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资源之一.随着草地退化日益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草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牧区牧民带来巨大的生计压力.系统分析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草地修复政策,增强牧户的草地退化适应能力,减轻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7年和2019年野外采样数据及2021年牧户访谈数据,构建了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区纯牧户、牧兼户和非牧户的草场面积、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纯牧户、牧兼户的家庭劳动力较丰富,非牧户家庭劳动力较少;纯牧户、非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较高,牧兼户的生计脆弱性较低;草地质量是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修复草地生态环境能够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以牧业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提高牧户家庭的健康水平和信贷资本,均有利于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

草地生态补偿致力于保护草地生态系统服务数量和质量,同时提高畜牧业的经济可行性,是实现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政策之一.梳理世界范围内草地生态补偿研究,综述生态补偿是否解决草地生态系统已有问题以及归纳其影响因素,对探寻未来草地生态补偿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以草地生态补偿为主题,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集了 2007年至2022年共69个案例,已有研究以公共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社会生态系统3个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草地补偿的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和影响因素,发文量占比分别为34.78％、17.39％、43.48％.主要结果如下:草地生态补偿的生态效益以恢复草地面积与质量、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提升草地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社会经济效益重点包括增加牧户经济收入和改善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生计结构;影响因素以牧民主观认知、牧户客观条件、牧区生态环境、社会政策背景及补偿支付方式为主.建议未来草地生态补偿研究可从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效益间的权衡、牧民为重要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生态目标和牧民需求导向的支付方式多样性3个方面重点探索.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同时要处理好当地牧民生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本文就该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区域尺度上生物多样保护最小面积与民生需求最大面积相协调的自然比例进行了探索,寻求可持续管理的途径与模式.通过国家公园区域内家畜(家牦牛Bos grunniens和藏系绵羊Ovis aries)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野牦牛B.mutus和西藏野驴Equus kiang)的营养生态位体积和重叠,现有家畜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的数量(分别为116.70×104羊单位和31.40 × 104羊单位),保障当地牧民(6.43×104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存栏量(123.07×104羊单位)等核算出该国家公园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面积最低比例,即自然比例(Nature Proportion,N％),其理论值、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90％、30％和74％.通过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将外围支撑区发展草产业生产的饲草资源用于“返青期休牧”模式和“暖牧冷饲两段式养殖”模式(可供饲养190 d所需饲草,即增加保护草地4.47×104 km2),或用于满足当地牧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可饲养60.25×104羊单位,即增加保护草地1.55×104 km2)等优化了该国家公园N％的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67％和87％.不同的核算条件、方法和目的得到的N％存在较大差异.多重目标下三江源国家公园N％的核算,应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识别、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区域识别、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区域识别及重要性区分、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受益区域识别、当地牧民群众发展适宜区域识别及优先性区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商品供给量核算.合理核算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N％,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青藏高寒区属于独特而典型的高原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对高寒区生态安全以及农牧民生计的维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青藏高寒区的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因此该区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工作是国家生态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提出了各种有效的恢复手段,但缺乏因地制宜的系统性总结和论述.基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青藏高寒区退化草地现状,总结了高寒区各生态类型分区的主要生态问题,明确了不同集成技术与模式的适用区域和范围,同时对这些技术、措施和模式的恢复效果和恢复机制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对未来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青藏高寒区退化草地的恢复治理、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性维系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

我国部分自然保护区中拥有大面积草原,但由于过度放牧,面临草原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等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合理的补偿标准导致牧民生计得不到有效保障,偷牧行为屡禁不止.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区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完善补偿机制,对于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区内草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牧民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自然保护区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典型案例——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构建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框架,包括识别影响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因素,遴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根据草原承包经营权、保护区功能分区、草原利用情况等对补偿客体进行分类;制定针对不同客体的多种补偿标准方案,并提出其优先序.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的关键因素为文化程度、务农人口比例、原有牲畜数量和已退养牲畜数量.核心区、缓冲区内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833元羊单位-1a-1;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913元羊单位-1a-1;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未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120元羊单位-1a-1;实验区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则在核心区、缓冲区三类牧民的补偿基础上扣除牧民承包草原的理论载畜量后进行计算.建议完善牧民基本情况统计制度、拓展补偿资金来源、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并建立动态化补偿标准调整机制.

牧民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认知成为推动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牧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以喀拉峻180份牧户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在分析牧民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程度和生计选择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探究生态认知与生计选择的总体关联性,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探究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对生计选择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1)生态系统服务认知水平依次为调节服务(79.83％)＞支持服务(78.21％)＞文化服务(77.06％),且对气体调节的认知度最高(82.67％),对科研教育的认知度最低(72.11％);(2)生态系统服务认知与生计选择的总体关联度均在0.47以上,处于中等关联水平;3)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对选择旅游畜牧兼业生计影响相对显著,其中气体调节和土壤保持正向影响旅游畜牧兼业生计选择,而废物处理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粮食安全关系到西藏农牧民的生计与社会稳定.为促进粮食产量提高,以西藏自治区7个地级行政区为生产单元,采用2010-2019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产量等数据,运用迪氏指数法定量分析10年来各行政区粮食产量变化差异,探讨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近10年来西藏粮食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增幅达15.9％;(2)日喀则是西藏的主要粮食产区,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最大,为42.2％;(3)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突出了青稞的重要位置,增加了青稞的播种面积,青稞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达到76.6％;(4)从全区来看,对粮食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是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因此,近年来西藏主要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和扩大种植面积获得了增产,而在未来可积极开展复种措施、提高耕地利用系数(如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区域)以及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如改良品种、推行测土配方、提高农业机械化率等措施来提高作物单产、增加粮食总产.

牧民对草地可持续利用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地的利用状况,进而影响牧民保护草地行为的产生.基于黄河源区(玛多、玛沁、班玛、达日、甘德)的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牧民生计方式和草地退化认知特征的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牧民对草地退化生态认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源区88％的牧民认为近5年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相一致;(2)联户放牧、子女受教育程度、新技术培训、牲畜养殖规模等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3)户年均收入、国家草原奖补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负向作用.为有效解决黄河源区牧民对草地的严重依赖性和源区内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应(1)加强牧民专业技能培训、提升草原牧民整体文化水平;(2)鼓励中小牧民参与联户经营;(3)优化牧户生计方式,改善生计策略,减小牧民对草地的依赖程度,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自然保护地政策的生态成效有助于未来更好地开展自然保护地保护和治理.以三江源地区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覆被转类指数考察了 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特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刻画了 自然保护地政策生态成效在自然保护地内外的空间差异性,结合最小二乘法和实地调研结果探究了保护地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地政策实施以来,三江源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越来越明显,未利用地转化为生态地类是促进生态提升的最主要的用地变化类型.集中连片分布的大型保护地生态成效明显,而分布零散且靠近行政边界的小型保护地生态成效相对较小;尽管保护地生态成效优于非保护地,但保护地与周围地区的生态提升具有同步性.保护地政策通过在保护地内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显著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同时通过采取限牧禁牧、引导转业转产等措施减轻了农牧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未来应推动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网络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公园和周边区域的一体化保护和联动治理,帮助农牧民进一步拓宽生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