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校诂了《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个别词语，如“余子万民”中的“子”，认为当解释为“字”的通假字，是“养”的意思；“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的“形”是指“针灸实践归纳的理论著作”；“粗守关，上守机”中“关”本义是“保护扳机的部件”，“机”本义是“扳机”，在文中是比喻用法；“挂以发”中的“挂”是“挂住”之义，“发”是指“头发”，“挂以发”是指“用头发挂住”。

西北汉简中有大量记载内科疾病的史料,对其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梳理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文献资料,将汉代戍边民众所患内科疾病分为伤寒、伤汗、疾温、头痛、四节不举等几个类别;并结合历史条件及中医病因说分析戍边民众患病原因;同时结合简文对汉代内科疾病治疗方法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西北汉简所载相关内科疾病的相关探讨,为医史研究及当今某些疾病治疗提供参考与借鉴.

湖湘中医药文献既是湖湘先人认识疾病的重要途径,又是湖湘地区中医药知识的重要宝库.从早期的口头传承到简帛、竹木简牍,再到纸质文献,湖湘中医药文献呈现了丰富多样的类型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周秦两汉时期,湖湘中医药文献开始萌芽,主要以简帛文献为主;魏晋隋唐时期,文献载体逐渐向竹木简牍转变,且养生文献得到发展;宋金元时期,方书集合文献占据主导地位,中医药知识体系更趋完善;明清时期,见证了湖湘中医药文献的鼎盛,特别是处理时疫的文献得到广泛流传.通过厘清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的类型与特点,展示和挖掘湖湘中医药知识和理论的构建历程,从而促进湖湘中医药及其文献的研究利用.

张延昌主任医师为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甘肃省名中医,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临证经验丰富,尤善诊治风湿性疾病,对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有独特的见解和认识,现将张主任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经验总结如下.1 善于运用武威汉代医简所载方张主任出身甘肃武威,1972年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汉代医简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在出土的92枚简牍中,所载医学内容非常丰富,详细记载了疾病的病名、症状、药物、剂量、治疗方法、服药时辰、药量、药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药方的主治范围等,原汁原味地反应了汉代西北地区医学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1～3].在所载30首方剂中,治疗风湿病的就有6首,张主任深入研究此6首方剂,根据其主治病证的病机特点,结合强直性脊柱炎的中医病机,形成了以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为基础方,灵活合用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治伤寒逐风方、瘀方为主要方药的治疗方案,在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疗效[4～6].

《黄帝内经》是中国早期较成系统的医学典籍.通过探索上古文献普遍传承规律,本文对《黄帝内经》一书理论内容与文本体例两层次的源流展开梳理.《黄帝内经》理论内容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周官医学时期,几经世代口耳相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以书面文本为主体的文献形式.成文初期文本以简牍为载体,因而多呈以零碎篇章为单位的片段化流传;后随汉人将篇章不断联系成较长的篇幅,逐渐形成医书式的汇编;并于唐代王冰以义理梳理贯通后文本最终定型,流传至今.

文章通过广泛考证现存先秦两汉医经、经方、帛书及简牍,发掘整理,并逐一论述该时期中医古籍中花椒的药用、配伍及剂型,揭示其用药起源并试予当代用药参考.

《武威汉代医简》是东汉早期的医药简牍,其中论及痹证有13枚,所用方药对现代临床治疗仍有较大参考价值.本文结合案例阐述运用《武威汉代医简》方分期论治类风湿关节炎:急性期从寒湿和湿热论治,寒湿证用祛寒逐风方,湿热证用清热逐风方;缓解期从痰瘀论治,用"瘀方";稳定期从肝肾论治,用"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可供临床借鉴.

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出土一枚治水医方简,编号843,用大戟、甘遂、芫花与大黄4味药峻下逐水.经研究发现,作为西汉早期(公元前163年)出土简牍,其上所载治水方与东汉末年(约200年)张仲景十枣汤有传承关系,此方或为仲景十枣汤之祖方.同时发现两方在主证、药味、炮制、剂型等方面存在差异,十枣汤有去大黄、加十枣、变主证之异,而此异正体现张仲景博采众方,辨证用药之神思机巧.去大黄是因张仲景意识到大黄并不适用于没有热象的水证;加大枣不仅能够顾护胃气更可有助利水;方剂对应主证的调整则是张仲景擅于辨证论治的体现.通过胡家草场治水方与仲景十枣汤的对比,充分展示张仲景创立泻水逐饮经典名方十枣汤之思辨,对现代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