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回顾性分析宁波地区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sis mycobacterium，NTM)引起的手部皮肤和软组织感染(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SSTI)，分析NTM感染的临床表现、菌种鉴定结果以及治疗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3年至2020年期间浙江宁波地区NTM培养阳性的手部SSTI患者52例，分析年龄、职业、致病因素、感染部位、病程表现、培养结果及菌种特点。结果:本组52例患者，标本共57例。培养阳性菌株经菌种鉴定，共发现7种分枝杆菌，其中海分枝杆菌42例(73.68%)，龟/脓肿分枝杆菌2例，堪萨斯分枝杆菌1例，偶然分枝杆菌2例，浅黄分枝杆菌2例，楚布分枝杆菌2例，线虫分枝杆菌1例，未知分型5例。分枝杆菌感染病理报告多提示慢性炎细胞浸润伴肉芽肿性炎。所有患者均在分枝杆菌培养同时开始经验性用药，以大环内酯类药物加左氧氟沙星为主。8例轻症患者接受了口服抗分枝杆菌药物保守治疗，平均3.5个月；余44例因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予住院行手术治疗，术后随访口服抗分枝杆菌药物治疗，平均2.7个月后痊愈，其中5例患者复发感染行二次手术或二次以上手术，仅1例截指。根据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评定手功能：优36例，良10例，可4例，差2例。结论:海分枝杆菌依然是浙江宁波地区NTM感染的最常见致病菌种，病理以肉芽肿性炎为主，对于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病例，彻底的病灶清除手术和抗分枝杆菌药物治疗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微创手术已经在小儿外科大量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但在目前临床实践中，儿童微创手术普遍存在"重外观、轻功能"等问题，尚缺乏针对小儿微创外科的科学的内涵定义与评价标准，术前准确决策、术中完整清除目标病灶、损伤控制以及合理的手术方式等一系列体现手术精准化的策略需要进一步加强，围手术期实施加速康复外科方案以及有效的营养管理、心理干预等一系列旨在达到功能性微创理念的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提高儿童微创手术治疗效果，必须将功能性微创理念贯穿到术前诊断评估和营养管理、手术规划、手术操作、加速康复外科等整个外科诊断与治疗过程，制订个体化诊断与治疗方案，以患者器官及整体功能恢复作为评价标准。

目的:观察真菌性蝶窦炎所致视觉功能损伤患者的临床特征，初步分析其与视力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06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经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确诊的真菌性蝶窦炎致视觉功能损伤患者44例55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因单眼或双眼视力下降，或双眼复视、眼球运动受限、上睑下垂首诊于眼科。患者均行视力、眼底彩色照相检查。同时行鼻窦或眼眶CT检查37例，副鼻窦、颅脑或眼眶磁共振成像（MRI）检查34例。患者均行鼻内镜下鼻窦开放联合窦内病灶清除手术；手术后行抗真菌药物治疗14例。手术后平均随访时间（59.61±37.70）个月。侵袭性、非侵袭性真菌性蝶窦炎患者临床特征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选取单因素分析中 P<0.2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44例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25例；男女性别比为1∶1.3；出现视觉症状时平均年龄（61.48±12.17）岁。患有免疫功能异常性疾病23例（52.3%，23/44），其中糖尿病21例。主述视力下降33例44只眼（75.0%，33/44）；双眼复视伴眼球运动障碍15例（34.0%，15/44），其中同时伴视力下降6例。就诊时患眼视力无光感~0.8。伴头痛35例（79.5%，35/44），伴鼻部症状14例（31.8%，14/44 ）。蝶窦曲霉菌、毛霉菌感染分别为40、4例。行鼻窦或眼眶CT检查的37例患者，均可见窦腔内软组织填充；其中窦腔内高密度钙化影19例（51.4%，19/37 ），窦壁骨质缺损24例（64.9%，24/37 ），窦壁骨质增生硬化26例（70.3%，26/37 ）。行副鼻窦、颅脑或眼眶MRI检查的34例患者中，蝶窦内病变T1WI呈弱信号、强信号、等信号分别为14、10、9例；T2WI呈强信号、弱信号、等信号分别为13、16、2例；增强后病变强化11例，无明显强化23例，病变周围黏膜增厚强化。病变累及眶尖、海绵窦分别为18、16例；同时累及眶尖及海绵窦12例。手术后6个月，视力显著提高27只眼（65.9%，27/41），视力无改善14只眼（34.1%，14/41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窦壁骨质增生硬化改变与较高视力改善率相关（比值比=0.089，95%可信区间0.015~ 0.529， P=0.008 ）。 结论:真菌性蝶窦炎相关视觉功能损伤相对多见于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女性患者；单眼视力下降伴持续头痛为最常见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发现蝶窦内病变是诊断的重要依据。蝶窦开放联合窦内病灶清除是其有效治疗方法，手术后多数患者视力可得到改善；蝶窦壁骨质有增生硬化改变者，视力预后相对较好。

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是鼻窦黏膜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症状主要为鼻塞、流脓涕、头面部胀痛及嗅觉减退和丧失等。近年来内镜鼻窦手术已成为CRS外科治疗的首选方法。虽然鼻窦手术方法较以往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临床实践发现鼻内镜手术仍无法彻底清除病灶，术后鼻腔黏膜粘连、水肿、愈合延迟等发生率高。因此临床上更加关注CRS的术后鼻腔处理。鼻腔填塞是术后较常见的治疗手段，本文就鼻内镜术后鼻腔填塞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本文分析2例肺部普通裂褶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同时进行文献复习，总结肺部普通裂褶菌感染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和治疗方案等，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诊治水平。本组2例肺部普通裂褶菌感染者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部CT影像学特点为肺部实变影、部分痰栓形成及肺部团块影，其中例1患者经支气管镜镜下清除痰栓，肺部病灶完全吸收。对有腐木等可疑接触史，伴有呼吸道症状，实验室检查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总IgE水平升高，胸部影像学提示有痰栓改变，应考虑到该病的可能，积极完善支气管镜检查及病原学送检是关键。

目的:探讨斜外侧椎间融合术（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OLIF）显露技术下斜外侧腰椎间清创双模块植骨融合内固定治疗单节段非特异性腰椎间隙感染的安全性、技术要点及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在OLIF显露技术下采用斜外侧腰椎间清创双模块植骨融合及后路肌间隙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12例单节段非特异性腰椎间隙感染患者资料，男10例，女2例；年龄（65.4±9.5）岁（范围，49~79岁）。记录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白细胞计数、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等实验室指标及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病理报告、病原学结果及并发症。测量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椎间隙高度、病变节段角及腰椎前凸角，记录病变椎间隙的融合时间。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评估腰部疼痛及功能障碍程度，采用健康调查简表（the MOS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SF-36）及Kirkaldy-Willis标准评估患者总体健康状况及临床疗效。采用 t检验及方差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12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其中6例使用双模块钛网，6例使用双模块自体三皮质髂骨块植骨。10例病原学培养阳性，阳性率83.3%（10/12），其中链球菌4例，金黄色葡萄球菌4例，大肠埃希菌1例，肺炎克雷伯菌1例。12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6.1±5.1）个月。白细胞计数，末次随访时[（4.89±1.28）×10 9/L]较术前[（6.25±2.02）×10 9/L]降低；C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末次随访时[（8.48±8.79）mg/L和（9.25±5.50）mm/1 h]较术前[（58.73±52.56）mg/L和（51.88±19.04）mm/1 h]均明显降低。腰痛VAS评分和ODI，末次随访时[（1.50±0.55）分和18.00%±2.31%]较术前[（6.67±1.63）分和72.57%±3.41%]均明显降低；SF-36评分，末次随访时[（73.73±5.86）分]较术前[（56.33±4.93）分]明显升高。椎间隙高度术后即刻为（11.68±2.64）mm较术前增加，末次随访时丢失率为3.9%；腰椎前凸角术后即刻为32.89°±14.52°较术前增大，随访过程中维持良好；病变节段角术后即刻为10.8°±8.51°较术前增大，随访过程中维持良好。所有患者椎间均融合，融合时间（9.2±3.5）个月。临床疗效优10例（83.3%），良2例（16.7%），优良率100%。1例患者于术后第2天发生肺部感染合并栓塞，1例于术后第1天发现肌间静脉血栓形成。 结论:OLIF技术应用于单节段非特异性腰椎间隙感染可直接清除椎间隙及椎旁病灶，椎间隙高度恢复佳，可矫正后凸畸形，且融合率高，临床疗效满意。

目的:了解我国医师对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策略的认知现状。方法:编制问卷，于2017年4至6月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368名儿童重症医师完成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邮件问卷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68份(应答率45.1 %)，单位应答率87.2%(68/78)。59.2%和77.7%受访者选择清创手术和体液引流等清除病灶；90.8%受访者选择休克1 h内使用抗生素；98.4%选择生理盐水，72.3%使用白蛋白，53.8%选择血浆进行液体复苏；休克复苏静脉通路开通困难时，57.1%首选开通骨髓内通路；79.3%和83.2%受访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静脉丙种球蛋白等辅助治疗；96.7%受访者可提供氧气和机械通气支持，85.3%提供持续肾替代治疗，22.0%提供体外膜肺氧合等脏器支持。322名(88.7%)、188名(51.1%)和85名(23.1%)受访者符合液体复苏、正性肌力药物和缩血管药物的临床模拟病例的"最佳建议"；缩血管和正性肌力药物模拟病例中，分别有69.3%和24.2%受访者选择液体复苏治疗；液体复苏病例中，49.7%(183/368)受访者进行液体容量和反应性评估，评估仪器包括重症床旁超声[39.4%(145/368)]，生物阻抗监测器[10.3%(38/368)]和经肺热稀释装置[6.3%(23/368)]；接受儿童高级生命支持课程( P＝0.006)和重症专科培训中心培训( P＝0.002)的儿科医生做出"最佳建议"选项的比例高于未参加培训者。 结论:我国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现状是积极的病灶清除、抗生素使用及脏器支持等，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意识增加，但可能存在过度液体输注，不合理使用血浆、激素和丙种球蛋白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可能促进合理治疗。

目的:初步探讨聚焦超声消融手术（FUAS）联合宫腔镜手术治疗内生型子宫腺肌病的有效性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12例接受FUAS联合宫腔镜手术治疗的无生育要求的内生型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点、影像学特征、治疗过程，随访其治疗后的转归情况。结果:（1）临床特点：12例患者均有月经过多和痛经症状，合并中度或重度贫血8例（8/12），痛经评分≥4分者11例（11/12）；既往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LNG-IUS）3例，均无法长期控制症状。（2）影像学特征：12例患者均行经阴道超声检查及盆腔磁共振成像检查，子宫体积均不同程度增大，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增厚，子宫浆膜面光滑，符合内生型子宫腺肌病。（3）治疗过程：12例患者均先接受FUAS治疗，病灶消融率为55%~89%，均存在部分子宫内膜消融。10例患者FUAS治疗后辅助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治疗。12例患者均在FUAS治疗后择期行宫腔镜手术清除凸向宫腔的坏死组织，其中2例同时行子宫内膜去除术，11例宫腔镜术中同时放置LNG-IUS。（4）随访及疗效评价：12例患者治疗后月经过多和痛经症状均改善，患者的经量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Z=-3.134， P=0.002），痛经评分也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Z=-3.077， P=0.002）；随访中尚未发现症状复发或LNG-IUS位置异常情况。 结论:FUAS联合宫腔镜手术可有效治疗内生型子宫腺肌病，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为期望保留子宫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目的:探讨颅脑外伤患者因去骨瓣减压术后颅骨缺损行颅骨修补术，术后植入物(钛网和聚醚醚酮)外露的治疗策略及其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20年10月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10例)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颅脑创伤中心(15例)收治的25例颅骨缺损修补术后植入物外露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外露创面是否存在感染、外露时长、大小、形态，个体化决定是否行手术治疗及是否去除修补材料。若存在皮下感染，则清除感染病灶并去除修补材料。以患者术后伤口愈合情况作为疗效指标。患者于出院后1、3、6、12个月进行门诊复诊，随访伤口愈合、外观修复、生活质量情况。结果:25例患者中，23例为钛网外露，2例为聚醚醚酮外露；13例(52.0%)患者植入物外露同时伴有伤口感染。2例局部感染的钛网修补患者通过非手术治疗最终痊愈，另外23例行手术治疗。手术患者中，10例患者通过旋转皮瓣保留了修补材料，13例去除了材料。25例患者术后12个月随访时，去除材料的患者中有11例再次进行了修补；所有患者伤口愈合良好，生活质量无影响。结论:颅脑外伤患者颅骨修补术后植入物外露常伴有伤口感染。仅伤口局部感染的患者可以考虑非手术治疗；对于不伴皮下感染的患者可以选择旋转皮瓣覆盖创面以保留原修补材料，而对于存在皮下感染的患者应当去除修补材料，考虑远期再次修补。经个体化治疗，患者伤口愈合良好，且不影响生活质量。

尽管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保留了部分滤泡细胞的特征，使得放射性碘(radioactive iodine, RAI)成为术后一线治疗手段，但高达2/3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在初始或治疗中逐渐呈现RAI难治性(RAI－refractory, RAIR)状态。RAIR－DTC治疗手段相对有限，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仅10%，是甲状腺癌死亡病因最主要占比人群 [1]。相对明确的RAIR－DTC概念于2012年被提出，从病灶的核医学分子影像学特征可以将RAIR分成4种情形：(1)病灶在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后，首次RAI治疗即不摄碘；(2)起初摄碘，逐渐不摄碘；(3)部分病灶摄碘，部分病灶不摄碘；(4)病灶虽然摄碘但仍呈现临床进展 [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DTC病灶的失分化倾向，但4种情形背后的分子生物学背景及机制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RAIR－DTC患者进行个体化诊断治疗。2015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指南沿用了RAIR－DTC最初的界定，针对这类患者不推荐后续 131I治疗，并建议在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下主动监测随访。针对随访中出现进展或伴有局部症状的RAIR－DTC患者，探索新的治疗手段以阻止病情进展、改善生存是目前临床诊疗管理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