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不同时间的前房角变化，分析影响术后前房角度数（ACA）的相关因素。方法：:前瞻性非随机的连续病例研究。连续收集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屈光中心接受有孔型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ICL）植入术的近视患者81例（81眼），患者术前，术后1 d、1个月和6个月行Visante眼前段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测量术前、术后鼻侧和颞侧ACA及术后拱高。分析术后ACA与术前等效球镜度（SE）、眼轴长度、水平角膜直径、前房深度、前房容积、水平角膜曲率、术前ACA、ICL直径和术后拱高的相关性。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患者不同时间点眼前段各项参数的变化，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或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术后1 d、1个月和6个月的ACA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后的鼻侧ACA较术前减少45%～50%（ F=268.73， P<0.001），术后的颞侧ACA较术前减少44%～49%（ F=333.40， P<0.001）。ICL植入术后1 d、1个月和6个月的平均拱高分别为（640±180）μm、（540±150）μm和（530±160）μ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54.14， P<0.001）；术后1个月内拱高下降趋势明显，术后1个月至术后6个月期间拱高下降趋势明显减缓。ICL植入术后鼻侧ACA与术前前房容积、术前前房深度和术前ACA呈正相关（ r=0.426， P=0.003； r=0.377， P=0.008； r=0.525， P<0.001）；与ICL直径、拱高、术前SE、眼轴长度、水平角膜曲率和水平角膜直径无相关性。ICL植入术后颞侧ACA与术前前房容积、术前前房深度和术前ACA呈正相关（ r=0.392， P=0.006； r=0.376， P=0.008； r=0.594， P<0.001），与ICL直径、拱高、术前SE、眼轴长度、水平角膜曲率和水平角膜直径无相关性。 结论：:ICL植入术后前房角明显减小，随访期内患者前房角开放度数基本稳定，没有进一步变窄。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观察巩膜外环扎术对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RD)患者眼前节解剖结构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病例系例研究。纳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住院行巩膜外环扎术治疗者RRD 32例(32只眼)。所有患者应用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SS-OCT)测量术前、术后24 h及3~5个月的眼前节解剖学参数，同时测量眼的屈光状态以SE表示、视力(BCVA)及眼轴长度。结果:手术后24 h：等效球镜度(－6.38±2.81) D较术前(－4.29±2.27) D负值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眼轴(26.67±1.21) mm较术前(24.85±1.11) mm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眼前节解剖参数：晶状体厚度(3.92±0.33) mm及中央角膜厚度(0.57±0.03) mm分别较术前(3.68±0.31) mm，(0.54±0.03) mm增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晶状体位置(4.86±0.38) mm较术前(5.04±0.34) mm前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前房深度(2.72±0.41) mm低于术前(3.17±0.34)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前房角开放距离(AOD 500)及小梁虹膜夹角(TIA 500)均较术前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术后3~5个月，眼屈光状态(－6.17±2.21) D较术前负值增加，眼轴长度(26.87±1.23) mm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晶状体厚度(3.61±0.29) mm较术前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余眼前节解剖参数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5个月所有眼前节参数与对侧健康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巩膜外环扎术治疗RRD安全且有效，术后晚期观察到晶状体厚度轻度增加但这种变化不足以影响前房角的功能。

目的:比较急性闭角型青光眼（AACG）急性发作眼的对侧眼与慢性闭角型青光眼（CACG）青光眼性损伤较轻眼的眼前节结构差异。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光眼门诊确诊为单眼急性发作的AACG患者的对侧眼（41只眼，F-AACG组）和不对称CACG患者损伤较轻眼（46只眼，F-CACG组）的临床资料。在超声生物显微镜（UBM）图像上测量晶状体拱高（LV）、前房深度、虹膜厚度、房角开放距离、小梁虹膜夹角，分析两组眼前节结构特征和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F-AACG组患者年龄为（65±10）岁，F-CACG组患者年龄为（67±12）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F-AACG组的前房深度为（1.79±0.25）mm，距巩膜突750 μm处的虹膜厚度为（0.39±0.07）mm，距巩膜突500 μm处房角开放距离为（0.12±0.06）mm，距巩膜突500、750 μm处的小梁虹膜夹角分别为10.91°±5.23°、9.33°±5.02°，均低于F-CACG组［（1.99±0.34）mm、（0.43±0.05）mm、（0.15±0.07）mm、13.93°±6.33°、13.93°±6.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F-AACG组的LV为（0.99±0.44）mm，高于F-CACG组［（0.72±0.30）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距巩膜突750 μm处的小梁虹膜夹角每减少1°（比值比为0.872，95%置信区间：0.794~0.958， P<0.01），LV每增加1 mm（比值比为14.138，95%置信区间：2.348~85.130， P<0.01），AACG的发生显著增加。 结论:与CACG损伤较轻眼相比，AACG急性发作眼的对侧眼周边虹膜厚度较薄，房角较窄，前房深度较浅，LV较大。LV和距巩膜突750 μm处的小梁虹膜夹角可能是AACG区别于CACG的重要结构参数。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672-678）

目的:探讨圆锥角膜患者及其亲代的角膜地形图特征及对应指标相关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于青岛眼科医院就诊的圆锥角膜患者父母48人（96只眼）为试验组，男性23人，女性25人，年龄（44.14±1.70）岁；纳入无圆锥角膜的屈光不正患者父母44人（88只眼）为对照组，男女各22人，年龄（42.81±4.03）岁；并进一步在两组中按性别进行分组。另将试验组子代26例（49只眼）圆锥角膜患者纳入研究，男性15例，女性11例，年龄（18.83±2.74）岁。两组受试者及圆锥角膜患者均行视力及Pentacam角膜地形图检查，并做Belin分析。收集基础指标包括：平坦曲率K1、陡峭曲率K2、最大曲率Kmax及散光，角膜最薄厚度（TP）及前/后表面高度（Ef/Eb）；及Belin分析指标：角膜前/后表面高度偏差值（Df/Db）、厚度进展偏差值（Dp）、最薄点偏差值（Dt）、相关厚度偏差值（Da）、总偏差值（Do）；最小/最大/平均厚度进展指数（PPImin、PPImax、PPIave），及Ambrósio平均/最大相关厚度指数（ARTave/ARTmax）。并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差异的统计意义；对比两组诊断指标异常值的比例，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对比各诊断指标对圆锥角膜亲代的鉴别价值。采用偏相关分析发现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间参数的相关性，二分类Logistics回归分析通过亲代指标推测子代患病情况。 结果:试验组中筛查出1例（2.08%）阳性患者；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前表面参数K1、K2、Kmax、散光度数、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和对照角膜厚度分别为522.00（493.00，542.75）、540.00（523.25，559.50）μm，角膜后表面高度分别为8.00（4.00，11.00）、5.00（3.00，8.00）μ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415，-3.307； P<0.05）。另外，两组除Df外，其余Belin分析指标如Do（ Z=-4.551， P=0.000）、PPImax（ Z=-3.959， P=0.000）、ARTave（ Z=-4.792， P=0.000）等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elin分析指标中试验组可疑指标比例为对照组的1.5倍，病理指标则近3.0倍。ARTave指标对圆锥角膜亲代人群的整体鉴别价值最大（ROC曲线下面积为0.705），而PPImax灵敏度最高（0.854），Eb特异度最高（0.837）。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间多个角膜地形图指标具有强相关性，二分类回归分析发现母亲Do、Eb 、TP指标及父亲Do、Kmax指标是影响子代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子代中表现出85.6% 的诊断率。 结论:圆锥角膜患者亲代的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中角膜前表面指标正常，但角膜厚度较薄、后表面高度增高；Belin分析指标除Df外均出现异常，可疑及病理指标占比升高；该人群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拥有亚临床期圆锥角膜的特征。相对传统指标，ARTave对该人群的亚临床圆锥角膜鉴别价值最高。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之间的多个角膜地形图指标强相关，母亲指标的Do、Eb、TP与父亲指标中Do、Kmax预测子代患病情况价值较高。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456-464）

目的:探讨马方综合征（MFS）患者眼后节病变的特征及其与眼前节生物学参数及FBN1基因型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23年3月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就诊的MFS患者121例，其中男性76例，女性45例；年龄为（11.72±11.66）岁。采用B超观察是否存在后巩膜葡萄肿，根据超广角眼底像、彩色眼底像和相干光层析扫描结果观察是否存在黄斑病变并判断其类型。黄斑病变按照萎缩-牵引-新生血管分级系统进行分类。收集患眼眼前节生物学参数，包括眼轴长度、角膜平均曲率、角膜散光度数、角膜水平径、前房深度及晶状体厚度，并观察晶状体脱位的方向和范围。采用基于面板的全眼科遗传病基因组进行下一代测序对患者的FBN1基因突变进行了分子遗传学分析，并分析基因型和眼前节生物学参数对眼后节表现的影响。结果:共有60例患者出现眼后节病变，包括视网膜脱离（4例，3.31%），黄斑病变（47例，38.84%）和后巩膜葡萄肿（54例，44.63%）。是否合并后巩膜葡萄肿［23.09（22.24，24.43）和27.04（25.44，28.88）mm］，以及是否合并黄斑病变［23.16（22.24，24.61）和27.04（25.74，28.78）mm］的患者间，眼轴长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是否合并萎缩性黄斑病变的患者，眼轴长度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23.16（22.24，24.61）和27.04（25.74，28.79）mm， P<0.001］。是否合并黄斑病变的患者中，前房深度［3.11（2.75，3.30）和3.34（3.09，3.60）mm］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是否合并后巩膜葡萄肿的患者中，角膜散光度数［2.15（1.20，2.93）和1.40（1.00，2.20）D］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FBN1基因突变的位置和区域与后巩膜葡萄肿及黄斑病变的阳性率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FBN1突变的位置和区域会影响萎缩性黄斑病变的发生（均 P<0.05）。FBN1突变位于转化生长因子β调节序列的患者后巩膜葡萄肿和黄斑病变的占比最高，均为10/11。 结论:MFS患者后巩膜葡萄肿和黄斑病变的发生率较高，并且倾向于向严重程度更高的分级发展。年龄、眼轴长度、前房深度、角膜散光度数，以及FBN1基因突变位点所在位置及区域均是MFS患者眼后节病变的影响因素。

目的:比较Sirius与Orbscan-Ⅱ两种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高度近视者眼前节参数。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拟行屈光手术的高度近视131例(131只眼)，分别以Sirius与Orbscan-Ⅱ测量其角膜直径(WTW)、前房深度(ACD)、角膜最薄点厚度(TCT)及瞳孔直径(PD)等眼前节参数，比较其结果。结果:Sirius测量的上述参数依次为(11.537±0.320)mm、(3.336±0.208)mm、(512.786±30.559)μm及(3.961±0.524) mm。Orbscan-Ⅱ测量的各参数依次为(11.549±0.287)mm、(3.113±0.204)mm、(501.120±37.810)μm及(4.408±0.560)mm。两种仪器测量WTW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513， P＝0.133)，而测量ACD、TCT及P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704，9.498，-10.958；均 P<0.001)。 结论:Sirius与Orbscan-Ⅱ测量WTW一致性较好可相互替代，测量其他眼前节参数不能相互替代。

目的:探讨年轻的闭角型青光眼住院患者的病种构成，并比较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ACG）与继发性闭角型青光眼（SACG）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连续收集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的发病年龄≤40岁的闭角型青光眼住院患者资料，记录患者入院诊断、性别、发病年龄，收集患者常规眼科检查及A型超声波测定、超声生物显微镜、相干光层析成像术及视野检查的结果。分析PACG与SACG所占比例、病种构成，比较两类患者的发病年龄、视力、视野、眼球生物学结构参数及初诊误诊率。非正态分布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统计学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χ 2检验及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共纳入243例（243只眼）患者，发病年龄（28±9）岁；男性与女性比例为1∶1.79；其中PACG患者93例（38.3%），SACG患者150例（61.7%）。PACG患者年龄［34（28，38）岁］及男性比例［22.6%（21/93）］与SACG患者［28（19，34）岁，44.0%（66/15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34，χ2=11.46；均 P<0.01）。SACG患者中以真性小眼球（22.7%，34例）、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卵黄样蛋白病（ARB）（19.3%，29例）、葡萄膜炎（18.7%，28例）、视网膜色素变性（14.0%，21例）较为多见。PACG和SACG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最小分辨角对数视力）分别为0.10（0.00，0.48）、0.40（0.06，1.00），视野平均缺损值分别为-8.07（-27.49，-2.09）、-15.04（-28.75，-5.97）dB，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分别为（452.3±130.7）、（396.3±120.9）μm，两类患者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6，-2.14； t=2.37；均 P<0.05）。PACG与SACG患者的眼压、视杯与视盘直径比、前房角粘连范围、中央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患者初诊误诊率为10.7%（26/243），其中SACG患者的误诊率为16.7%（25/150），高于PACG患者的1.1%（1/93）（χ2=14.61， P<0.001）。 结论:年轻闭角型青光眼住院患者以PACG以及SACG中的真性小眼球、ARB为主。与PACG相比，SACG发病年龄更小、视力更差、视野缺损更严重，且临床上更容易误诊。

目的:分析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pIOL）植入术后早期拱高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连续收集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行pIOL植入术并完成3个月随访的近视眼或近视眼合并散光患者的资料。收集所有患者的术前眼部检查结果，包括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Sirius眼前节分析系统、超声生物显微镜和IOL Master光学生物测量仪检测的屈光度数、角膜曲率、角膜水平径、前房容积、前房深度、瞳孔直径、睫状沟直径（STS）、晶状体厚度等参数；记录植入pIOL的度数和植入后位置，以及术后1 d、1周、1个月和3个月的视力和眼前节相干光层析成像术（AS-OCT）测量得到的拱高。并按术后1 d拱高范围及植入pIOL的尺寸分别对拱高进行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共纳入患者314例（314只眼），其中男性52例（16.56%），女性262例（83.44%）；年龄为（26.44±4.60）岁；术前等效球镜度数为（-8.09±2.41）D。术后1 d、1周、1个月和3个月拱高分别为（671.88±273.02）、（652.26±272.21）、（615.08±259.69）和（591.14±250.71）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拱高 >750 μm者术后早期拱高下降幅度更大（ P<0.001）；植入12.1 mm尺寸pIOL的术眼术后拱高最低，13.2 mm者最高（ P>0.05）。与术后1 d拱高相关的因素分别为角膜水平径、前房深度、术前柱镜度数、房角度数、晶状体厚度、pIOL柱镜度数；和术后3个月拱高相关的因素分别为角膜水平径、前房深度、术前柱镜度数、前房容积、房角度数、晶状体厚度、眼轴长度、pIOL球镜和柱镜度数；与术后早期拱高变化值相关的因素分别为角膜曲率K2、前房深度、前房容积、瞳孔直径、水平STS、垂直STS、眼轴长度和术前球镜度数（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晶状体厚度对术后1 d的拱高有显著影响，前房容积对术后3个月的拱高有显著影响，瞳孔直径对术后早期拱高变化值有显著影响（均 P<0.05）。 结论:pIOL植入术后早期拱高不稳定，3个月内逐渐下降。术后拱高基线越高，其下降幅度越大。前房容积、瞳孔直径和晶状体厚度是术后3个月内拱高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