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前列腺癌（PCa）患者CD8 + T细胞中Notch受体的表达，分析Notch信号通路对PCa患者CD8 + T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的PCa患者45例、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41例和健康对照者30名。分选外周血CD8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8 +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使用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γ-分泌素抑制剂（GSI）刺激CD8 +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抗程序性死亡分子（PD）-1和CTLA-4阳性细胞比例变化。建立CD8 + T细胞与PCa细胞系LAPC4细胞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培养体系，通过检测靶细胞的死亡比例和细胞因子分泌评估抑制Notch信号通路对CD8 +T细胞的杀伤功能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 结果:PCa患者CD8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5.22±1.04、2.79±0.91、9.74±3.38、1.63±0.82）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0.87±0.17、1.03±0.17、1.24±0.21、1.26±0.08）和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0.87±0.15、1.05±0.14、1.27±0.19、1.26±0.16）（均 P<0.05）。PCa患者CD8 +T细胞存在功能衰竭，主要表现为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降低（均 P<0.000 1），PD-1：19.3%±5.4%和CTLA-4：11.7%±3.9%阳性细胞比例升高，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下降（28.8%±6.4%比37.2%±2.6%， P=0.015），γ干扰素（IFN）-γ分泌水平降低[（61.7±10.6）ng/L比（88.6±20.2）ng/L， P=0.003 2]。使用GSI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PCa患者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均 P<0.01），PD-1 +CD8 +T细胞和CTLA-4 +CD8 +T细胞的比例降低。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34.3%±7.2%， P=0.000 2），IFN-γ分泌水平亦升高[（88.4±33.6）ng/L， P=0.008 3]。 结论:PCa患者Notch受体表达升高诱导CD8 +T细胞功能衰竭。

目的:探讨急性嗜碱性粒细胞白血病（ABL）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7月甘肃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采用bcl-2抑制剂联合阿扎胞苷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的ABL患者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因头晕、乏力加重伴发热于2021年7月就诊，经过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融合基因及染色体等检查确诊为ABL。初始使用阿扎胞苷联合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进行治疗，第1个疗程未缓解；第2个疗程加用PD-1抑制剂，治疗后达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MRD）阴性。后继续使用以上3药联合方案治疗2个疗程，骨髓持续完全缓解，MRD阴性。结论:ABL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罕见类型，诊断需依靠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患者预后较差，bcl-2抑制剂联合阿扎胞苷及PD-1抑制剂具有较好疗效，但其疗效仍需大规模临床研究证实。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后出现甲状腺损伤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PD-1抑制剂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198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情况，将患者分为甲状腺正常组和甲状腺损伤组，分析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类型、发生时间及转归等，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PD-1抑制剂治疗后甲状腺损伤的发生率为29.8%（59/198）。甲状腺正常组与甲状腺损伤组间既往放疗史及靶向治疗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性别、年龄、肿瘤类型、既往手术或化疗史、肿瘤转移史以及PD-1抑制剂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9例甲状腺损伤患者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9例（32.2%）、甲状腺功能减退症16例（27.1%）、甲状腺毒症14例（23.7%）、亚临床甲状腺毒症6例（10.2%）、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甲状腺炎4例（6.8%），其发生时间中位数分别为PD-1抑制剂治疗后3.00、3.00、1.50、1.50和0.80个月。20例初期以甲状腺毒症或亚临床甲状腺毒症为首发表现的患者中，有12例患者转归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既往放疗史（ OR=3.737，95% CI 1.390~10.046）、靶向治疗史（ OR=3.763，95% CI 1.553~9.117）、基线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 OR=12.082，95% CI 1.199~121.775）及基线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 OR=10.874，95% CI 1.010~117.047）是PD-1抑制剂导致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结论:恶性肿瘤患者应用PD-1抑制剂治疗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比例较高，尤其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部分患者存在甲状腺毒症向甲状腺功能减退转变。既往放疗史、靶向治疗史及基线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是应用PD-1抑制剂后发生甲状腺损伤的危险因素。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现今肿瘤治疗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抑制剂，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但是其不良反应值得关注。这些药物引发的免疫应答增强会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对药物使用和患者预后很有影响。其可以发生在全身任何系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急性肾损伤（ICI associated acute kidney injury，ICI-AKI）是其中一种。其机制包括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丧失、药物特异性效应T细胞的再激活以及肾脏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最常见的病理表现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只有少数ICIs相关性肾小球肾炎病例被报道。ICI-AKI通常对早期应用皮质类固醇治疗反应良好，大多数患者可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我们对ICI-AKI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方式以及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综述，特别对其危险因素、ICIs的再启动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助于采取管理措施来降低ICI-AKI发生，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肝癌人群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后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及该治疗中HBV再激活和非再激活人群的预后差别。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肿瘤治疗反应、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等临床资料进行 t检验、χ 2检验和Kaplan-Meier生存分析。 结果:共66例入组患者，其中17例发生HBV再激活，发生率为25.76%；其中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分别为6.06%(4/66)、12.12%(8/66)、19.70%(13/66)、22.73%(15/66)、25.76%(17/66)。HBV再激活组和非HBV再激活组在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HBV再激活组的PFS和OS明显低于非HBV再激活组，分别为4.00个月vs 8.50个月( P＝0.002)和12.90个月vs 19.77个月( P＝0.014)。 结论: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有HBV再激活风险，且发生HBV再激活后的患者肿瘤进展和生存预后明显差于非HBV再激活者。

收集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就诊的10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1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9例，女1例，年龄（57±8）岁，其中暴发性1型糖尿病7例，急性1型糖尿病3例。10例中肺癌5例，食管癌2例，胃癌、肾细胞癌、鼻咽癌各1例。10例患者所使用的药物均为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抑制剂，其中派姆单抗5例，信迪利单抗3例，替雷珠单抗1例，特瑞普利单抗1例。其中8例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起病，1例以糖尿病酮症起病，1例起病时无酮症；9例胰岛相关抗体阴性，另1例阳性。10例均获得成功救治，且依赖胰岛素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导致1型糖尿病，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多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起病，需要早期识别，积极胰岛素治疗。

目的:探索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接受靶向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及其配体（PD-1 ligand，PD-L1）的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标志物，以及分析其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之间的关系。方法:（1）从GEO数据库中下载来源于两个独立临床队列的55例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的NSCLC患者的基因表达谱数据和相关临床数据，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与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相关的基因。（2）选取2016年4月至2019年8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CICAMS）中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前的NSCLC患者26例病理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方法验证筛选基因的预测价值。（3）利用从TCGA数据库中下载的NSCLC基因表达谱数据，分析疗效预测标志物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中PD-L1和浸润性免疫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T细胞表面糖蛋白CD3γ链（CD3G）在GEO数据库的两个临床队列中均为NSCLC患者PFS的风险预测基因（GSE93157： P=0.049；GSE136961： P=0.034）。进一步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CD3G高表达组，PFS显著延长（ P=0.012）。CICAMS临床队列的生存分析结果也证明CD3G高表达的NSCLC患者在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后，预后更好（ P=0.001）。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也显示CD3G是PFS的独立预测因子（单因素： P=0.002；多因素： P=0.001）。肿瘤免疫微环境分析结果显示CD3G不仅与PD-L1表达呈正相关（肺腺癌： r=0.44， P < 0.001；肺鳞癌： r=0.37， P < 0.001），而且与CD8 + T细胞的浸润水平呈正相关（肺腺癌： r=0.13， P=0.002；肺鳞癌： r=0.70， P < 0.001）。CD3G也与CD8 + T细胞趋化因子CCL5、CXCL9、CXCL10和CXCL11的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CD3G高表达的NSCLC患者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后，临床获益更高。CD3G具有作为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潜力。

目的:探讨血管内NK/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22年3月和2022年6月收治的2例血管内NK/T细胞淋巴瘤患者临床资料及诊治过程，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2例患者均以皮肤症状首发。例1诊断为血管内NK/T细胞淋巴瘤，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P-Gemox（培门冬酶+吉西他滨+奥沙利铂）方案治疗4个疗程，PD-1+ME（特瑞普利单抗+米托蒽醌+依托泊苷）方案治疗1个疗程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例2诊断为血管内NK/T细胞淋巴瘤累及鼻腔，接受P-Gemox方案治疗4个疗程，外院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例患者疗效均较好。结论:血管内NK/T细胞淋巴瘤罕见，常累及皮肤和中枢神经系统，NK细胞来源的瘤细胞在血管内生长是其诊断和鉴别要点，P-Gemox方案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可获得较好疗效。

以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实体肿瘤治疗中取得重大突破。近年来ICI开始在血液肿瘤中应用，多项临床试验显示其具有较好的疗效并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文章结合2020年第62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报道，介绍ICI在血液肿瘤治疗中的相关临床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