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肠道菌群在氯胺酮减轻小鼠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中的作用及其与膈下迷走神经的关系。方法:SPF级健康雄性C57BL/6J小鼠144只，18月龄，体质量32～3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8组( n＝18)：假手术组(Sham组)、手术组(S组)、氯胺酮＋手术组(SK组)、氯胺酮＋手术＋膈下迷走神经切除组(SK＋SDV组)、伪无菌小鼠＋生理盐水组(GM＋V组)、伪无菌小鼠接受S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组)、伪无菌小鼠接受SK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K组)和伪无菌小鼠＋膈下迷走神经切断＋接受SK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DV＋SK组)。吸入2.0%异氟烷麻醉下行胫骨离断髓内固定手术。SK组于缝皮开始时腹腔注射氯胺酮50 mg/kg。术后24 h时收集S组和SK组小鼠的新鲜粪便，制备成粪菌滤液。SK＋SDV组于氯胺酮给药前、GM＋SDV＋SK组于粪菌移植前切断膈下迷走神经。伪无菌小鼠模型：于粪菌移植或膈下迷走神经神经切断前2周将广谱抗生素混合液加入小鼠饮用水中，每2 d更换1次。GM＋SK组、GM＋SDV＋SK组经抗生素干预14 d后，每天固定时间灌胃给予相应小鼠粪菌滤液200 μl，GM＋V组给予生理盐水溶剂，连续14 d。胫骨离断髓内固定术后或粪菌移植完成后24 h，收集小鼠粪便，行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采用ELISA法检测海马IL-6、IL-17、TNF-α、IL-4和IL-10的含量，采用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价小鼠学习和记忆能力。 结果:与Sham组比较，S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降低，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S组比较，SK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升高，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降低，海马IL-4和IL-10含量增加，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缩短，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 P<0.05)；与SK组比较，SK＋SDV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降低，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GM＋V组比较，GM＋S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GM＋S组比较，GM＋SK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降低，海马IL-4和IL-10含量增加，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缩短，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 P<0.05)；与GM＋SK组比较，GM＋SDV＋SK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 结论:氯胺酮可改善肠道菌群紊乱，减轻小鼠POCD，其机制可能与膈下迷走神经传导有关。

目的:探讨不同分娩及喂养方式对特应性皮炎（AD）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收集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就诊的33例1 ~ 12月龄AD婴儿，以30例健康婴儿为对照，AD患儿与健康对照根据不同的分娩方式和喂养方式分组。取婴儿粪便提取总DNA，PCR扩增细菌的16S rRNA基因V1 ~ V9区，应用PacBio Sequel测序仪进行高通量测序，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各组菌群在属、种水平上的构成差异，选择差异菌群相对丰度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AD皮疹严重程度（SCORAD）评分做相关性分析。结果:顺产对照组（11例）、剖宫产对照组（19例）、顺产AD组（11例）、剖宫产AD组（22例）中相对丰度较高的5个菌属分别为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属、韦荣球菌属、链球菌属、大肠杆菌属。配方奶粉喂养对照组（7例）、母乳喂养对照组（12例）、混合喂养对照组（11例）、配方奶粉喂养AD组（12例）、母乳喂养AD组（8例）、混合喂养AD组（13例）中相对丰度较高的5个菌属分为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属、梭状芽孢杆菌属、韦荣球菌属、大肠杆菌属。线性判别分析（LEfSe）显示，不同分娩方式对照组和AD组间未见显著差异性菌群；而在不同喂养方式AD组和对照组中，配方奶粉喂养AD组阿克曼菌属、嗜黏蛋白阿克曼菌分别为属水平（LDA值= 4.78）和种水平（LDA值= 4.91）差异性最大的菌群。配方奶粉喂养AD组婴儿肠道阿克曼菌属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相对丰度（数值相等，均为9.60% ± 0.72%）均高于配方奶粉喂养对照组（均为2.50% ± 0.83%， Z = 1.66， P = 0.048）、混合喂养AD组（丰度值均为0， Z = 2.26， P = 0.012）及母乳喂养AD组（丰度值均为0， Z = 1.85， P = 0.032）。AD患儿中肠道阿克曼菌属及嗜黏蛋白阿克曼菌的相对丰度与SCORAD评分均呈正相关（ ρ = 0.384、0.387，均 P < 0.05）。 结论:不同分娩方式对AD及健康婴儿肠道菌群影响无显著差异，配方奶粉喂养AD患儿肠道阿克曼菌属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相对丰度升高，可能参与AD的发病。

混合性阴道炎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致病微生物导致的阴道炎症，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其较单一阴道炎症诊治困难，且常伴随着复杂阴道微生态环境的存在。本专家共识针对4种常见的阴道炎症（细菌性阴道病、阴道毛滴虫病、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需氧菌性阴道炎）而制定。混合性阴道炎有症状不典型、病程较长和易复发等特点。诊断时多采用阴道微生态检测方法，诊断要点：（1）同时存在至少两种病原体或同时满足两种或以上阴道炎症的诊断标准；（2）同时存在两种或以上阴道炎症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需要同时药物治疗。治疗目标为采用综合性用药方案，杀灭病原体，保护阴道有益菌群并增强其功能。治疗原则为针对不同病原，选择规范的抗菌药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的使用；建议除了对于各种感染的治疗外，强调对于阴道微生态失调的纠正。

便秘的病因极为复杂，至今仍未完全明确，除了器质性和药物等继发性因素外，便秘还可能与遗传、饮食、肠道菌群、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有关。目前，国内外指南一致按病因，将慢性便秘分为原发性便秘和继发性便秘，但对于原发性便秘的临床分型，各指南仍存在着较大差异。部分指南将原发性便秘分为结肠慢传输型（STC）、出口梗阻型（OOC）和混合型；有指南将原发性便秘分为STC、排粪障碍型（DD）、混合型和正常传输型（NTC）；更有指南提出了与上述不一样的分型。且各指南对功能性便秘（FC）与原发性便秘关系的理解及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BS-C）的归属不一致。通过查阅国内外便秘指南及相关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原发性便秘可分为IBS-C和FC，FC又可分为STC、OOC和混合型；不应将原发性便秘与FC相混淆，也不应将IBS-C归属于FC。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常见的神经发育性疾病，可表现为多动和(或)冲动、注意力不集中或混合型。ADHD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仍未阐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ADHD存在肠道菌群紊乱，其可能通过微生物-肠-脑轴影响ADHD的发生和发展。靶向肠道菌群的治疗策略包括益生菌和饮食疗法，被认为是预防或治疗ADHD新颖且有效的方法。该文综述ADHD儿童肠道菌群变化及饮食和益生菌治疗的进展，以期为ADHD儿童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研究白细胞介素-22（IL-22）在牙周炎症环境下对牙龈上皮屏障的调控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构建IL-22敲除小鼠，采用混合菌液口腔灌洗法构建牙周炎模型。收集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及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每组7只）口腔菌斑并提取DNA，建立牙周炎相关风险微生物数据库“PD-RiskMicroDB”并结合16S rRNA测序结果，测定两组小鼠口腔菌群变化和微生物功能的关系。通过改良胰酶消化法培养牙龈上皮细胞（GEC），以100 μg/L IL-22、感染复数为100的牙龈卟啉单胞菌（Pg）分别或联合刺激GEC，实验分组为：对照组（细胞未加刺激）、IL-22组、Pg组及Pg+IL-22组，处理时间为3和12 h；采用细胞免疫荧光、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各组细胞3 h后上皮屏障蛋白E-钙黏蛋白（E-cadherin）的表达；通过异硫氰酸荧光素-葡聚糖（FITC-D）介导的上皮细胞通透性实验明确各组GEC 3和12 h细胞通透性的变化。RT-qPCR检测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及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牙龈上皮E-cadherin表达水平。将15只C57BL/6野生型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牙周炎组和牙周炎+IL-22处理组，每组5只。RT-qPCR及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法检测各组小鼠牙龈上皮E-cadherin的表达水平。结果:16S rRNA测序结果显示，与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小鼠相比，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口腔菌群组成发生改变，其中与牙周组织侵袭相关的菌属丰度显著增高（线性判别分析得分为2.22， P=0.009）。体外细胞实验显示，Pg感染GEC 3 h后，Pg组GEC的细胞连接中断，Pg组E-cadherin荧光强度较对照组减弱，E-cadherin的mRNA（0.69±0.12）和蛋白（0.60±0.12）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0±0.00、1.04±0.08）（ P=0.043， P=0.003）；而Pg+IL-22组的E-cadherin荧光强度较Pg组稍增强，Pg+IL-22组E-cadherin的mRNA（1.16±0.10）和蛋白（0.98±0.07）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Pg组（分别为0.69±0.12、0.60±0.12）（ P=0.005， P=0.007）；上皮通透性实验结果显示，Pg处理GEC 3 h后，对照组、IL-22组、Pg组及Pg+IL-22组各组间总体比较上皮屏障通透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0， P=0.893）；处理12 h后，相较于对照组（1.00±0.00），Pg组GEC上皮屏障通透性（1.39±0.15）显著增加（ P=0.027），而Pg+IL-22组上皮屏障通透性（1.02±0.18）显著低于Pg组（ P=0.034）；体内RT-qPCR结果显示，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牙龈上皮E-cadherin的mRNA表达水平（0.32±0.21）显著低于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1.01±0.01）（ t=5.70， P=0.005）。RT-qPCR及IHC染色结果显示，牙周炎组小鼠牙龈上皮组织E-cadherin的mRNA表达水平（0.40±0.07）和E-cadherin阳性表达吸光度值（0.02±0.00）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0±0.00、0.04±0.01）（ P=0.005， P=0.006）；牙周炎+ IL-22处理组E-cadherin的mRNA表达水平（1.06±0.24）和E-cadherin阳性表达吸光度值（0.03±0.01）均显著高于牙周炎组（ P=0.003， P=0.039）。 结论:IL-22可能通过调节口腔菌群的侵袭性以及宿主屏障蛋白表达，发挥其对炎症环境下牙龈上皮屏障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s)是否通过改善抑郁模型小鼠肠道菌群失调及调控TLR4/MyD88/NF-κB炎性通路产生抗抑郁作用。方法:60只SPF级6～8周龄C57BL/6J雄性小鼠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抑郁模型组、SCFAs组，每组20只。抑郁模型组和SCFAs组小鼠采用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方法建立抑郁模型，造模共进行8周，并从第6周开始，SCFAs组小鼠给予短链脂肪酸盐混合溶液饮用，模型组小鼠给予0.78% NaCl溶液饮用，直至造模完成。采用糖水偏爱实验(sucrose preference test，SPT)、强迫游泳实验(forced swimming test，FST)检测小鼠抑郁样行为，旷场实验(open field test，OFT)检测小鼠焦虑样行为。使用16S rRNA基因序列分析小鼠的肠道菌群；采用免疫荧光染色和Western blot方法测定海马组织中星形胶质细胞和TLR4/MyD88/NF-κB炎性通路的活化情况。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3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3组小鼠糖水偏爱率、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和旷场中心区活动时间百分比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554，10.912，12.599，均 P<0.05)。抑郁模型组小鼠的糖水偏爱率和旷场中心区活动时间百分比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强迫游泳不动时间高于对照组( P<0.05)。SCFAs组小鼠糖水偏爱率[(84.7±3.5)%，(75.3±6.0)%]和旷场中心区活动时间百分比[(7.4±1.4)%，(3.2±0.9)%]均高于抑郁模型组(均 P<0.05)，强迫游泳不动时间短于抑郁模型组[(110.5±21.5)s，(148.0±20.1)s; P<0.05]。3组小鼠肠道菌群的β多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与抑郁模型组相比，在科水平，SCFAs组理研菌科与拟杆菌科相对丰度增加，梭菌杆相对丰度降低；在属水平，梭菌属和普雷沃氏菌属相对丰度降低，另枝杆菌属相对丰度增加(均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3组小鼠GFAP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565， P＝0.004)；抑郁模型组小鼠GFAP表达高于对照组和SCFAs组(均 P<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3组小鼠海马组织TLR4、MYD88、NF-κB表达水平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F＝70.59，174.39，14.40，均 P<0.05)。抑郁模型组小鼠TLR4、MyD88和NF-κB的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SCFAs组(均 P<0.05)。 结论:SCFAs可以改善抑郁模型小鼠的抑郁样行为，降低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这可能与改善肠道菌群失调及下调TLR4/MyD88/NF-κB通路蛋白的过表达有关。

药物性肝损伤（drug induced-liver injury，DILI）可表现为目前已知的几乎所有类型的急性、亚急性和慢性肝损伤，是临床上不明原因肝损伤的重要病因，也是新药临床研发失败和撤市的主要原因 ［1］。根据损伤时肝脏生化异常的模式，通过计算R值，急性DILI可分为肝细胞损伤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 ［1, 2］。临床上，造成胆汁形成、分泌和排泄障碍的各种肝内外病因均可导致胆汁淤积的发生，以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和谷氨酰转移酶（gamma-glutamyltransferase，GGT）水平升高为表现 ［3］。由于药物既可导致肝内肝细胞、小胆管损伤，也可导致肝外大胆管损伤，因此，DILI是胆汁淤积性肝病的重要病因之一，其机制复杂，可能涉及胆汁酸代谢障碍、肠道菌群、免疫、炎症等诸多因素 ［4］。《中国药物性肝损伤基层诊疗与管理指南（2024年）》 ［5］于《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24年第8期刊出，本文在该指南基础上详细阐述DILI的重要类型——药物性胆汁淤积，旨在加强基层医务人员的认识。

目的:探讨河流流经海口市前后河水中细菌菌群结构、抗生素耐药基因组和病原菌毒力基因组的变化，及其传播扩散模式。方法:从流经海口市前的南渡江上游至南渡江入海口划分前、中、后段3个研究区域，每个区域选择3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平行采集6份样本并混合为1份，每份3 L。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和16S rRNA基因全长测序获得相关生物信息数据，分析前、中、后3段水体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及耐药基因、毒力因子和可移动遗传元件信息。运用主坐标分析、普氏分析和曼特尔检测等方法分析样本间菌群分布差异以及传播模式相关性。结果:随着河水流经海口市，微生物的α多样性呈现逐渐降低趋势。其中变形菌门在前、中、后段的细菌群落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中、后段变形菌门相对丰度高于前段。抗生素耐药基因、毒力因子及可移动遗传元件的多样性和丰度在前段均处于较低水平，流经海口市后，均明显升高。同时，可移动遗传元件介导的水平传播在抗生素耐药基因和毒力因子扩散中发挥较大作用。结论:城市化对河流中的微生物及其携带的耐药基因、毒力因子和可移动遗传元件产生显著影响。在海口市南渡江，河流流经城市受纳了人群排出的抗生素耐药菌和病原相关细菌，同时抗生素耐药基因和毒力因子在细菌中的富集，显示了城市人群排出的抗生素耐药菌和病原菌对环境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威胁。流经城市前后微生物组和抗生素耐药基因组的比较，也可成为有价值的抗生素耐药扩散监测预警指标。

目的:建立现场海水浸泡伤动物感染模型，研究致病菌种类，为海水浸泡伤的诊疗提供依据。方法:于舟山某码头设立9个海水取水点，用无菌海水采样器取水。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法检测实验海域海水中所有的细菌种类，并作为海水对照组（SW组）。选取健康白猪16只，均通过手术造成左胫骨开放性骨折，按照实验设计分为实验组（ n=10）和对照组（ n=6）。实验组白猪创面于海水中浸泡2 h，而对照组白猪旷置于无菌手术室。2 h后所有实验动物包扎伤口，定期换药。术后7 d取伤口深部软组织、骨组织行病理学检查并观察感染情况，采用微生物多样性分析法检测致病菌种类并进行差异性分析。 结果:实验组10只白猪皆感染，对照组6只白猪中2只感染；与SW组比较，实验组菌群数量明显减少；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菌群数量明显增多（ P<0.05或 P<0.01）。所有感染的白猪均检出坏死性梭杆菌、孔氏创伤球菌、猪链球菌、大肠埃希菌等机会致病菌，实验组除检出海水中专有的狭义梭状杆菌、脱硫弧菌、哈维氏弧菌外，还检出大芬戈尔德菌、化脓性拟杆菌等多种厌氧菌。 结论:开放性创伤经海水浸泡后具有较高的感染率，且为机会致病菌、海水细菌和厌氧菌的混合感染，故早期彻底的外科清创和使用覆盖厌氧菌的广谱抗生素对控制感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