治疗、营养、治疗目标、姑息治疗、同伴支持团体、治疗的交接、寻求经济或社会支持、脓毒症患者以及家属的脓毒症知识教育、共同决策、出院计划、认知疗法、出院后随访等50个条款进行比较，便于大家了解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领域一些观点的碰撞，加深认识。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体质指数（BMI）对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8月至2020年8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呼吸科门诊及住院慢阻肺患者3 312例，其中稳定期1 103例，急性加重期2 209例。根据BMI分为低体重组（稳定期56例和急性加重期131例）、正常体重组（稳定期448例和急性加重期945例）、超重组（稳定期424例和急性加重期773例）及肥胖组（稳定期175和急性加重期360例）。采用MasterScreen PFT肺功能仪测定肺功能：深吸气量（IC）、肺活量（VC）、残气量（RV）/肺总量（TLC）、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用力肺活量（FVC）、FEV 1/FVC、最大呼气中段流量（MMEF）、肺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单位肺泡容积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VA）、呼吸总阻抗（Zrs）、总呼吸阻力的振荡频率在5 Hz时的气道阻力（R5）、中心气道阻力的振荡频率在20 Hz时的气道阻力（R20）、周围气道弹性阻力的振荡频率在5 Hz时的电抗（X5），分析BMI对肺功能的影响；并以肺功能等级为因变量，年龄、性别、吸烟史、吸烟指数和BMI为自变量，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慢阻肺患者肺功能的危险因素（以“%预计值”表示有关指标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结果:各组急性加重期慢阻肺患者肺功能Ⅲ/Ⅳ级患者占比（64.9%、37%、27.4%、24.4%）均高于稳定期（42.9%、25.9%、13.7%、9.1%），而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肺功能Ⅰ级（21.4%、34.2%、38.2%、40.0%）占比高于急性加重期（7.6%、20.0%、25.4%、22.8%）（均 P<0.05）。在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低体重组IC%预计值、VC%预计值、FEV 1%预计值、FVC%预计值、FEV 1/FVC、MMEF%预计值、DLCO%预计值、DLCO/VA%预计值、R20均显著低于其他各组（均 P<0.05），低体重组RV/TLC明显高于正常体重组和超重组（ P<0.05）；超重组及肥胖组IC%预计值、FEV 1%预计值、FEV 1/FVC、DLCO%预计值、DLCO/VA%预计值、R5、R20高于正常体重组（均 P<0.05）；肥胖组RV/TLC、FEV 1/FVC、DLCO%预计值、DLCO/VA%预计值、Zrs、R5、R20高于超重组（均 P<0.05）。有序logisti 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低体重是稳定期［ OR（95% CI）：2.316（1.206~3.554）］和急性加重期［ OR（95% CI）：2.457（1.647~3.669）］慢阻肺患者肺功能减损的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低BMI对慢阻肺患者的肺功能产生不良影响，是慢阻肺患者肺功能减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体外二氧化碳清除（ECCO 2R）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对接受机械通气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呼吸效率和膈肌功能的影响。 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纳入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60例轻中度ARDS患者，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抗感染、抗炎、机械通气等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ECCO 2R联合CRRT治疗，对照组给予床旁CRRT治疗。记录患者性别、年龄、病因、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等一般资料；分别于治疗12 h和24 h进行血气分析〔动脉血氧分压（PaO 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氧合指数（PaO 2/FiO 2）〕，记录呼吸力学参数〔包括潮气量、呼吸频率、最大呼气压（MEP）和最大吸气压（MIP）〕并计算浅快呼吸指数（RSBI），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丙二醛（MDA）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治疗24 h超声测量膈肌活动度及膈肌厚度。 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因、APACHEⅡ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基线资料均衡可比。与本组12 h比较，观察组治疗24 h PaO 2、PaO 2/FiO 2明显升高，PaCO 2明显下降，RSBI明显下降，MEP、MIP明显升高，血清GSH-Px、MDA明显下降，SOD明显升高；对照组仅PaCO 2明显下降。观察组治疗12 h和24 h时PaCO 2较对照组明显下降〔mmHg（1 mmHg≈0.133 kPa）：55.05±7.57比59.49±6.95，52.77±7.88比58.25±6.92，均 P<0.05〕，但PaO 2、PaO 2/FiO 2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12 h和24 h RSBI显著下降（次·min -1·L -1：85.92±8.83比90.38±3.78，75.73±3.86比90.05±3.66，均 P<0.05），MEP、MIP明显升高〔MEP（mmH 2O，1 mmH 2O≈0.01 kPa）：86.64±5.99比83.88±4.18，93.70±5.59比85.04±3.73；MIP（mmH 2O）：44.19±6.66比41.17±3.13，57.52±5.28比42.34±5.39，均 P<0.05〕，血清GSH-Px和MDA显著下降〔GSH-Px（mg/L）：78.52±8.72比82.10±3.37，57.11±4.67比81.17±5.13；MDA（μmol/L）：7.84±1.97比8.71±0.83，3.67±0.78比8.41±1.09，均 P<0.05〕，SOD显著升高（U/L：681.85±49.24比659.40±26.47，782.32±40.56比676.65±51.97，均 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治疗24 h膈肌厚度和膈肌活动度均明显增加〔膈肌厚度（cm）：1.93±0.28比1.40±0.24，膈肌增厚分数：（0.22±0.04）%比（0.19±0.02）%，平静呼吸膈肌位移（cm）：1.42±0.13比1.36±0.06，深吸气后膈肌位移（cm）：5.11±0.75比2.64±0.59， P<0.05〕。 结论:ECCO 2R联合CRRT可降低ARDS无创通气患者的呼吸作功及氧化应激水平，保护膈肌功能。

目的:评估河北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临床医生在实际临床实践中对满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诊断标准患者的识别情况，以及对该部分患者有创机械通气管理和辅助治疗的应用现状，并分析ARDS的发病率和临床结局。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17年4月10日至2022年6月30日在河北省人民医院ICU住院治疗并符合ARDS柏林定义诊断标准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人工智能（AI）技术，检索医院电子病历系统中上述患者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等）、辅助检查、电子病历、非药品医嘱、药品医嘱、重症报告、评分系统、监控主表等数据，提取患者每日05：00至10：00系统中顺序检索到的第一组实验室指标及每日06：00"重症报告"中记录的生命体征和机械通气参数，同时收集患者的结局指标。结果:经过筛选和分析，最终纳入255例符合ARDS诊断标准的患者。ARDS的整体发病率占ICU入院患者总数的3.4%（255/7?434），其中轻度、中度、重度ARDS分别占22.4%（57/255）、49.0%（125/255）、28.6%（73/255），而临床医生对其识别率分别为71.9%（41/57）、58.4%（73/125）、71.2%（52/73）。在ICU住院期间，有250例患者（98.0%）仅接受了有创机械通气治疗，5例患者（2.0%）既使用了无创机械通气，又使用了有创机械通气。ARDS患者潮气量/理想体质量为7.64（6.49，9.01）mL/kg，呼气末正压（PEEP）为8.0（5.0，10.0）cmH 2O（1 cmH 2O≈0.098 kPa）；此外，在ARDS诊断和监测过程中，仅记录了7例患者的平台压，6例患者的驱动压。在辅助治疗方面，有137例患者（53.7%）接受了深镇静，26例患者（10.2%）采用了肺复张，55例患者（21.6%）采用了俯卧位通气，42例患者（16.5%）应用了大剂量激素，19例患者（7.5%）接受了神经肌肉阻滞剂治疗，8例患者（3.1%）接受了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最终，70例患者（27.5%）自动出院，50例患者（19.6%）在ICU住院期间死亡，其中轻度、中度、重度ARDS患者ICU病死率分别为15.8%（9/57）、22.4%（28/125）、17.8%（13/73）；经过随访发现，70例自动出院患者均在出院后28 d内死亡，据此调整后的ICU整体病死率为47.1%（120/255）。 结论:河北省人民医院ICU患者ARDS整体发病率较低，临床医生对其识别率较高。尽管当前对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和辅助治疗措施的遵守与实施程度较高，但在小潮气量实施、呼吸力学监测方面仍需进一步提高规范化水平；对于俯卧位通气等辅助措施的实施，需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的积极性。ARDS患者ICU病死率相对较低，而自动出院比例相对较高。

目的:评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膈肌形态超声指标与肺功能相关性及其用于COPD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COPD患者80例（COPD组）和同期健康受试者80例（健康对照组）为研究对象。比较两组受试者肺功能指标、膈肌形态超声指标和活动耐力指标差异，统计COPD患者膈肌形态超声指标数值与肺功能指标和活动耐力指标的相关性。结果:COPD组第一秒用力呼气量/用力肺活量（FEV 1/FVC）［（56.27±8.98）%］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87.42±6.29）%］，而残气量/肺总容量（RV/TLC）［（54.81±6.95）%］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27.59±3.92）%］（ t=14.583、17.904，均 P<0.05）；COPD组6分钟步行试验（6MWT）［（502.36±82.41）m］显著短于健康对照组［（824.59±63.37）m］（ t=11.726， P<0.05）；COPD组平静呼吸膈肌移动度（DM QB）［（1.71±0.45）mm］、深吸气膈肌移动度（DM DB）［（4.03±0.81）m］和膈肌厚度分数（TF）［（117.56±24.83）%］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2.24±0.30）mm，（5.36±0.62）mm和（159.60±22.35）%］（ t=4.736～7.592，均 P<0.05）；COPD患者DM QB、DM DB和TF均与FEV 1/ FVC和6MWT距离呈显著正相关性（ r=0.705～0.819，均 P<0.05），而与RV/TLC呈显著负相关性（ r=-0.774～-0.847，均 P<0.05）。 结论:COPD患者伴有膈肌移动度和TF下降，且与肺功能及活动耐力指标呈显著相关性，超声检测膈肌形态变化对COPD诊断和病情评估具有一定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