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9例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ABOi-KT)的临床经验，并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完成9例ABOi-KT，其中A供B型3例，B供O型3例，B供A型1例，AB供B型2例。受者血型抗体预处理方案均采用口服免疫抑制剂联合单膜血浆置换(PE)和(或)双重滤过血浆置换(DFPP)、利妥昔单抗方案。观察预处理不良反应。监测预处理前后和肾移植前后受者血型抗体效价及其他相关指标；观察术后并发症。结果:2例受者在血浆置换过程中出现口角麻木及不自主抖动，1例使用利妥昔单抗后出现输注反应，经处理后均好转。9例受者移植当天血型抗体IgM、IgG及总效价均≤1∶4，术后2周内无血型抗体效价反弹(均≤1∶8)。前3例受者术后出现肾周血肿，后6例受者更换肝素给药方式后未再出现。9例受者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均恢复良好，血肌酐及估算肾小球率过滤恢复良好，4例血肌酐缓慢升高后行肾穿刺活检，其中1例结合临床及病理诊断急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末次随访，移植肾存活率为100 %。结论:ABOi-KT是安全、可行的，可部分缓解供肾短缺问题。

ABO血型不相容（ABO-I）供肝是影响肝移植预后的重要因素。随着血浆置换、利妥昔单抗、脾切除术等围手术期治疗手段的应用，ABO-I肝移植的预后已得到了很大改善。由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儿童ABO-I肝移植围手术期的处理方案与成人有明显不同。降低围手术期抗供者的血型抗体水平是儿童ABO-I 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的关键。本文综合国内外的文献，就儿童ABO-I 肝移植中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受体的围手术期抗排斥治疗方案、是否行脾脏切除术、术后监测方式及术后常见并发症等围手术期治疗处理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高龄肝移植受者预后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400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8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7例，女103例；中位年龄为60岁，年龄范围为22~75岁。400例肝移植受者中，200例年龄≥60岁为高龄肝移植受者（ER）设为ER组，200例年龄<60岁为非高龄肝移植受者（NER）设为NER组。受者均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或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3）ER组的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生存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结果:（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400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 d至71.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3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R组1、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为72.70%、60.66%，1、3年移植物生存率（GS）分别为72.70%、59.64%；NER组1、3年OS分别为78.84%、75.48%，1、3年GS分别为78.84%、74.22%；两组受者总体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712，5.681， P<0.05）。（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hild-Pugh评分、供肝冷缺血时间（CIT）、合并高血压病、供受者血型、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输入量、术中血浆输入量、术中晶体液输入量、术后7 d内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7 d内最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是影响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26，1.022，1.084、1.070、1.701、2.728、1.000、1.056、1.089、1.000、1.000、1.000、1.003，95%可信区间为1.006~1.045，1.005~1.040，1.060~1.170，1.011~1.132，1.133~2.554，1.701~4.374，1.000~1.001，1.031~1.082，1.039~1.142，1.000~1.003，1.001~1.004，1.000~1.002，1.001~1.004，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1.022，2.761，1.000，1.007，95%可信区间为1.001~1.044，1.612~4.727，1.000~1.001，1.002~1.012， P<0.05）。（3）ER组的分层分析：①ER组200例受者中，0 h≤CIT≤8 h、8 h12 h受者分别为96、73、31例，其1年OS分别为77.46%、73.33%、54.07%，3年OS分别为62.67%、65.05%、41.30%，3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708， P<0.05）。②ER组200例受者中，供受者ABO血型相容、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受者分别为182、18例，1年OS分别为77.32%、27.78%，3年OS分别为64.63%、22.22%，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3.165， P<0.05）。 结论:ER的总体生存情况差于NER，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缩短供肝CIT（<12 h）及避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可以延长ER生存时间。

目的:探讨儿童心脏移植风险因素及随访生存分析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广东省人民医院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年龄<18岁的41例儿童心脏移植受者的围手术期资料以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供、受者相关资料。围手术期存活受者通过门诊及电话方式随访至2022年8月31日，观察指标包括随访期间生存情况、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情况等。使用Kaplan-Meire法统计术后受者生存情况，使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围手术期生存结果的可能危险因素。结果:41例儿童受者术前年龄120个月(58~138个月)，其中男性22例(53.66%)。原发病包括：心肌病37例，心脏恶性肿瘤2例及1例移植后排斥反应再次移植、1例丹农病(Danon)病合并心肌病变。8例受者术前行ECMO辅助治疗并成功过渡至心脏移植。2例接受ABO血型不相容型(ABO incompatible，ABOi)心脏移植，6例3岁以下婴幼儿供、受者体重比为(2.95±2.36)。围手术期17例发生一种或一种以上并发症，治疗包括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9例(21.95%)，气管切开3例(7.32%)，延迟关胸或二次开胸探查6例(14.63%)，急性移植物失功4例(9.76%)。5例围手术期死亡。导致围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术前ECMO辅助[风险比( HR)：32.00，95%置信区间( CI)：(2.83~361.79)， P<0.05]、术前CRRT[HR：11.33，95% CI(1.15~111.69)， P<0.05]及总胆红素升高[ HR：1.02，95% CI(1.002~1.040)， P<0.05]。随访结果：1例受者发生EBV感染相关性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导致死亡，1例发生EBV相关性肝平滑肌瘤接受肝动脉栓塞治疗。41例受者累积存活率为85.37%。其中未使用ECMO组受者累积存活率为96.97%( P<0.05)。术前使用ECMO的儿童受者术后死亡率比未使用ECMO受者高( P＝0.0013)，但对围手术期存活受者进行随访，提示术前使用ECMO并不会影响受者随访期间存活( P＝0.53)。ABOi组受者及3岁以下婴幼儿受者术后及随访期间均无死亡。 结论:采用ABOi心脏移植及大体重供心心脏移植不影响婴幼儿受者围手术期及术后存活，术前ECMO辅助、总胆红素升高及术前使用CRRT是影响儿童心脏移植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的危险因素。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途径，但由于器官资源的短缺，器官移植工作者穷尽一切手段，包括安全使用扩大标准供者、一肝二用、加快异种器官来源研究等来增加器官供给。30余年来，随着ABO血型障碍的突破，ABO血型不相容(ABOi)器官移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器官短缺。为增加对ABOi器官移植现状的了解，推动该项新技术进一步规范开展，特组织本期"ABO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专题，邀请国内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回顾探讨相关热点问题，以促进我国ABOi器官移植事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目的:结合临床数据及文献分析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针对血型抗原低免疫应答状态的潜在免疫机制。方法:回顾性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2013年6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施行的术后长期生存的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受者29例，受者血型均为O型，其中A型供者10例，B型供者19例。移植物类型包括左外侧叶26例，左半肝3例；肝移植手术中位年龄10月龄，中位体重为8.0 kg，中位随访时间41.9个月。连续监测移植术前及移植术后1、3、6、12、24、36个月受者体内针对供者血型相关抗体与供者血型非相关抗体滴度(IgG、IgM)，并进行比较分析。对纳入受者进行程序性肝脏病理穿刺活检或事件性肝脏病理穿刺活检判断是否存在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结果:受者移植术前及术后血型抗体(IgG、IgM)，受者体内抗供者血型相关抗体滴度呈持续低水平状态，较体内非供者血型相关抗体滴度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对于纳入研究的29例受者，共有18例完成程序性肝脏病理活检，其中2例提示血管内皮C4d阳性；5例完成肝功能异常事件性肝脏病理活检，其中1例存在胆管内皮C4d阳性，肝脏病理活检未发现典型血型抗体介导抗原-抗体复合物介导级联免疫反应病理征象。 结论: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受者体内针对供者血型相关血型抗体为低水平表达，呈现为针对供者血型抗原的不完全免疫耐受状态。

目的:探讨成人原位肝移植后肝动脉血栓（HAT）的诊断与治疗。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12月至2018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11例行原位肝移植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28例，女83例；中位年龄为46岁，年龄范围为21~66岁。观察指标：（1）HAT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2）HAT诊断。（3）HAT治疗。（4）随访情况。采用门诊、电话或微信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胆道狭窄发生情况及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8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 结果:（1）HAT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411例病人中，11例发生术后HAT，HAT发生率为2.68%（11/411）；男10例，女1例；年龄为44岁（22~63岁）；HAT发生时间为术后4 d（1~15 d）。11例病人病因：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6例，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肝硬化、酒精性肝炎肝硬化、肝豆状核变性各1例。11例病人ABO血型相容，供肝冷缺血时间为（316±89）min，供肝热缺血时间为（13±4）min，动脉吻合方式均为Ⅰ型。11例病人中，无症状型HAT 10例，脓毒症型HAT 1例。（2）HAT诊断：11例病人均经血管腔内造影检查确诊HAT，其中7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未探及动脉血流，超声造影检查结果提示HAT；2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提示肝动脉阻力指数高，超声造影检查结果提示1例HAT、1例吻合口狭窄；1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提示肝动脉血流速度慢，阻力指数低，超声造影检查结果提示HAT；1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探及微弱细小血流信号，超声造影检查结果提示HAT。（3）HAT治疗：11例病人均行微创血管腔内治疗，6例溶栓治疗后完全通畅，5例溶栓治疗后仍有血栓，术后继续留置微导管尿激酶溶栓。治疗后6例病人发生并发症，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11例病人治疗（6.7±2.6）d后血管再通，血栓消失，治疗成功率为11/11。（4）随访情况：11例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9~1 722 d，中位随访时间为46 d。随访期间，4例病人发生胆道狭窄，行胆道支架置入；9例病人生存，病人1、3、5年总体生存率均为75%；2例病人死亡。结论:原位肝移植后HAT发生率低，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超声造影检查可显著提高HAT诊断率；血管腔内治疗安全、有效，可显著改善肝动脉血流。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9月单中心115例DCD供者和受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术中、术后及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7年10月30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统计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累计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结果 115例供体均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DBCD).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3～ 28 min,平均为(10±4) min;冷缺血时间为2.5～14.0 h,平均为(6.1±1.7)h.115例受者均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受体术前MELD评分6～31分,平均(14±7)分.115例肝移植中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7例(A→O,3例,B→O2例,AB→O1例,AB→A1例),其余供受体血型均符合输血原则.术后30 d内发生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Ⅴ级)19例,发生率为16.5％,围手术期死亡率为2.6％ (3/115).出院患者均接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21 ±17)个月.总体术后1、3、5年受者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3.6％、81.8％、77.5％. 结论 经过严格筛选的DCD供肝肝移植是安全可行的,是目前我国解决移植器官短缺的良好方式.

目的 探讨建立解决临床上不相容性输血的免疫控制策略.方法 血清学检测2名拟输血的患者(分别为丙肝肝硬化及妊娠期高血压患者)ABO、Rh、Kidd、Lewis、Duffy血型;同时对其做不规则抗体的筛查与鉴定;采用基因分型的方法检测患者稀有血型抗原;通过采取不同的免疫控制策略,即主动免疫控制(为患者提供配血试验相合以及抗原相同的血液)及被动免疫控制(提供最低不相合的血液),为患者选择合适的血液输注.结果 患者1血型为O、RhC-c+D+E+e-、Jk(a-b+)、Le(a+b-)、Fy(a+b+),存在IgG抗-Ce、IgG抗-Jka;患者2为B、RhC+c+D+E-e+、Jk(a+b-)、Le(a+b-)、Fy(a+b+),基因分型Kp(a-b+),Lu(a-b+),Di(a-b+),Wr(a-b+),Yt(a+b-),Co(a+b-),Kn(a+b-),Do(a-b+),除了有IgM抗-E、IgG抗-E外,还存在特异性不明的抗高频抗原抗体;采取免疫控制策略制定不同的输血方案,取得了良好的输血治疗效果.结论 当临床遇到交叉配血不相合但需紧急输血的患者时,采取不同的免疫控制措施后输注相应的血液,可以在提高输血疗效的同时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达到及时、安全、有效的输血目标.

目的 比较人肝、肾ABO血型抗原表达的差异,探索ABO血型抗原在血型抗体介导排斥反应中的作用.方法 ABO血型为A型和B型血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各4例,O型血对照2例.获取供者肝脏和双肾后,留取肾动脉、肾静脉、肾组织、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肝组织标本,运用蛋白质印迹法(WB)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ABO血型抗原的含量和分布.结果 WB检测结果显示,同一供者不同部位ABO血型抗原含量并不一致.在同一个体内,A型抗原在肾组织和门静脉含量最高,在肾动脉含量最低;B型抗原在肝静脉及肾组织含量最高,在肾动脉、肾静脉及肝组织含量最低.不同个体之间,同一部位血型抗原含量差别也较大.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进一步发现血型抗原在肝、肾组织和血管中的分布与WB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ABO血型抗原在不同血型、个体和器官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能会影响ABO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