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患有功能性胃肠病以及精神疾病的病例越来越多。近年来，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证据显示，功能性胃肠病与精神疾病往往并存，且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其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为“菌-肠-脑轴”的互动异常。在功能性胃肠病与精神疾病的临床诊疗中，医患双方对其临床表现认知及重视程度不够、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欠缺及干预方式的全局观和整合观不足，造成当前该类疾病的疗效欠佳。本团队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结合笔者的临床经验，提出“胃肠精神病学”的概念，并总结其临床干预策略需要包括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益生菌、益生元、菌群移植和心理认知等多学科介入。本文以“胃肠精神病学”为基础，对该类疾病的诊疗进行系统的阐述。

儿童炎症性肠病近年发病率逐渐升高，该病为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好发年龄为学龄期，严重影响患儿生长发育，同时给心理和精神上带来创伤。目前该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随着近年来对肠道菌群的深入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在该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且在临床得到广泛证实。因此，人们尝试将微生态制剂应用于炎症性肠病患儿治疗中。该文主要综述炎症性肠病患儿应用益生菌、益生元、粪菌移植等微生态制剂治疗的研究进展，分析微生态制剂对炎症性肠病患儿的治疗效果，为临床提供新的思路。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肝病，其中10%～30%的患者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部分患者可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近年来，肠道菌群与胆汁酸代谢在NAFLD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NAFLD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紊乱；通过外源途径补充益生菌、益生元纠正紊乱的肠道菌群，可在一定程度上治疗NAFLD。同时，NAFLD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胆汁酸代谢异常；胆汁酸受体如法尼醇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和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coupled receptor，TGR)5，是开发治疗NAFLD新药的重要靶点。此外，肠道菌群和胆汁酸代谢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共同影响NAFLD的发生、发展。

腹腔感染是ICU和住院患者第二大感染性疾病，病死率高达20%~30%。医学的进步并没有改善腹腔感染患者预后，且日益严峻的细菌耐药形势可能导致腹腔感染患者预后恶化。腹腔感染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而肠道菌群失调反过来又可加重腹腔感染。肠道微生态制剂可调节肠道菌群，是腹腔感染潜在的治疗措施。笔者回顾腹腔感染时肠道菌群的变化、肠道菌群对腹腔感染预后的影响及肠道微生态制剂在腹腔感染中的作用，旨在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近年来儿童肥胖的发生率快速增长，肥胖可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并有较大可能性延续至成年。儿童肥胖的发生发展与遗传易感和环境等多重因素有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作为内环境重要部分的肠道菌群与儿童肥胖密切相关，肠道菌群的紊乱及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胆汁酸、吲哚及其衍生物等，广泛参与儿童肥胖发生发展的过程。目前通过益生菌和益生元、粪便菌群移植、饮食干预、手术来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成为预防和治疗肥胖的新方向。该文就肠道菌群与儿童肥胖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基于肠道菌群预防和干预儿童肥胖提供新的思路。

近年来，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率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肠道菌群寄生于人体肠道，在宿主的代谢和免疫调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肠道菌群的结构变化或失衡可引起代谢紊乱，影响嘌呤代谢酶的合成和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参与尿酸性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高尿酸血症及尿酸性肾病中以肠道菌群作为探索的切入点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肠道菌群对嘌呤和尿酸代谢的影响，高尿酸血症及尿酸性肾病肠道菌群的特点、肠道菌群代谢物的差异及与炎症因子的内在关系。此外，本文综述了益生菌、益生元和粪便微生物对高尿酸血症及尿酸性肾病的干预效果，以期为肠道菌群预防和治疗高尿酸血症及尿酸性肾病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的治疗中，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可引起体重增加、血糖升高、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等药物的代谢不良反应，但其引起代谢不良反应的机制尚不明确，目前国内外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近年来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在其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中围绕肠道微生物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引起代谢不良反应中的作用机制以及益生菌和益生元在预防或治疗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引起代谢不良反应中的作用的潜在价值进行综述。

口腔微生物群落由多样化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原生动物群体构成，其稳定性、功能和组装过程受到宿主与微生物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调控。高通量测序技术为深入研究和认识口腔微生物群落在健康和疾病状态下的分类结构、基因组成、功能和动态变化途径提供了重要方法。本文系统介绍了口腔微生物群落的建立、稳态调控、常见口腔疾病相关的菌群失衡、影响因素。结合微生物学、免疫学和多组学的视角，可以深入探讨人体与微生物间的复杂分子对话。开展口腔微生态组装原理、细胞间信号、压力适应性以及引发菌群失衡触发因素的深入研究，对于开发新的诊断技术、治疗方案和定制益生菌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天然产物、小分子化合物、益生元、益生菌、噬菌体等方法调节口腔微生态并尽可能地减少对口腔微生态系统的破坏，为促进口腔和全身健康提供新的机遇。

来自免疫、儿童保健、消化4位不同专业的专家，对2019年“儿童过敏性疾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中食物过敏早期预防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食物过敏的免疫学机制是Th2细胞功能亢进，目前预防的趋势是以积极诱导免疫耐受的方法代替被动避免过敏原暴露。诱导免疫耐受的方法包括早期过敏原小剂量暴露、补充益生元，益生菌和共生元，补充免疫耐受性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