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不典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aCML）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方法:对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岸院区收治的1例年轻aCML患者的临床资料、骨髓形态学、免疫学、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患者骨髓涂片示：粒细胞系明显增生，占0.875，伴显著发育异常和不成熟的粒细胞增多，原始粒细胞占0.170，成熟粒细胞胞质内颗粒明显增多、增粗；骨髓穿刺活组织检查示：骨髓增生极度活跃，幼稚粒细胞增多，网状纤维广泛增生（骨髓纤维化2~3级）；左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活组织检查病理示：淋巴结结构破坏，组织细胞背景中可见巨核细胞及不成熟粒细胞，符合髓外造血；骨髓流式细胞免疫表型示：粒细胞群约占有核细胞81.6%，异常表达CD56、CD14dim，粒细胞系发育模式异常；白血病中常见30种融合基因筛查均为阴性；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示：BCR-ABL1融合基因p210型、BCR-ABL1融合基因p190型、BCR-ABL1融合基因p230型、CALR基因第9号外显子、JAK2 V617F突变均为阴性。Sanger测序示：MPL-W515基因突变、CSF3R基因第14号和17号外显子、BRAF基因突变、SRSF2均为阴性；二代测序示：ASXL1基因突变阳性，NM_015338.5：c.2077C>T（p.R693*），突变频率为47.7%；U2AF1基因突变阳性，NM_006758.2：c.101C>A（p.S34V），突变频率为51%；PDGFRA、PDGFRB、SETBP1、SF3B1、STAT3、STAT5B等均为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示：47，XX，add（5）（q33），+8，-10，+mar[8]。综合诊断为aCML，BCR-ABL1阴性。结论:BCR-ABL1阴性aCML的诊断依赖于形态学、免疫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综合诊断，二代测序在鉴别诊断及靶向药物治疗方面尤为重要；年轻患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极具挑战性，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目的:探究SOX化疗联合PD-1抑制剂新辅助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后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手术的应用效果与安全性。方法:前瞻性入组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0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充分了解本研究后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2）年龄18~75岁；（3）肿瘤临床分期为cT3~4N+M0期；（4）体力状况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为0~1分；（5）预计生存期≥6个月，具有进行以治愈为目的的R 0切除术的可能；（6）入组前7 d内患者有充足器官和骨髓功能；（7）完成胃癌D 2根治术。排除标准：（1）抗PD-1或PD-L1抗体治疗、化疗史；（2）治疗前14 d内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3）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间质性肺病活动期；（4）其他恶性肿瘤病史；（5）治疗前28 d内有外科手术史；（6）对本研究药物成分过敏。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前SOX化疗联合PD-1抑制剂免疫治疗期间每3周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手术治疗1个月后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与生存情况。本研究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情况；（2）术前治疗情况及评估与手术完成情况；（3）术后情况及病理结果。评价标准：（1）手术标本按第8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TNM分期系统进行分期；（2）肿瘤退缩分级（TRG）参考AJCC标准评估；（3）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根据常见不良反应评价标准5.0版进行评估；（4）治疗前后CT采用RECIST V1.1标准评估肿瘤反应；（5）术后采用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进行并发症评估。 结果: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30例，其中男25例，女5例；中位年龄60.5（35.0~74.0）岁；初诊肿瘤位置位于食管胃结合部12例、胃上部8例、胃中部7例、胃下部3例；治疗前30例患者临床分期均为Ⅲ期。30例患者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过程中，21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4例 CTCAE 3~4级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及胸主动脉血栓形成。所有不良反应经过积极对症处理后均减轻或者消失。30例患者接受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其完成新辅助治疗至手术中位时间为28（23~49）d，其中10例全腔镜下胃癌根治术，20例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合并脾脏切除1例，合并胆囊切除1例。手术时间（239.9±67.0）min，术中中位出血量为84（10~400）ml，中位手术切口长度7（3~12）cm。术后病理证实30例均完成R 0切除。肿瘤低分化18例，中分化12例，神经浸润11例，脉管浸润6例，清扫淋巴结30（17~58）枚，30例患者完成手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术后流质饮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2~6）d、3（2~13）d、5（3~12）d、10（7~27）d。23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以上并发症7例，6例患者经治疗后均好转顺利出院，1例患者因粒细胞缺乏、贫血、双肺感染和呼吸窘迫综合征，经抢救无效术后27 d死亡。余29例患者出院30 d内未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死亡。30例患者TRG 0、1、2、3级分别为8、9、4、9例，术后病理分期0、Ⅰ、Ⅱ、Ⅲ分别为8、7、8、7例，8例患者获得病理完全缓解。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可达到根治性切除目的，但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化疗相关不良反应值得关注，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相关并发症十分重要。

目的:建立中国汉族女性转移性黑素瘤来源的黑素瘤细胞系，并研究其基本生物学特性。方法:从1例17岁女性恶性黑素瘤患者腋窝淋巴结分离转移细胞体外培养，建立细胞系。通过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基因型检测对比细胞系与其来源组织信息，并检测基因突变情况；CCK8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软琼脂克隆实验检测细胞锚定非依赖性恶性增殖能力；染色体核型分析确定染色体数量及结构；以高侵袭性黑素瘤细胞系A2058、角质形成细胞系HaCaT细胞为对照，通过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差异，细胞免疫荧光和Western印迹检测黑素瘤特异性标记物HMB45、S100、Melan-A蛋白表达情况；通过裸鼠荷瘤，观察在体内的致瘤性。结果:成功建立1株黑素瘤细胞株，命名为ZJMM-45，在超1年的时间中培养70余代次，显示出稳定的形态和增殖，细胞呈梭形、多角形，可产生黑素颗粒。STR匹配分析显示，样本ZJMM-45与患者冻存淋巴结组织匹配度96%，为同一来源。ZJMM-45细胞系存在肿瘤相关基因突变位点BRAFV600E（c.1799 T>A）；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ZJMM-45细胞染色体多为三倍体，呈异常结构。ZJMM-45体外培养呈指数增长，至第5天达到平台期；在琼脂中呈克隆样生长并形成克隆球，显示出锚定非依赖性和恶性增殖能力。细胞免疫荧光和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ZJMM-45与A2058细胞均表达HMB45、S100和Melan-A；Transwell实验显示，ZJMM-45侵袭、迁移细胞数量（300 ± 14、260 ± 14）均高于A2058细胞（150 ± 6、160 ± 19， t = 13.25、11.76， P < 0.001）。裸鼠荷瘤实验4周后5只小鼠均发展成内径为1.0 cm的肿瘤，病理组织学特征包括增殖性黑素瘤细胞核深染，形成小巢，与原实体瘤相似。 结论:成功构建1株来源于中国黑素瘤患者的转移期细胞系ZJMM-45，携带BRAFV600E突变，表达黑素瘤特异性标记物，在体外培养中有快速增殖、侵袭、转移等多种恶性特点，体内实验有明显致瘤性。

目的:探讨海德堡三角清扫在胰腺癌根治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3―7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30例行海德堡三角清扫胰腺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2例，女18例；中位年龄为65岁，年龄范围为41~79岁。病人完成肿瘤可切除性评估和肝十二指肠韧带廓清后，显露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肝总动脉、门静脉及肠系膜上静脉，根据肿瘤部位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胰体尾切除术或者全胰腺切除术，并完成海德堡三角区域内神经纤维及淋巴结组织清扫。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至少完成肠系膜上动脉和腹腔干右半周骨骼化，胰体尾切除术时至少完成肠系膜上动脉和腹腔干左半周骨骼化，全胰腺切除术时原则上需完成肠系膜上动脉和腹腔干全周骨骼化，手术均彻底清除肠系膜上动脉和腹腔干夹角处的神经纤维及淋巴结组织。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与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2）术后恢复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定期随访，了解病人肿瘤复发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1）手术情况与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30例病人均行开腹手术，其中21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6例行胰体尾切除术，2例行全胰腺切除术，1例行保留中段的胰腺切除术；16例病人联合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切除术；3例联合左侧肾上腺切除术。30例病人中，5例术中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周围组织清扫范围为1.00周，8例为1.25周，8例为1.50周，9例为1.75~2.00周。16例病人离断胃左静脉，14例保留胃左静脉。30例病人手术时间为287 min（165~495 min），术中出血量为275 mL（50~800 mL）。9例病人术中输注红细胞或冰冻血浆。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肿瘤长径为3.4 cm（1.2~7.3 cm），淋巴结检出数目为20枚（9~35枚），阳性淋巴结数目为2枚（0~19枚）。30例病人中，20例肿瘤分化程度为中分化，10例为低分化。9例病人环周切缘为R 0切除，17例为切缘1 mm R 1切除，4例为R 1切除。术后病理学T分期：30例病人中，3例为T1期，18例为T2期，5例为T3期，4例为T4期。术后病理学N分期：30例病人中，9例为N0期，13例为N1期，8例为N2期。术后病理学TNM分期：30例病人中，2例为Ⅰa期，2例为Ⅰb期，3例为Ⅱa期，11例为Ⅱb期，12例为Ⅲ期。（2）术后恢复情况：30例病人中，20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Clavien-Dindo Ⅰ级并发症6例，Ⅱ级并发症9例，Ⅲa级并发症3例，Ⅴ级并发症2例。术中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周围组织清扫1.00周的病人术后腹泻发生情况为0，清扫1.25周的病人术后腹泻发生情况为1/8，清扫1.50周的病人术后腹泻发生情况为4/8，清扫1.75~2.00周的病人术后腹泻发生情况为9/9，4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离断胃左静脉病人术后胃排空延迟发生情况为5/16，保留胃左静脉病人术后胃排空延迟发生情况为1/14，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0例病人中，19例行术后辅助化疗；28例顺利出院，术后住院时间为15 d（8~68 d）；2例病人死亡。3例病人术后90 d内非计划性再入院。（3）随访情况：28例出院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0~9.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6.5个月。随访期间，1例局部进展期病人发生局部复发，9例病人发生肝转移（4例可切除胰腺癌、4例边界可切除胰腺癌、1例局部进展期胰腺癌），1例边界可切除胰腺癌病人发生腹膜转移。17例病人无瘤生存。 结论:海德堡三角清扫应用于胰腺癌根治术肿瘤根治程度较高，术后局部复发率较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稍高，其远期疗效需进一步评估，建议对选择性病例行新辅助治疗后在高流量胰腺外科中心进行。

目的:探讨非转移性(cM 0期)非透明细胞肾细胞癌合并静脉癌栓(nccRCC-VTT)患者应用抗血管生成因子辅助靶向治疗的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1年7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收治的26例cM 0期nccRCC-VTT患者的病例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肾切除术联合下腔静脉癌栓切除术，根据术后是否使用靶向治疗分为辅助治疗组(10例)和对照组(16例)。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性别(男/女：6/4例与12/4例， P＝0.66)，年龄[(56.2±18.5)岁与(54.6±14.5)岁， P＝0.80]，体质量指数[(24.0±3.5)kg/m 2与(24.3±3.3)kg/m 2， P＝0.80]，伴临床症状(8例与15例， P＝0.54)，肿瘤侧别(左/右：6/4例与6/10例， P＝0.42)，癌栓位置(肾静脉/下腔静脉：2/8例与2/14例， P＝0.67)，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1/2级：2/8例与2/14例， P＝0.63)，手术方式(微创手术/开放手术：7/3例与9/7例， P＝0.68)，中转开放(2例与2例， P＝0.63)，手术时间[287.5(222.2，456.0)min与344.0(287.8，482.5)min， P＝0.34]，失血量[400(250，600)ml与575(175，800)ml， P＝0.63]，术后并发症(无术后并发症/1~2级/≥3级：8/2/0例与10/4/2例， P＝0.68)，术后住院时间[8.5(5.5，11.5)d与7.5(6.0，13.0)d， P＝1.00]，肿瘤最大径[(9.2±2.7)cm与(8.9±3.3)cm， P＝0.81]，病理特点(肉瘤样分化：0例与1例， P＝1.00；肾周脂肪浸润：2例与7例， P＝0.40；坏死：6例与5例， P＝0.23)，病理亚型[辅助治疗组乳头状肾细胞癌(PRCC)1型1例，PRCC 2型6例，TFE3重排型3例；对照组PRCC 1型2例，PRCC 2型10例，PRCC嗜酸细胞亚型、TFE3重排型、FH缺陷型、未分化型各1例， P＝0.72]，WHO/ISUP核分级(辅助治疗组3~4级10例；对照组1~2级4例，3~4级12例， P＝0.14)，癌栓侵犯静脉壁(5例与5例， P＝0.43)，T分期(T 3a/T 3b/T 3c/T 4期：1/3/5/1例与1/4/10/1例， P＝1.0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淋巴结阳性分别为3例和0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辅助治疗组10例，口服舒尼替尼7例，用法为50 mg每日1次；阿昔替尼1例，用法为5 mg每12小时1次；培唑帕尼2例，用法为800 mg每日1次。比较两组的无进展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采用倾向性评分加权法对混杂因素进行校正。 结果: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中位DFS随访时间分别为29个月和未达到，中位OS随访时间分别为28个月和26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的基线特征和暴露因素对DFS和OS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 P>0.05)。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的DFS曲线( P＝0.62)和OS生存曲线( P＝0.74)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中位DFS分别为17个月和19个月，中位OS分别为43个月和27个月。调整混杂因素后，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中位DFS分别为26个月和12个月( P＝0.81)，中位OS分别为43个月和27个月( P＝0.4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cM 0期nccRCC-VTT患者术后应用抗血管生成因子靶向辅助治疗无明确生存获益。

患者，男，71岁，2021年6月因"刺激性咳嗽1个月"住院治疗。因入院血常规显示"白细胞增高、贫血、血小板减少"而转入血液科。查体：贫血貌，全身未见皮疹、瘀点，浅表淋巴结不大，双肺呼吸音稍粗，心律齐、无杂音，腹软，肝脾肋缘下未触及。血常规：WBC 22.63×10 9/L，HGB 97 g/L，PLT 28×10 9/L，中性粒细胞11.61×10 9/L，淋巴细胞1.58×10 9/L，单核细胞6×10 9/L，嗜酸性粒细胞1.59×10 9/L；肝肾功能、血电解质、心肌酶正常，肿瘤标志物正常，ANA、dsDNA、ENA、ANCA阴性，血清IgE阴性。腹部B超：肝脾不大。胸部CT：两下肺散在微小结节。骨髓象：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粒系占72.5%，各阶段细胞均可见，早幼粒细胞比值增高，部分粒细胞可见核浆发育不平衡、内外浆、空泡，可见少数巨幼变、巨多分叶及假P-H畸形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占30%，易见幼稚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可见；红系占16.5%，以中晚幼红细胞为主，可见核固缩、胞浆量少，偶见花瓣核、嗜碱性点彩幼红细胞，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全片巨核细胞14个，其中裸巨核3个，颗粒巨核11个，巨核细胞形态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细胞占1.5%；单核细胞占9%。血片：嗜酸性粒细胞可见，嗜碱性粒细胞占比增高，单核细胞占比明显增高，形态未见明显异常。分类100个白细胞可见有核红细胞4个。诊断意见：考虑为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单核细胞占有核细胞的18%（以成熟单核细胞为主），中性粒细胞占有核细胞的53.5%（部分细胞存在发育异常），嗜酸性粒细胞占有核细胞的13%，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的6%（亚群分布大致正常）；骨髓细胞染色体核型：46,XY,N[15]；骨髓病理：骨髓造血组织增生不均一，增生区粒系中晚幼以上阶段细胞比例增高，红系增生减低，巨核细胞偏少，单核细胞散在易见；FISH检测FGFR1分离探针可见信号分离，阳性率为87%。髓系血液病34种高频基因突变筛查：U2AF1NM_006758.2chr21:44524456c.101C>Tp.Ser34Phe：49.6%。BCR-ABL（p190、210、230）均阴性。JAK2V617F、MPL、CALR基因阴性。TCR、IgH基因阴性。FIP1L1/PDGFRα、ETV6-PDGFRβ、PCM1/JAK2阴性。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检出TRIM24/FGFR1融合基因阳性（该融合由TRIM24基因9号外显子和FGFR1基因10号外显子重组形成），TRIM24/FGFR1和FGFR1/TRIM24融合基因阳性。U2AF1基因上检测到错义突变。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诊断为"伴TRIM24/FGFR1和FGFR1/TRIM24融合基因阳性8p11骨髓增殖综合征"，于2021年6月开始予以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诱导化疗，化疗第21天复查骨髓象：粒系占27.5%，以成熟粒细胞为主，红系占9.5%，巨核细胞少见，原始细胞占2.5%。骨髓流式细胞术：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的0.1%，单核细胞占有核细胞的1.5%（表型成熟），粒细胞占有核细胞的27.9%（未见明显发育异常）。骨髓涂片和流式细胞术检查提示获得完全缓解（CR）。随访至2021年8月病情稳定，未复发。

根治性胃癌切除术联合D 2淋巴结清扫术，作为胃癌患者的标准术式在国内外各大医疗中心已广泛开展。然而对于淋巴结的具体清扫范围，至今仍存在争议。在最新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中，第14v组淋巴结（沿肠系膜上静脉根部）再次被定义为区域性淋巴结，并且明确了远端胃癌出现幽门下区域淋巴结（第6组）转移，建议行D 2+肠系膜上静脉（第14v组）淋巴结清扫。为了探讨第6组和第14v组淋巴结在胃癌根治术中清扫的相关性和临床意义，本文通过国内外文献复习发现，第6组淋巴结转移与第14v组淋巴结转移有关；第6组淋巴结状态是第14v组淋巴结阴性状态和假阴性率的有效预测因素；对于第14v组淋巴结阴性、而第6组阳性的胃癌患者，第14v组的清扫可能也有一定的意义。根治性胃切除术中，增加第14v组淋巴结清扫是安全的，但重要的是，要区分可以从第14v组淋巴结清扫中受益的患者人群。我国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目前牵头的一项关于国内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试验（NCT02272894），有望为第14v组淋巴结清扫的临床意义提供更高级别的证据。

第15版日本《胃癌处理规约》对胃癌分期修订了幽门下组淋巴结,将其分成No.6a、No.6v和No.6i 3个亚组.对腹膜转移分级进行修订,将P1按转移范围进一步分成P1a、P1b和P1c.如果胃窦癌侵犯十二指肠,No.13淋巴结发生转移,应该视为区域淋巴结转移.将No.14v重新归为区域淋巴结,但是未包含在D2清扫范围.重新界定了食管胃结合部癌的定义.食管胃结合部癌的诊断标准应该结合内镜所见、上消化道造影及病理学诊断.明确了SiewertⅢ型食管胃结合部癌遵循胃癌TNM分期.第5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继续采取Minds模式一共归纳了26个临床问题,最终经过指南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并给出推荐意见.不推荐姑息手术+化疗的治疗模式,不推荐对近端非大弯侧胃癌进行脾切除,对于cT3/4期胃癌不推荐网膜囊切除.扩大了腹腔镜的手术适应证.对于选择性病例,可以采取新辅助化疗+扩大根治手术,或联合切除模式.

目的 明确野生型(BRAF WT)及BRAF V600E突变型结直肠癌中磷酸化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p-Erk)与单极纺锤体蛋白激酶1(Mps1)表达的相关性,以及与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 提取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09年1月至2015年6月288例结直肠癌患者肿瘤标本DNA进行Sanger测序,Kaplan-Meier法分析BRAF V600E突变与结直肠癌预后的相关性;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BRAF V600E突变与BRAF WT患者中p-Erk与Mps1的表达水平;分析p-Erk与Mps1表达的相关性,以及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 结直肠癌患者中BRAF V600E的突变率为5.2 %(15/288),在结直肠癌低分化腺癌中的突变率高于中高分化腺癌[14.3 %(9/63)和2.7 % (6/225),χ2=11.208,P=0.001],且在黏液腺癌中的突变率高于非黏液腺癌[25.0 %(6/24)和3.4 %(9/264),χ2=16.630,P<0.001],p-Erk、Mps1在BRAF V600E的结直肠癌中阳性率高于BRAF WT结直肠癌患者(14/15和3/15,P<0.05;15/15和3/15,P<0.05);p-Erk与Mps1表达呈正相关(R 2=0.419,P<0.001),且结直肠癌组织p-Erk表达阳性率在中低分化腺癌中高于高分化腺癌(χ2=6.679,P=0.01),在黏液腺癌中高于非黏液腺癌(χ2=5.735,P=0.017),在有淋巴结转移者中的表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χ2=5.436,P=0.02).Mps1表达阳性率在中低分化腺癌中高于高分化腺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950,P=0.009),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发现BRAF V600E比BRAF WT患者术后总体生存率低.结论 BRAF V600E可能在结直肠癌特殊病理类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望作为评估结直肠癌临床进展和预后的参考指标;p-Erk与Mps1的表达在结直肠癌中呈正相关,提示Mps1有可能成为结直肠癌靶向治疗新的潜在靶点.

目的 初步探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幽门下区淋巴结清扫的矢状位解剖学思路.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于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胃结直肠肛门外科接受胃癌D2根治术治疗的98例胃中下部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56例,女性42例;平均年龄59岁;胃癌TNM分期:Ⅰ期22例,Ⅱ期37例,Ⅲ期39例.所有患者都进行了规范的第6组淋巴结清扫,Ⅱ期以上的患者同时还清扫了第14v组淋巴结.术中对胃幽门下区按照矢状位解剖学思路进行分亚区的淋巴结清扫,每个亚区的清扫以暴露相应的解剖标志为质量控制标准.胃幽门下区域被胰腺前平面和胃十二指肠动脉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是6v的区域,上部是6a与6i的区域,下部又被网膜右静脉分成前、后两部分,上部被网膜右动脉和幽门下动脉分为前、中、后3个部分,总共5个区域;幽门下区的淋巴结清扫即按着这5个区域分次进行.术中留取照片,并对手术时间及幽门下区淋巴结收获情况进行统计.结果 22例Ⅰ期胃癌患者清扫第6组淋巴结时的幽门下区手术时间(38±6)min;76例Ⅱ、 Ⅲ期胃癌患者清扫第6组及第14v组淋巴结时的幽门下区手术时间(49±8)min.拣获第6组淋巴结(5.4±2.9)枚,其中第6a组淋巴结(2.9±1.8)枚,第6v组淋巴结(1.3±0.9)枚,第6i组淋巴结(1.2±0.7)枚;有29例(29.6％)发现第6组淋巴结转移;9例(9.2％)发现第14v组淋巴结转移.结论 基于胚胎发育学以及膜解剖学知识,对幽门下区分亚区进行淋巴结清扫,可以保证淋巴结清扫的质量,实现对第6组淋巴结的完整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