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以及基于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测量直肠周围脂肪含量构建预测模型及其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2月至2021年12月天津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54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88例，女66例；年龄为（61±9）岁。患者均行直肠癌根治术和盆腔常规MRI检查。观察指标：（1）随访情况及直肠周围脂肪定量测量。（2）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影响因素分析。（3）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评价。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用COX回归模型。使用rms软件包（4.1.3版本）生成列线图和校准曲线图，使用survival软件包（4.1.3版本）计算C-index，采用ggDCA软件包（4.1.3版本）进行决策曲线分析。 结果:（1）随访情况及直肠周围脂肪定量测量。254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1.0（1.0~59.0）个月，随访期间81例术后肿瘤复发，肿瘤复发时间为15.0（1.0~43.0）个月，173例术后肿瘤未复发。81例术后肿瘤复发患者，术前直肠系膜筋膜包裹体积、术前直肠系膜脂肪面积、术前直肠后系膜厚度分别为159.1（68.6，266.5）cm3、17.0（5.1，34.4）cm2、1.2（0.4，3.2）cm；173例术后肿瘤未复发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8.5（100.1，310.1）cm3、19.8（5.3，40.2）cm2、1.6（0.3，3.7）cm。（2）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分化程度为低分化、肿瘤病理学N分期为N1~2期、直肠后系膜厚度≤1.43 cm、磁共振壁外血管侵犯阳性、肿瘤侵犯周围结构是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64，2.20，3.19，1.69，4.20，95%可信区间为1.03~2.61，1.29~3.74，1.78~5.71，1.02~2.81，2.05~8.63， P<0.05）。（3）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纳入肿瘤分化程度、肿瘤病理学N分期、直肠后系膜厚度、磁共振壁外血管侵犯、肿瘤侵犯周围结构，构建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得分总和对应术后肿瘤复发概率。列线图的C-index值为0.80，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良好。决策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明显净获益率时对应预测概率阈值范围较广，该模型具有较好临床实用性。 结论:肿瘤分化程度为低分化、肿瘤病理学N分期为N1~2期、直肠后系膜厚度≤1.43 cm、磁共振壁外血管侵犯阳性、肿瘤侵犯周围结构是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MRI检查测量直肠周围脂肪含量构建其列线图预测模型可良好预测患者术后肿瘤复发情况。

目的:分析直肠癌腹腔镜直肠前切除术经直肠取出标本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检索上海市东方医院直肠癌患者的数据库，收集2017年1—12月期间，行腹腔镜直肠前切除经直肠取出标本成功和未成功患者的病例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MRI评估肿瘤≤7 cm；（2）体质指数（BMI）≤30 kg/m 2；（3）未接受过新辅助放化疗；（4）无肛门狭窄。分析经直肠取标本成功情况，并收集年龄、性别、BMI、肿瘤梗阻、肿瘤距肛缘距离、腹部手术史，盆腔MRI测量的肿瘤最大直径和直肠系膜前后径厚度（AP）等临床资料，采用χ 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用多因素logistics模型分析与经直肠取标本有关的临床因素。 结果:共208例直肠癌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132例，女性76例。年龄（63±11）岁，肿瘤最大直径中位数为3.8（ P25, P75：3.0，5.0）cm。66例（31.7%）成功经直肠标本取出标本。单因素分析显示，BMI≤25.0 kg/m 2（χ 2=7.420， P=0.006）、无肿瘤梗阻（χ 2=8.972， P=0.003）、肿瘤距肛缘距离<5.0 cm（χ 2=14.960， P<0.001）、肿瘤最大直径≤5.0 cm（χ 2=18.495， P<0.001）以及AP≤6.0 cm（χ 2=34.612， P<0.001）与标本经直肠取出成功有关（均 P<0.05）。而性别、年龄、腹部手术史等与标本经直肠取出成功与否无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BMI≤25.0 kg/m 2（ OR=2.32，95% CI：1.06~5.06， P=0.034）、无肿瘤梗阻（ OR=3.01，95% CI：1.82~6.69， P<0.001）、肿瘤距肛缘距离<5.0 cm（ OR=3.73，95% CI：1.22~11.43， P=0.021）、肿瘤最大直径≤5.0 cm（ OR=4.43，95% CI：1.39~14.09， P=0.012）、AP≤6.0 cm（ OR=4.30，95% CI：2.02~9.18， P<0.001）是直肠前切除术经直肠标本取出成功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术前综合评估BMI、肿瘤梗阻、肿瘤距肛缘距离、肿瘤最大直径和AP等临床因素，有助于选择合适的直肠癌病例进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

目的:探讨新辅助放化疗（NCR）前后局部进展期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的MRI影像学差异。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收治的165例行NCR联合手术治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腺癌患者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其中直肠黏液腺癌组36例，非黏液腺癌组129例。基于MRI评估两组患者NCR前后的图像特征，包括肿瘤长径、肿瘤厚度、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T分期、N分期、直肠系膜筋膜（MRF）受累、腹膜反折受累。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NCR前MRI特征的差异和NCR后MRI特征变化的差异。对照术后病理结果，分析两组患者NCR后MRI再分期的准确性。 结果:NCR前，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组患者肿瘤长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4），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肿瘤厚度、MRI T分期、N分期、MRF受累、腹膜反折受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NCR后，非黏液腺癌患者在肿瘤下缘距肛缘的距离缩小值、肿瘤长径缩小值、厚度缩小值及T降期率明显高于黏液腺癌组（ P均<0.05），黏液腺癌的N降期率高于非黏液腺癌组（ P=0.008）。与病理T分期相比，NCR后MRI均高估了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患者的T分期（ P均<0.001），同时高估了黏液腺癌的N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对NCR的敏感性不同，非黏液腺癌患者更得益于NCR的疗效。NCR后MRI对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再分期的准确性仍有待提高。

目的:评估由经验丰富的结直肠外科医生进行机器人辅助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情况下骨盆测量参数与手术难度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列线图模型。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肿瘤距肛缘≤10 cm；（2）术前病理检查证实为直肠癌；（3）术前具有完整的MRI影像学资料，评估肿瘤浸润深度为T1~3、环周切缘阴性且可达R 0切除。排除标准：（1）骨盆骨折病史；（2）骨盆手术史；（3）因肿瘤导致肠梗阻、肠穿孔等行急诊手术。依据上述标准，共纳入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行机器人辅助TME手术治疗中低位直肠癌的82例患者构建预测模型（建模组），并收集2023年1—8月于同一中心行机器人辅助TME手术的35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资料用于模型的验证（验证组）。骨盆测量参数包括骨盆入口直径、骨盆出口直径、耻骨结节高度、骶骨高度、骶骨深度、坐骨棘间距、坐骨结节间距、直肠左右系膜跨度、直肠前后系膜跨度、直肠前系膜厚度、直肠后系膜厚度、直肠肠腔面积和直肠系膜面积等13项指标。本研究以手术时长作为评价手术困难程度的指标，手术时长定义为从切皮开始到关腹结束这一时间段，对与手术时长相关的变量进行分析。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困难手术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困难手术的列线图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和校准曲线验证列线图的预测能力。并采用验证集数据作为本列线图的外部验证。 结果:建模组82例患者包括54例男性和28例女性。中位年龄为61.0岁，中位体质指数为23.7 kg/m 2，距肛门缘的中位距离为6.1 cm，中位肿瘤长径为4.5 cm。其中14例患者接受术前新辅助治疗，12例患者有腹部手术史。验证组35例患者包括24例男性和11例女性，中位年龄为64.0岁，中位体质指数为23.7 kg/m 2，距肛门缘的中位距离为6.3 cm。建模组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OR=1.227，95%CI：1.240~1.469， P=0.026）、肿瘤距肛缘距离（OR=0.733，95%CI：0.562~0.955， P=0.022）和坐骨棘间距离（OR=0.468，95%CI：0.270~0.812， P=0.007）是影响手术难度的独立风险因素。纳入以上因素构建困难手术预测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04（95%CI：0.707~0.900），校准曲线显示，本模型S∶P=0.987，C指数为0.804。验证集中，该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5%CI：0.606~0.928）。 结论:基于MRI骨盆测量参数与机器人辅助TME治疗中低位直肠癌的手术难度有关，基于骨盆测量参数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效果良好。

目的探讨直肠癌患者MRI检查前采用不同肠道准备方式(番泻叶肠道准备和单纯限制饮食)对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超高b值DWIb2000(b=2000 s/mm2)和常规b值DWIb1000(b=1000 s/mm2)图像质量的影响.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番泻叶肠道准备组和单纯限制饮食组共203例直肠癌患者的DWI(DWIb1000和DWIb2000)图像质量及相关影响因素.评估组间肠道准备质量指标(包括直肠扩张程度、直肠内容物性质、直肠肠腔气体量、肿瘤层面肠腔气体量)和DWI图像的磁敏感伪影程度(整体伪影、肿瘤区伪影).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t检验比较两组间肠道准备质量评分和DWI图像伪影评分的差异.肿瘤区DWIb2000伪影评分≤3分被定义为肿瘤区DWIb2000临床显性伪影,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区DWIb2000临床显性伪影的相关因素(肠道准备方式、性别、年龄、肿瘤位置、肿瘤环周占比、直肠后系膜厚度).结果两名独立观察者间在图像质量指标评估中具有良好一致性[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均>0.70].番泻叶肠道准备组的肠内容物性质、直肠肠腔气体量、肿瘤层面气体定量评分均高于单纯限制饮食组(P均<0.05).番泻叶肠道准备组的DWIb1000和DWIb2000的整体伪影和肿瘤区伪影程度均显著低于单纯限制饮食组(P均<0.05).在相同的肠道准备方式中,DWIb2000的整体伪影及肿瘤区伪影程度均显著高于DWIb1000(P均<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肠道准备方式是肿瘤区DWIb2000临床显性伪影的独立相关因素(OR=3.463,95％CI:1.738～6.901,P<0.001).结论与单纯限制饮食相比,番泻叶肠道准备可以改善肠道准备质量,减少DWI的磁敏感伪影水平,提高直肠超高b值DWIb2000和常规DWIb1000图像质量.

目的:探讨不同组织学级别结直肠腺癌CT表现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19例经病理确诊的结直肠腺癌患者临床和CT资料,按组织学分化程度分为高级别结直肠腺癌和低级别结直肠腺癌两组,比较两组患者发病年龄、性别、病变部位、病变肠壁长度及厚度、肠壁增厚形式、强化程度、增强后低密度比例、肠周浸润程度、肠周淋巴结肿大、合并肠梗阻、肝脏和腹膜转移的差异.结果:高级别和低级别结直肠腺癌在病变肠壁增厚形式、肠周浸润程度和肠周淋巴结肿大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21.571、6.613和34.859,P＜0.05),在平均发病年龄、性别比例、病变部位、病变肠壁长度及厚度、强化程度、增强后低密度比例、合并肠梗阻肝脏和腹膜转移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不同组织学级别的结直肠腺癌CT表现有显著差异.相对低级别结直肠腺癌,高级别结直肠腺癌病变肠壁更易呈环形增厚、肠周浸润程度更重、肠周淋巴结肿大更多.

目的 探讨经直肠超声检查(ERUS)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2016年1至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收治的90例直肠癌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新辅助放化疗,并于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前进行了ERUS,其中64例患者在新辅助放化疗前后均接受了ERUS,26例患者仅于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了ERUS.应用配对样本比较的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直肠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后肿瘤距肛缘距离、厚度及累及肠管长度差异.以术后病理分期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ERUS评估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直肠癌T分期的准确性.结果与新辅助放化疗前比较,新辅助放化疗后患者肿瘤下缘距肛缘的距离增加[(51.68±19.81) mm vs (58.63±21.71) mm],肿瘤厚度减小[(14.92±5.30) mmvs (9.73±2.50) mm],肿瘤累及肠管长度缩短[(40.82±9.18) mmvs (26.10±10.07) mm],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996、6.153、6.076,P均＜0.01).90例患者术后病理诊断为完全缓解pT0期15例,pT1期3例,pT2期30例,pT3期42例.术前ERUS诊断为完全缓解uT0期9例,uT1期1例,uT2期18例,uT3期59例,uT4期3例.ERUS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T分期的诊断准确性分别为uT0期82.2％ (74/90)、uT1期96.7％ (87/90)、uT2期66.7％(60/90)、uT3期67.8％ (61/90)和uT4期96.7％ (87/90),T分期总的诊断准确性为82.2％ (74/90).结论ERUS能够有效记录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前后肿瘤形态学变化,有助于对肿瘤距肛缘距离、肿瘤累及范围及浸润深度进行术前再评估.

患者男,52岁,以反复腹泻10余年,加重1个月入院.无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史.查体:血压 130/78 mm Hg (1 mmHg＝0 .133 kPa) ,心率95次/min ,未闻及杂音.心电图无明显异常.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显示:左心内径正常范围,左室心肌轻度增厚(室间隔及左室后壁厚度12 mm ) ,二、三尖瓣微量反流,左室收缩功能正常(59%) ,舒张功能减低(Ⅰ级) (图1) .常规超声诊断左心室心肌轻度肥厚,病因待查.进一步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显像(2D-STE)检测左室心肌纵向应变(LS ) ,显示左室整体LS减低(－12 .7%) ,且以基底段及中间段心肌LS减低显著,而心尖段LS无明显减低,呈"心尖应变保留"现象(图 2 ) .结合 LS 变化特征,超声诊断心肌淀粉样变(cardiac amyloidosis ,CA ) .患者行直肠活检,病理显示黏膜下组织淀粉样纤维沉积,刚果红染色阳性.综上,临床诊断为以消化道为首发症状的系统性淀粉样变性累及心肌.

目的 探讨肠重复畸形的多层螺旋CT和超声影像学特点,比较两种检查方法 对肠重复畸形的诊断价值.方法 搜集经手术后病理证实肠重复畸形患者86例,其中38例同时做了CT及超声检查,32例只做了超声检查,16例只做了CT检查,对CT及超声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肠重复畸形的CT及超声表现特点,并比较两种检查方法对肠重复畸形的诊断价值.结果 86例中,按部位分,空肠8例,回肠47例,回盲部21例,结直肠7例,胃十二指肠3例;按类型分,囊肿型73例,管状型13例;与手术病理结果对照,CT明确诊断40例,误诊8例,漏诊6例,超声明确诊断43例,误诊9例,漏诊18例.两者主要误诊为美克尔憩室、肠系膜及网膜囊肿、肠道肿瘤、腹腔脓肿等;合并症主要有肠梗阻、肠套叠、消化道出血等;CT对肠重复畸形的诊断率、误诊率、漏诊率分别为74.1％、14.8％、11.1％,超声对肠重复畸形的诊断率、误诊率、漏诊率分别为61.4％、12.8％、25.8％.CT及超声对肠重复畸形诊断率及误诊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CT及超声对肠重复畸形漏诊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肠重复畸形在CT图像平扫表现为类圆形或管形低密度肿块影,壁较厚,与周围正常肠管厚度相当,增强扫描显示囊壁强化方式与周围肠管相似.超声表现为腹腔内类圆形或管形囊性肿块,边界清,壁较厚,囊壁由内向外有三层结构,呈强-弱-强回声,彩色多普勒显示囊壁可见血流信号.结论 多层螺旋CT及超声均是诊断肠重复畸形的重要检查方法,CT对肠重复畸形的诊断率略高于超声检查,漏诊率明显低于超声检查.

目的 探讨较大直肠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NOSES)成功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地将11例较大直肠癌NOSES病例及64例较大直肠癌传统腹腔镜手术病例纳入研究.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肿瘤梗阻、肿瘤距肛缘距离、腹部手术史、手术方式、肿瘤病理结果、盆腔MRI测量的最大肿瘤直径和直肠系膜厚度.2组患者临床因素的差异使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较大直肠癌NOSES病例中,6例进行了双吻合器拖出式经直肠取标本手术(transrectal extraction of specimen-double stapling anastomosis,TRES-DSA),4 例进行了单吻合器拖出式经直肠取标本手术(transrectal extraction of specimen-single stapling anastomosis,TRES-SSA),1例进行了翻出式经直肠取标本手术(transanal endorectal eversion and transection,TEET).NOSES组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组的性别(P＝0.657),年龄(P＝0.416),腹部手术史(P＝0.936),肿瘤梗阻(P＝0.136),病理分期(P＝0.138)和直肠系膜厚度(前后径:P＝0.603;左右径P＝0.35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对于传统腹腔镜手术组,NOSES组的BMI更低(P＝0.007),肿瘤位置更低(P＝0.002).2组患者的生存(P＝0.727)和复发(P＝0.855)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相对于传统腹腔镜手术患者,较大直肠癌NOSES成功患者有更低的BMI和更低的肿瘤位置.术前综合评估BMI和肿瘤位置有助于选择合适的较大直肠癌病例进行NO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