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活检(protocol biopsy，PB)是通过有计划的对移植肾进行穿刺活检及病理学观察，从而及时诊断移植肾内潜在的并发症，并在其导致移植肾功能减退前，指导临床及时进行干预性治疗以及免疫抑制方案调整的一种检查方法。通过PB提供的信息，不仅可以掌握移植肾的组织病理学基线资料，而且可以早期、及时的发现移植肾是否存在亚临床排斥反应或病毒感染等所导致的、隐匿的、持续性的炎症损伤，或者隐匿的免疫抑制剂毒性损伤、复发性肾病等多种并发症，指导临床及时予以干预性治疗和协助临床判断移植肾的预后。但PB由于存在有创性，故会增加受者不适及其医疗成本。本文将对PB的利弊及临床应用价值予以综述，并结合目前国际上最新的临床研究，重新认识PB的独特优势，以期能在临床实际中更好地合理应用PB保障移植肾的长期有功能存活。

目的:探讨真实世界中老年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一线免疫联合化疗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北京医院经穿刺/气管镜活检或手术病理明确诊断SCLC并接受一线内科治疗的广泛期老年患者(≥65岁)148例，其中化疗组103例、免疫联合化疗组(联合组)45例。按年龄分为≥75岁组和<75岁组，比较不同年龄组、一线不同治疗方式的疗效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情况。评价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TMB)表达情况及与生存的关系。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价近期疗效，常见不良反应分级评价标准(CTCAE 4.03)评价免疫相关不良反应。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曲线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老年SCLC患者一线联合组总有效率(ORR)79.1%(34/43)，高于化疗组63.2%(60/95)，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χ2＝3.451， P＝0.063)。≥75岁组患者联合组ORR显著高于化疗组，分别为87.5%(7/8)比48.6%(17/35)( χ2＝4.001， P＝0.045)。总体患者联合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mPFS)与化疗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43个月比6.07个月， P＝0.660)。与化疗组相比，联合组延长患者中位总生存时间(mOS)，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13.63个月比11.97个月， P＝0.205)。≥75岁患者中联合组mPFS低于化疗组(2.97个月比6.47个月)，但mOS较化疗组延长(13.50个月比11.40个月)，差异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均 P>0.05)。<75岁患者中联合组与化疗组mPFS和m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存在严重合并症的老年患者中，联合组mPFS和mOS均低于化疗组(5.40个月比7.30个月、10.70个月比12.27个月，均 P>0.05)。不伴有严重合并症患者中，联合组与化疗组m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联合组mOS明显延长(20.57个月比11.57个月， P＝0.054)。老年SCLC患者PD-L1肿瘤细胞阳性比例分数(TPS)阳性率(≥1%)23.5%(4/17)，高TMB(≥9 mut/Mb)表达率69.0%(11/16)。总体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1.0%(32/45)，3级以上33.3%(15/45)，最常见的3级不良反应有皮疹、免疫相关性肺炎和乏力。 结论:老年SCLC患者一线免疫联合化疗较单纯化疗提高总有效率和中位总生存时间；≥75岁、不伴有严重合并症患者免疫联合化疗mOS获益更加明显，老年SCLC患者存在低PD-L1阳性率和高TMB表达，老年患者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总体可控。

患者男，58岁。诊断血管免疫母细胞T细胞性淋巴瘤，使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治疗6个月后出现颜面、四肢及躯干皮疹伴皮肤变硬，双腕、肘和膝关节僵硬并功能受限，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多（0.07×10 9/L升至3.3×10 9/L），双前臂磁共振成像示皮下组织增厚，T 2压脂序列（T 2WI）示肌群间肌筋膜信号增高，增强后明显强化。右前臂皮肤活检病理示，筋膜层增厚及纤维化，淋巴细胞、浆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最终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嗜酸性筋膜炎（EF），予甲泼尼龙 40 mg/d+甲氨蝶呤10 mg/周+巴瑞替尼4 mg/d治疗1个月后，患者皮肤肿胀硬化较前明显减轻，关节功能改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降至正常（0.17×10 9/L）。ICI相关EF属少见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检索国外文献报道的20例EF患者，结合本例共21例患者，使用ICI至出现EF的中位时间12（8，15）个月，临床表现以皮肤受累（19例）、关节功能受限（11例）、肌痛/肌无力（9例）为主。16例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17例患者经3（1，8）个月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嗜酸性粒细胞恢复正常。提示EF是ICI的一种可致功能障碍的不良反应，接受肿瘤免疫治疗的患者应关注EF的相关症状，尽早治疗对预防长期并发症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MALT）淋巴瘤合并肺鳞状细胞癌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病理特点及诊断治疗，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以“pulmonary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squamous cell carcinoma”为检索词，在PubMed数据库进行检索，从1983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共检索到国外病例3例；在万方数据库以“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肺鳞癌”为检索词，从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肺）鳞癌”为检索词，未检索到相关病例报道。阅读文献入选4例及本文病例，共5例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者男，64岁，因“胸闷、气促10 d， 咳嗽、发热1 d”入院。胸部增强CT示右下肺门区可见软组织肿块影，相邻支气管局部阻塞，增强后局部轻度强化，双肺下叶见实变影，散在片状结节影，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右侧少量胸腔积液；支气管镜检查见右下基底段开口处菜花样新生物，约7 mm×8 mm；支气管镜活检示部分黏膜结构破坏，鳞状上皮层次消失，细胞核大深染，部分呈巢团状分布，伴不良角化和少量坏死、纤维组织反应；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NapsinA、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及p53均阴性，p40、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5/6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均阳性， Ki-67阳性细胞约30%。右肺下叶穿刺活检示肺泡腔内充满巢状排列的淋巴样细胞，由小淋巴细胞、中心细胞样细胞及单核样细胞构成，偶见大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 20+、CD 79a+、平滑肌肌动蛋白（smooth muscle actin， SMA）血管及Bcl2均阳性，CD 3散在阳性，Bcl6、CD 10、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均阴性，Ki-67阳性细胞约3%。病理诊断：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结外边缘区淋巴瘤（MALT淋巴瘤），肺鳞状细胞癌。 结论:肺 MALT 淋巴瘤合并肺鳞状细胞癌罕见，极易漏诊或误诊，胸部CT影像学可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结节、团块影或实变影，常伴有病灶内空气支气管征、支气管扩张及病灶周围的磨玻璃密度影，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偶可见胸腔积液。肺组织活检是诊断的金标准。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患者女性，56岁，因"上腹痛2个月"于2022年8月23日至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于当地医院检查示糖类抗原19-9>12 000 kU/L。入院后胰腺增强CT示胰腺钩突占位，考虑胰腺癌。超声内镜穿刺活检病理示：胰腺中分化腺癌。基因检测：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阳性表达肿瘤细胞比例为5%，低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H6基因突变，肿瘤突变负荷高。行新辅助化疗，方案为氟尿嘧啶、亚叶酸钙、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同时联合派安普利单抗治疗。完成第8次化疗后行开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病理：胰腺组织内无肿瘤残留。术后4周开始辅助治疗，仍为术前新辅助化疗方案，完成4个周期，同时联合派安普利单抗维持治疗。至今随访11个月未见肿瘤复发。

目的:依据程序性移植肾穿刺活检结果对ABO血型不相容活体亲属肾移植（ABOi-KT）的中期疗效进行评价。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5年7月至2021年11月实施的23对ABOi-KT的供受体临床资料，对受体进行脱敏治疗后行ABOi-KT，分析受体术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程序性移植肾穿刺活检结果，结合血型抗体水平、肾功能恢复情况，对ABOi-KT的中期疗效进行评价。结果:23例受体中，男19例，女性4例；年龄19~47（29.6±6.7）岁，均在接受脱敏治疗后顺利实施ABOi-KT。随访时间（44.6±22.4）个月，其中随访时间超过1年者22例。术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病理证实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15.0%（3/20）、11.1%（1/9）、7.7%（1/13）、25.0%（3/12）和12.5%（1/8）。对于排斥反应的受体，结合临床症状及各项指标行针对性抗排斥治疗，临界性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CMR）经抗排斥治疗后均可转为轻度小管炎。术后1周管周毛细血管补体C4d阳性率为95.0%（19/20），术后3和12个月时补体C4d阳性率均为100%。受体术后1、3、5和7年生存率均为100%。移植肾术后1、3、5和7年存活率分别为100%、93.3%、84.0%和84.0%，除2017年进行移植的2例受体于术后30和49个月出现移植肾失功外，其余移植肾均存活。结论:程序性移植肾穿刺活检结果显示，ABOi-KT的中期疗效良好，可动态观察ABOi-KT病理改变，并对排斥反应行针对性治疗

目的:评估术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Cape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SOX（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方案治疗免疫治疗敏感型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治疗前经内镜活检证实为免疫治疗敏感的LAGC或AEG患者，包括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Epstein-Barr病毒编码RNA（EBER）阳性3种类型患者，术前均给予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作为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策略。排除免疫系统疾病、发生远处转移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病理完全缓解、临床完全缓解、主要病理缓解、R 0切除率、手术转化率以及治疗安全性［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和手术并发症情况］。 结果:共纳入39例患者，男28例，女11例；中位年龄62（44~79）岁。全组患者中，14例最初被认为不可切除者经治疗后均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手术转化率：14/14）；其余25例患者中23例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另外2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去手术策略”，选择等待观察。全组37例（94.9%）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R 0切除率为100%（37/37），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8.6%（18/37），主要病理缓解率为62.2%（23/37）。24例CPS≥5（非MSI-H/dMMR和非EBER阳性）患者中，有1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CPS=95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8例MSI-H/dMMR患者中，6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临床完全缓解。7例EBER阳性患者中，有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3例患者术前活检标本与术后手术标本（不包括主要病理缓解患者）CP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769±5.570）比（15.538±16.870）， t=2.287， P=0.041］。全组39例患者术前免疫治疗耐受良好，9例（23.1%）出现Ⅰ~Ⅱ级irAE，未发生Ⅲ~Ⅳ级irAE。5例患者治疗前伴有幽门梗阻，经治疗后恢复正常饮食。全组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9%（7/37），其中ⅢA级吻合口漏1例，ⅢA级肠梗阻1例，Ⅱ级腹腔出血1例，Ⅱ级腹腔感染2例，术后Ⅰ级肠梗阻1例，1例患者术后感染COVID-19，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 结论:术前应用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方案治疗CPS≥5、MSI-H/dMMR和EBER阳性这3种类型的LAGC或AEG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手术转化率、R 0切除率和完全缓解率。

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作为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筛选和疗效预测的生物标志物，近年在病理科中逐渐开展常规检测。PD-L1的表达在肿瘤中存在瘤内空间上及时间上的异质性，包括瘤体内部不同位点的表达异质性、肿瘤复发转移及肿瘤治疗后不同瘤灶间的表达异质性。如何选择合适的组织标本进行PD-L1检测仍是当前临床实践中关注的科学问题。PD-L1表达的异质性可导致临床实践中使用活检或细胞学标本检测对PD-L1表达的评估差异，以及选择原发肿瘤或选择复发转移、治疗后肿瘤作为PD-L1检测组织标本的潜在疑惑，进而对肺癌的免疫治疗产生影响。本文将总结目前研究中所涉及的非小细胞肺癌中PD-L1表达瘤内空间/时间异质性的报道并讨论其对PD-L1检测标本选择的影响，为病理医师和临床医师提供有益的实践应用指导或参考。

目的:结合临床数据及文献分析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针对血型抗原低免疫应答状态的潜在免疫机制。方法:回顾性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2013年6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施行的术后长期生存的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受者29例，受者血型均为O型，其中A型供者10例，B型供者19例。移植物类型包括左外侧叶26例，左半肝3例；肝移植手术中位年龄10月龄，中位体重为8.0 kg，中位随访时间41.9个月。连续监测移植术前及移植术后1、3、6、12、24、36个月受者体内针对供者血型相关抗体与供者血型非相关抗体滴度(IgG、IgM)，并进行比较分析。对纳入受者进行程序性肝脏病理穿刺活检或事件性肝脏病理穿刺活检判断是否存在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结果:受者移植术前及术后血型抗体(IgG、IgM)，受者体内抗供者血型相关抗体滴度呈持续低水平状态，较体内非供者血型相关抗体滴度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对于纳入研究的29例受者，共有18例完成程序性肝脏病理活检，其中2例提示血管内皮C4d阳性；5例完成肝功能异常事件性肝脏病理活检，其中1例存在胆管内皮C4d阳性，肝脏病理活检未发现典型血型抗体介导抗原-抗体复合物介导级联免疫反应病理征象。 结论: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受者体内针对供者血型相关血型抗体为低水平表达，呈现为针对供者血型抗原的不完全免疫耐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