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清miR-125b对依普利酮抗纤维化治疗反应评估的价值.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20 年 8 月 9日—2021 年 4月 1日在太原市急救中心心内科接受依普利酮治疗的 89例急性心肌梗死(AMI)伴或不伴ST段抬高且伴有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者.采集受试者依普利酮治疗前和治疗 6 个月后的外周血浆样本.二维超声心动和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评估心脏收缩功能.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浆中循环miR-125b表达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分别检测血清Ⅲ型胶原氨基末端前肽(PⅢNP)和Ⅰ型胶原羧基末端前肽(PⅠCP)水平,计算基线至第 6 个月血清PⅢNP(?PⅢNP)和PⅠCP(?PⅠCP)水平变化.并记录依普利酮治疗 6 个月期间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结果 依普利酮治疗 6 个月后,AMI患者收缩压与超声心动图参数较基线值显著改善(P＜0.05),收缩压、血清PⅢNP和PⅠCP水平降低(P＜0.05),但同时血钾和血钠浓度有所升高(P＜0.05).其中50例患者第6个月时血清PⅢNP水平值较基线值绝对减少,纳入PⅢNP降低亚组,其他 39例患者?PⅢNP≤0,被纳入PⅢNP稳定/增加亚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血清miR-125b是PⅢNP降低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析显示,PⅢNP降低的患者基线血清miR-125b与?PⅢNP(rs=-0.566,P＜0.001)和?PⅠCP(rs=-0.524,P＜0.001)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校正危险因素后,基线血清miR-125b仍是影响血清PⅢNP和PⅠCP降低程度的独立负相关因素(P＜0.05).此外,在AMI患者中,PⅢNP降低的患者累积MACEs发生率更低(调整后HR=0.431,95%CI:0.129～1.440,P=0.171),同样血清miR-125b水平＞2.23 患者无MACEs事件累积生存率更低(Log rank=32.568,P＜0.001).结论 血清miR-125b高表达水平有助于识别依普利酮抗纤维化作用更显著的AMI患者.

背景 PI3Kδ 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采用传统治疗方案预防感染的疗效欠佳,近年来雷帕霉素被用于PIK3CD基因突变所致的APDS1 患儿的临床治疗.目的 探讨雷帕霉素治疗APDS1 的疗效和安全性.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2017 年6 月至2023 年6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经基因检测确诊为APDS1 且口服雷帕霉素治疗的连续病例.国内儿童雷帕霉素治疗APDS引起的非肿瘤性淋巴细胞增生,仍属于超说明书用药,用药前家长均充分了解用药风险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雷帕霉素口服剂量为 1 mg·m-2·d-1.主要结局指标 ①12 个月内发生肺炎的次数;②B超评估肝、脾、淋巴结肿大情况.结果 4 例使用雷帕霉素治疗的 APDS1 患儿中,男 3 例、女 1 例,发病年龄为(35.5±17.9)月龄,确诊年龄(56.5±35.0)月龄;全外显子组测序均显示PIK3CD基因c.3061G＞A(p.E1021K)新发杂合突变;均因"反复咳嗽"就诊,均有肝、脾、淋巴结肿大;均有肺炎,反复腮腺炎 2 例,伴特异性皮炎、炎症性肠病和韦格纳肉芽肿病各1 例,生长迟缓 2 例;4 例均行支气管镜检查,3 例有支气管内膜鹅卵石样凸起;均有CD19+B细胞比例下降、CD4+/CD8+倒置,3 例 IgM升高,1 例 IgG下降.在雷帕霉素治疗前均予IVIG、抗感染、糖皮质激素等治疗,治疗后仍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肝脾肿大,且 3 例出现PLT减少,2 例出现贫血.4 例患儿确诊后 1～44 个月起口服雷帕霉素,疗程 12～58 个月.雷帕霉素治疗后 12 个月肺炎年均次数由 5.3 次降至 1.0 次,肝、脾和浅表淋巴结肿大均明显改善,Hb和PLT均恢复至正常水平,但免疫学指标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期间未发现雷帕霉素相关不良反应,无发生肿瘤及死亡病例.结论 雷帕霉素对APSD1 有一定疗效且相对安全.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肿瘤疾病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0%~80%的早期非转移性患者可以被治愈，而晚期乳腺癌伴远处器官转移是无法治愈的。乳腺癌的组织学和分子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治疗决策。乳腺癌分子特征包括激活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 2)，激活激素受体以及 BRCA突变。治疗策略因分子亚型而异，主要为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近年来，系统治疗方法中免疫治疗越发得到重视。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十分有效且不良反应最小。文章就乳腺癌的生物学特点、发生机制及其治疗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乳腺癌相关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肠道微生态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肠道微生物组成特征改变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特定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调节宿主生理功能和肿瘤微环境，显著影响抗肿瘤治疗反应及其不良反应。靶向肠道微生态的策略在肿瘤诊治中显示出有希望的应用前景。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凝血功能紊乱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一种以凝血与纤溶过程失衡为主要发病机制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全身微血栓形成与出血倾向是凝血功能紊乱的主要临床表现，其不良临床结局往往是诱发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脓毒症并发症DIC又显著增加了患者的病死率。而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又与机体的炎症反应紧密相关。研究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将为DIC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提供新的可能。现从免疫与炎症反应方面对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机制的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的治疗提供新的潜在靶点。

目的:评估英夫利西单抗(IFX)在中国克罗恩病患者真实世界中的治疗持续性和长期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于2009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使用过IFX的1 309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线资料(患者性别、确诊年龄、随访时间等)，IFX使用情况(治疗时间、停用情况)，IFX相关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IFX的持续使用率，采用Cox回归分析探究治疗持续性的影响因素，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因素与安全性结局之间的关联。结果:1 309例患者中，男性936例(71.5%)，确诊年龄为28.7岁(28.1岁，29.3岁)，随访时间为3.9年(3.7年，4.0年)，IFX治疗时间最长达9.4年。随访期间，共421例(32.2%)患者停用IFX，在IFX治疗第1、3、5、10年IFX的持续使用率分别为84.0%、65.8%、56.7%、30.9%。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肛周病变的患者IFX持续使用率升高[ HR(95%置信区间)为0.75(0.61～0.92)， P＝0.006]，有不良反应的患者IFX持续使用率降低[ HR(95%置信区间)为1.23(1.01～1.50)， P＝0.038]。共445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4.0%(445/1 309)；急性输注反应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7%(179/1 309)，其中重度急性输注反应发生率为2.8%(5/1 309)；感染发生率为10.5%(138/1 309)，其中严重感染发生率为2.6%(34/1 309)，特殊病原体感染发生率为5.5%(72/1 309)，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发生率为1.0%(13/1 309)，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最常见的受累部位为肺部(10例)；皮肤损害(非过敏、非感染、非肿瘤性)发生率为6.9%(90/1 309)；肿瘤发生率为1.1%(14/1 309)。因不良反应停用IFX者占出现不良反应总人数的20.7%(92/445)，其中因急性输注反应、感染、肿瘤、迟发输注反应、皮肤损害、肝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异常、急性胰腺炎、关节痛、癫痫发作停用IFX者分别占47.8%(44/92)、18.5%(17/92)、8.7%(8/92)、6.5%(6/92)、5.4%(5/92)、5.4%(5/92)、3.3%(3/92)、2.2%(2/92)、1.1%(1/92)、1.1%(1/92)。14例出现肿瘤事件的患者中，11例为恶性肿瘤，其中1例慢性白血病的发生与IFX相关。多轮次IFX治疗会增加急性输注反应、重度输注反应的发生风险，联用免疫抑制剂会降低肝功能异常的发生风险，IFX疗程>1年会增加皮肤损害的发生风险( χ2＝6.16、11.30、18.20、9.47； P＝0.013、＝0.001、<0.001、＝0.002)。 结论:IFX在中国克罗恩病患者中持续使用率较高，长期安全性总体较可，临床医师需重点关注接受多轮次、长疗程IFX治疗患者的安全性问题。

目的:观察常年性变应性鼻炎（AR）患者采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行皮下免疫治疗（SCIT）时发生全身不良反应（SRs）的频率及严重程度，分析探讨临床相关因素。方法:采集2014年5月至2017年7月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AR专病门诊进行SCIT的362例尘螨过敏患者资料，男性209例，女性153例，年龄5~55岁。对出现SRs的记录按评定标准分为速发性和迟发性，根据分级标准将SRs分为4级（Ⅰ~Ⅳ级）。分析发生SRs的例数/次数、患者症状体征、发生时间及治疗处理等，并探讨SRs与患者年龄、性别、变应原注射剂量以及合并变应性疾病种类等的关系。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结果:362例AR患者中57例（15.75%）出现SRs。所有患者共接受12 308针次皮下注射，111次（0.90%）发生SRs，其中速发性31次（27.93%），迟发性80次（72.07%）；Ⅰ级83次（74.78%），Ⅱ级25次（22.52%），Ⅲ级3次（2.70%），无Ⅳ级反应。分别以病例数和注射针次统计，>14岁患者SRs发生率均明显高于≤14岁患者（35.14%比13.54%，2.34%比0.76%，χ 2值分别为11.679、28.162， P值均<0.05），而在男女性别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8.66%比11.76%，5.98%比5.62%，χ 2值分别为3.166、0.095， P值均>0.05）。SRs发生于起始治疗时15次（13.51%），发生于维持治疗时96次（86.49%）；在大多数剂量阶段均可发生SRs，常见于40 000 SQ-U以上的高剂量阶段（85.59%，95/111）。合并多种变应性疾病患者的SRs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纯AR及仅合并哮喘或特应性皮炎的患者（30.67%比11.85%，χ 2=15.875， P<0.001），且单纯AR患者的SRs发生率亦明显低于合并其他变应性疾病的患者（5.26%比20.56%，χ 2=13.783， P<0.001）。 结论:尘螨过敏的常年性AR患者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行SCIT过程中，按注射针次统计SRs的发生率不到1%，严重程度多为轻微，总体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迟发性SRs较多见。SRs发生率与患者年龄、注射高剂量变应原以及AR合并其他变应性疾病（哮喘、特应性皮炎等）有明显关系。

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 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 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 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 CI：3.3~4.6个月）， 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 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 CI：10.8~15.1个月）， 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 HR=1.414，95% 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 HR=1.412，95% 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 HR=1.328，95% 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 HR=0.917，95% 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 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胃癌作为一种异质性疾病，具有不同的分子表型和免疫环境，使得患者的临床预后和治疗效果难以预测。近年来，多项研究证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非常有效，但胃癌患者免疫治疗的总应答率不到15%。多种因素可能影响免疫治疗的反应性，其中CD8+细胞毒性T细胞对肿瘤抗原的反应会发生大量的功能和表型改变从而启动免疫反应，而PD-1等抑制性受体可以抑制这一过程，故ICIs可通过阻断这些抑制性受体使CD8+T细胞介导的免疫恢复活力。趋化因子配体13(CXCL13）作为一种不良的生存预测因子，已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研究。CXCL13在滤泡辅助T细胞（TFH）中的分泌和生理作用已被较好地描述，但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相关的CXCL13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