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后出现甲状腺损伤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PD-1抑制剂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198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情况，将患者分为甲状腺正常组和甲状腺损伤组，分析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类型、发生时间及转归等，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PD-1抑制剂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为29.8%（59/198）。甲状腺正常组与甲状腺损伤组间既往放疗史及靶向治疗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性别、年龄、肿瘤类型、既往手术或化疗史、肿瘤转移史以及PD-1抑制剂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9例甲状腺损伤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9例（32.2%）、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6例（27.1%）、甲状腺毒症14例（23.7%）、亚临床甲状腺毒症6例（10.2%）、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甲状腺炎4例（6.8%），其发生时间中位数分别为PD-1抑制剂治疗后3.00、3.00、1.50、1.50和0.80个月。20例初期以甲状腺毒症或亚临床甲状腺毒症为首发表现的患者中，有12例患者转归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既往放疗史（ OR=3.737，95% CI 1.390~10.046）、靶向治疗史（ OR=3.763，95% CI 1.553~9.117）、基线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 OR=12.082，95% CI 1.199~121.775）及基线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 OR=10.874，95% CI 1.010~117.047）是PD-1抑制剂导致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结论:恶性肿瘤患者应用PD-1抑制剂治疗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比例较高，尤其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部分患者存在甲状腺毒症向甲状腺功能减退转变。既往放疗史、靶向治疗史及基线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是应用PD-1抑制剂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经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阿帕替尼和化疗治疗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鳞癌)患者肝功能异常的临床特征。方法:分析2016年5月11日至2019年11月19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开展的2项前瞻性临床研究中73例食管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73例患者中，出现肝功能异常35例。PD-1抗体单药治疗的43例患者中，肝功能异常13例，首次发生肝功能异常的中位时间为55 d。PD-1抗体联合阿帕替尼和化疗治疗的30例患者中，肝功能异常22例，首次发生肝功能异常的中位时间为41 d。35例肝功能异常患者中，伴有临床症状者2例，临床症状为乏力、食欲减低，其中1例伴有黄疸。35例肝功能异常患者中，28例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7例患者肝功能好转至1级，无一例患者因肝功能异常严重危及生命或死亡。联合治疗是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的危险因素( P＝0.007)。 结论:PD-1抗体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阿帕替尼和化疗治疗过程中，大部分患者发生肝功能异常的程度较轻，经对症治疗后肝功能可恢复正常或好转。对于接受PD-1抗体联合靶向治疗和化疗、既往有长期吸烟史、饮酒史及乙肝病毒感染史的患者，应及时监测肝功能并积极处理。

目的:探讨CD19 +CD27 +CD39 hi调节性B细胞（Breg）在1型糖尿病（T1DM）患者中的特征及临床意义。 方法:为病例对照研究。招募自2022年1至8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49例T1DM患者和20名健康对照者，采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信息和病史，检测T1DM患者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 1c）、血清胰岛素和C肽、糖尿病胰岛自身抗体等临床指标；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CD19 +B细胞、CD19 +CD27 +CD39 hi Breg比例及白细胞介素（IL）-10、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水平。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 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评估Breg比例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与健康对照者相比，T1DM患者外周血CD19 +B细胞比例没有变化，CD19 +CD27 +CD39 hi Breg比例显著增加［分别为3.45%（1.80%，7.96%）和1.28%（1.04%，2.17%）， P<0.001］，但其胞内IL-10的表达水平下降（分别为4.96%±3.15%和9.47%±6.52%， P=0.007），PD-L1表达无明显改变。进一步分析发现，发病年龄≥18岁［分别为6.42%（2.89%，11.53%）和2.37%（1.42%，5.26%）， P=0.004］、病程≤1年［分别为5.74%（2.60%，12.58%）和2.95%（1.47%，5.83%）， P=0.026］或峰值C肽>3.30 pmol/L［分别为5.27%（2.19%，10.38%）和2.39%（1.14%，5.42%）， P=0.029］的患者CD19 +CD27 +CD39 hi Breg比例更高。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reg比例与血清IL-1β水平呈正相关（ r=0.360， P=0.011）。然而，Breg内IL-10的表达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均无关（ P>0.05）。 结论:T1DM患者外周血CD19 +CD27 +CD39 hi Breg数量及功能存在异常，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补充了T1DM免疫失衡的临床证据。

免疫检查点由抑制性和刺激性分子组成，抑制性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抑制剂已经广泛用于肿瘤临床治疗，刺激性检查点GITR、OX40、4-1BB、ICOS、CD40和STING激动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影响刺激性检查点分子的免疫检查点激动剂发展迅速，免疫激动剂抗体将成为治疗实体瘤的重要药物。

胆道癌是高度异质性、罕见、难治的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困难，根治切除率低，传统辅助治疗的效果有限，患者预后较差。免疫疗法开辟了肿瘤治疗新的前沿，其中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极具临床应用前景，相关治疗应用于胆道肿瘤的疗效正在被多项临床试验评估，辨别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反应及预后有预测价值的生物标志物是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旨在回顾胆道肿瘤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体治疗及如肿瘤突变负荷、DNA错配修复等相关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目的:探究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PVE)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在肝切除术前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及PVE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4.6±6.2)岁，年龄范围46~63岁。每2个月(±2周)通过影像学检查并依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本)评估肿瘤缓解情况和剩余肝体积。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肿瘤进展情况。结果:6例患者在治疗前3例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3例为B期。肝切除术前，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5例患者疾病稳定。6例患者行PVE及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前剩余肝体积百分比(29.0±8.9)%，肝切除术前末次评估剩余肝体积百分比(41.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9， P<0.001)。5例患者行肝切除，1例患者剩余肝体积增长不足至末次评估未行肝切除。5例行肝切除的患者中1例发生肝切除术后肝衰竭(B级)和严重术后并发症(需要经皮胸腔穿刺引流的胸腔积液)。随访时间范围1.0~12.3个月，中位数4.5个月，5例肝切除患者均无瘤生存。 结论: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肝切除术前行PVE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联合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IK)细胞抗肿瘤作用的可能机制，及此过程中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CXC趋化因子配体9/10/11(CXCL9/10/11)信号轴的作用。方法:取肾细胞癌(RCC)患者外周血10 ml，密度梯度离心获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利用重组纤维连接蛋白(5 μg/ml)、抗CD3抗体(5 μg/ml)、干扰素-γ(IFN-γ，1 000 U/ml)及白细胞介素-2(500 U/ml)制备CIK细胞。流式细胞技术检测CIK细胞表型，CIK细胞及PBMC中T淋巴细胞CXCR3的表达。利用消化酶混合液消化肾癌组织制备RCC单细胞悬液，分为两组，一组加入抗PD-1抗体(抗PD-1组)，另一组加入非特异性IgG设为对照组。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CXCL9/10/11及IFN-γ mRNA表达水平，Transwell实验检测CIK细胞迁移能力。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线性回归。 结果:CIK细胞中CD3 +CD4 +T淋巴细胞、CD3 +CD8 +T淋巴细胞占比分别为(32.93±11.77)%、(59.67±11.60)%，表达CXCR3的CD3 +T细胞百分比(28.05±4.15)%显著高于PBMC (6.69±5.29)%， t＝6.354， P<0.01。抗PD-1组CXCL9/10/11及IFN-γ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1.29±0.41，1.87±0.72，1.58±0.68，1.24±0.39)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t＝2.655，4.511，3.175，2.315， P<0.05)，且趋化因子CXCL10/11与IFN-γ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F＝6.672，9.227， P<0.05)。抗PD-1组CIK细胞的迁移率[(16.64±6.47)%]显著高于对照组[(14.21±6.26)%， t＝4.075， P<0.01]。 结论:RCC中，抗PD-I抗体可能通过CXCR3-CXCL9/10/11信号轴促进CIK细胞的趋化迁移，进而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

程序性死亡蛋白(PD-1)及其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PD-L1)是重要的共抑制分子，调节性T细胞(Treg)是重要的抑制性细胞，二者在肿瘤微环境中数量均增加，与肿瘤免疫逃逸及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PD-L1对Treg的发育及功能有重要影响，抗PD-1/PD-L1抗体的应用可影响Treg的增殖和功能，进而介导耐药及超进展性疾病的发生。深入了解PD-L1与Treg在肿瘤免疫及免疫治疗中的作用及相关性，可为提高抗PD-1/PD-L1抗体疗效提供新的思路。

肿瘤组织中T细胞表面的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和肿瘤细胞分泌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过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从而使肿瘤细胞的生长得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清除。PD-1/PD-L1抑制剂就是针对PD-1或PD-L1表达设计的特定蛋白质抗体，可阻止PD-1和肿瘤细胞上PD-L1相互作用，进而部分恢复T细胞功能，增强T细胞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然而，在临床应用中，PD-1/PD-L1抑制剂的耐药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患者的疗效不能持久，甚至无应答。近年来的研究发现，PD-1与PD-L1表达受许多免疫因子调控，PD-L1的转运和降解等过程也会受到糖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一些可能干预PD-1/PD-L1通路的调控因子的研究将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策略，克服肿瘤对PD-1/PD-L1抑制剂耐药，改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

目的:评估真实世界中新辅助化疗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对局部晚期可切除、边界或潜在可切除食管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方法: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化疗联合PD-1抗体新辅助治疗的局部晚期可切除、边界或潜在可切除食管鳞癌患者28例，根据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临床TNM分期标准，Ⅱ期、Ⅲ期、ⅣA期、ⅣB期和分期不明者分别有1、15、10、1和1例。治疗方案为紫杉类药物与铂类药物或氟尿嘧啶的双药化疗联合PD-1抗体治疗。2个周期后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估，并对适合手术者行手术治疗。结果:28例患者中，分别有1、21、5和1例患者完成了1、2、3、4个周期化疗联合PD-1抗体治疗。客观缓解率为71.4%(20/28)，疾病控制率为100%(28/28)。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1.4%(6/28)，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3例，白细胞减少1例，血小板减少1例，免疫性肝炎1例。无治疗相关死亡。23例患者完成了手术治疗，R0切除率为87.0%(20/23)，其中13例患者术后病理分期降至Ⅰ期，病理完全缓解率为17.3%(4/23)，原发灶病理完全缓解率为21.7%(5/23)。4例在完成新辅助治疗后行根治性放化疗，1例达到部分缓解后拒绝后续治疗。结论:对于局部晚期可切除、边界或潜在可切除食管鳞癌患者，新辅助化疗联合PD-1抗体治疗有效率高，安全性良好，是一种有潜力的治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