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对农户环境意识现状从环境知识、生态观念和环保行为 3 个维度进行刻画,进而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环境意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元Logistic回归和Tobit回归模型,就农户环境意识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陕南秦巴山区整体农户的生计资本较为欠缺,且分布失衡;农户环境意识主要分为淡薄型、中等型和强烈型三种类型;(2)物质资本始终是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环境意识由淡薄型向强烈型转变的关键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存量是大幅度提升农户环境意识的基本保障;(3)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环境意识各维度作用显著,能够通过调节农户生计资本进而引导和教育农户提高自身的环境认知;(4)对不同类型农户而言,其环境意识水平有所差异,生计资本对各类型农户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使农户提高环境意识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草地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资源之一.随着草地退化日益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草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牧区牧民带来巨大的生计压力.系统分析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草地修复政策,增强牧户的草地退化适应能力,减轻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7年和2019年野外采样数据及2021年牧户访谈数据,构建了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区纯牧户、牧兼户和非牧户的草场面积、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纯牧户、牧兼户的家庭劳动力较丰富,非牧户家庭劳动力较少;纯牧户、非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较高,牧兼户的生计脆弱性较低;草地质量是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修复草地生态环境能够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以牧业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提高牧户家庭的健康水平和信贷资本,均有利于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

生态脆弱区既是生态环境最敏感区域,也是返贫问题较为集中的区域,返贫脆弱性作为评价农户返贫状况的重要指标,可为生态脆弱区农户的防返贫提供有效借鉴.以地处西秦岭的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的返贫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测度农户的返贫脆弱性水平,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返贫脆弱性指数均值为 0.103,整体处于中度脆弱水平,等级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态势.(2)不同类型农户的返贫脆弱性水平存在分化特征,高山区、农业收入占比高、抚养比高的农户返贫脆弱性较高,且农业收入占比高、抚养比高农户的高脆弱群体占比也高.(3)不同抚养比农户的暴露度与适应能力差异最为显著,敏感性水平则在不同生计方式和抚养比农户中差异最大.(4)家庭规模的扩大可显著增强农户的返贫脆弱性,而交通便利度、网络覆盖率、未来生活预期、帮扶措施多样化和政策帮扶强度的提高可有效减缓农户的返贫脆弱性;政策帮扶强度削弱了高度脆弱农户因交通便利度低所致的返贫脆弱性,帮扶措施多样化则减弱了户主受教育水平高所发挥的降脆效果.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与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主体,其福祉水平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实现.科学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以地处秦巴山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识别相对贫困农户,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在"家庭-村庄"双重尺度上探索相对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分化,其中,高山区农户、补贴型农户和高家庭抚养比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相对贫困农户占受访户的20.39%,且主要集中在高山区、家庭抚养比较高以及补贴型农户中.(2)农户的家庭属性是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脱贫内生动力及生计多样性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增加会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3)村庄特征放大了家庭特征对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村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外联系等通过影响家庭特征而强化了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脆弱,近几十年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带来显著的生态恢复效果,也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区域粮食安全产生了影响.刻画生态脆弱区人-地系统复杂响应过程,可以为区域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管理模式提供依据.研究从土地多功能出发,着眼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川地、梁峁区域、黄土塬地、土石山地以及城郊区域等不同的典型地貌类型与代表区域,采用多层次利益相关者参与式的评估框架,以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及生态工程影响与未来发展为切入点,设置惯性发展情景、发展优先兼顾生态情景、农业优先兼顾生态情景以及生态优先兼顾发展情景,构建多智能体模型对区域土地利用与土地多功能的时空变化开展模拟.主要结果表明:(1)生态优先兼顾发展情景综合影响最高且对各维度影响相对均衡,而农业优先兼顾生态情景对区域土地的经济维度的功能和社会维度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效应;(2)根据土地多功能空间变化模拟结果,区域土地利用破碎化明显且耕地的撂荒对全域土地多功能均表现出明显的限制作用,农业优先兼顾生态情景中土地功能发生下降的面积最少;(3)发生土地功能下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土地质量较差、坡度处于5-15.范围内、地形起伏度较大以及距离道路较远的区域;本研究刻画了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典型地貌区域的差异化土地利用系统特征,为生态保护工程实施背景下的土地管理与区域可持续利用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甘南高原农户对极端天气的适应障碍,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适应障碍对农户适应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面临的规范性障碍最严重,信息技术障碍次之,再次为制度障碍和认知障碍.不同生计农户面临的适应障碍存在差异,其中,纯农户主要面临信息技术障碍,兼业户和非农户则主要面临规范性障碍.(2)纯农户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意向主要受认知障碍、信息准确性障碍、适应策略选择时机障碍、政策激励障碍和牲畜拥有量的影响,兼业户主要受认知障碍、技术服务障碍、政策激励障碍影响,非农户主要受认知障碍、资源获取性障碍影响.除适应策略选择时机障碍外,其余适应障碍越小,不同生计农户的积极适应意向均越强.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户适应障碍的对策建议.

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居民福祉“双赢”.尽管我国在生态补偿效果评估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更多关注的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忽略了生态补偿对社区居民福祉的影响及其反馈关系,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围绕生态补偿效果评估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的科学问题,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生态补偿、农户福祉、生态系统服务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是生态补偿效果评估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生态系统服务、农户生计、成本效益是评估生态补偿效果的3个核心指标;综合自然、人文两个因素统一的生态补偿评估与调控模型与方法体系,是亟待研究探索的重要方向.

面向“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管理的现实目标,对生态资产的准确刻画加深了资源管理者和使用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从学术研讨向决策实践过渡的重要桥梁.然而,当前的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决策支持作用受到质疑.基于对生态资产研究近今进展的总结,生态资产实际核算一般取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集分别作为存量和流量.如若将生态资产作为审计依据,则须把握先实物量后价值量的原则.在当前国际研究中,生态资产已经成为区域景观管理和农户生计决策的重要绩效评估与情景优选工具.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规范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提升生态资产决策支持能力4项内容应引起未来生态资产研究的重点关注.

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开展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并对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值呈现非农户＞兼业户＞纯农户,非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远高于兼业户和纯农户;(2)不同农户类型资产等级划分差异显著,纯农户的中低资产较多,非农户的高资产较多,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类型密切相关;(3)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何田乡生计资本较为均衡,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的生计资本搭配不合理;(4)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5)自然资本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其余资本及总量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最后,为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