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总结32例胰腺癌根治手术联合自体小肠移植的护理配合.护理要点:组建多学科手术团队,制订手术应急预案;做好设备、物品和环境的准备;利用节点控制理念对手术安全进行管控;集束化的感染防控措施及分段式的隔离技术;围手术期非计划性低体温的防控;小肠灌洗、修整与低温保存;并发症的预防.经过精准手术配合和精心护理,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安全转移至重症监护病房行进一步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当前仍处全球大流行状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我国通过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有效控制疫情发生与扩散，有效减少了死亡病例的发生，社会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各项举措得到公众高度认可，疫情积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目前本土疫情传播虽已基本阻断，但国际疫情仍持续快速上升，我国面临的“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加。考虑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点及病毒的特殊性，应科学理解常态化防控的内涵。常态化阶段疫情防控目标应为最大限度早发现、早治疗、早处置，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持续传播，即尽量防感染，坚决防反弹（社区持续传播），而非“零感染”。各地贯彻落实“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防控方针，在防控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常态化防控经验。冬春季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应继续坚持人物同防，落实四方责任，科学有效防控。

目的:分析杭州市学校因病缺课的情况及常见特征，为学校疾病精准防控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并整理基于智能手机的"杭州市学校症状监测系统"监测信息2 823 145条，采用生态学研究方法，以学校为基本单位，对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地区因病缺课及发热、咳嗽、皮疹、红眼、腹泻、腮腺肿大、呕吐等7个常见症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一般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杭州市全市学生请假中因病占比为65.78%（1 868 293/2 840 421），其中以咳嗽占比最大，为49.51%（924 947/1 868 293），其次为发热28.78%（537 630/1 868 293），红眼占比最低，仅0.41%（7 591/1 868 293）。发热、红眼在冬春季高发，分别占比全年同类症状的48.03%（258 961/539 170）和64.48%（3 193/4 952），随气温升高呈下降趋势（ Z发热=-94.04， Z红眼=-18.10，均 P<0.001），呕吐以冬季为主，占比全年报告的61.94%（77 925/125 813）。学校类型（ F=181.15， P<0.001）、地区类型（ F=8.56， P<0.001）以及二者的交互项（ F=4.47，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因病缺课和7个常见症状均存在学校类型差异，发热、皮疹、腹泻、腮腺肿大和呕吐存在地区差异。一般线性模型边际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幼儿园因病缺课比例高于城市（64.89% vs. 61.50%， F=8.24， P<0.001），农村中小学发热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小学：33.78% vs.43.09%，中学：25.68% vs.28.49%， F=17.58， P<0.001），农村中学皮疹比例显著高于城市（6.80% vs.4.68%， F=4.41， P=0.012），农村中小学腹泻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小学：4.06% vs.3.12%，中学：6.93% vs.4.94%， F=4.58， P=0.010）。 结论:小学生及农村地区学生应成为杭州市疾病监测与控制的重点人群，冬春季应重点做好流行性感冒、流行性结膜炎、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监测预防工作，夏秋季农村地区应加强室内外防蚊灭虫等预防控制措施。

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起伏跌宕。在我国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公共卫生体系运行下，实现了疫情管控和复工复产的有序和共赢。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防线，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发热门诊、急诊手术等场景下，要求核酸检测随到随做、快速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即时检测（POCT）技术应运而生，迅速在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开展，与常规聚合酶链反应（PCR）批测试互补，构建了保障医疗安全和提升优质服务的实验诊断平台。但鉴于分子诊断的复杂性和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要求，病原体核酸POCT与传统基于血液的理化指标检测不同，其质量管理要求尚无章可循，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各种认识上的困惑和操作中的不一致。因此，上海市医学会分子诊断分会、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和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协同编制了本专家共识，立足当前我国主要的感染性疾病谱，从病原体POCT应用场景、生物安全、人员资质、性能验证、质量控制、结果报告等全流程运行管理进行阐述，以期促进该技术在公共卫生防御和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合理应用和健康发展。

为实时监测我国不同地理区域流行的HRSV流行特征和疾病负担，进一步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预防干预策略，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覆盖全国的HRSV实时监测系统。本研究结合国内外HRSV监测研究及其体系现状和我国现有的监测框架，根据监测目的不同，并考虑到实施的可行性，提出适用于我国的HRSV监测模式，为实时监测HRSV流行动态变化，及时开展风险研判和预测预警，进一步了解我国HRSV的疾病负担，也为我国HRSV感染相关疾病的诊断、防控，以及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使用和评价提供重要的科学技术支撑。

自2020年4月以来，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在经过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后，我国疫情防控进入了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动态清零”策略是在遵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的前提下，当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病例时，采取有效的综合性防控措施，“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快速切断疫情传播链，使每一起疫情及时终止，感染者“清零”，实现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在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等新技术的应用下，“动态清零”策略应运而生，它是新冠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动态清零”策略是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提出并实施的创新性防控策略，其防控目标、技术手段、工作重点等与传统的传染病“围堵”和“缓疫”策略有所不同。本文就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三个阶段、“动态清零”策略及科学内涵、演化过程、理论基础、实施阶段及效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为冬春季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联合EDTA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EDTA-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eCIM）检测感染患者分离的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菌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碳青霉烯酶的方法对诊控CRE感染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至12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感染患者分离的78株非重复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情况，应用Vitek2 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仪鉴定至种并检测其对厄他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用分子生物学PCR试验检测其碳青霉烯酶基因 blaKPC、 blaNDM、 blaIMP和 blaVIM，基因测序确定基因型作为金标准，同时采用mCIM联合eCIM试验对所收集的细菌进行碳青霉烯酶检测。以PCR结果为标准，计算mCIM和eCIM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Kappa值，进行mCIM和eCIM联合检测结果与PCR结果的一致性检验。 结果:78株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应用PCR法检测出碳青霉烯酶基因阳性74株，阴性4株，其中 blaKPC-2阳性60株， blaNDM-1阳性2株， blaNDM-5阳性7株， blaNDM-9阳性3株， blaIMP-4阳性1株， blaKPC-2和 blaNDM-1同时阳性1株。mCIM检测碳青霉烯酶的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 Kappa值为1.000；mCIM和eCIM联合检测丝氨酸碳青霉烯酶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Kappa值为1.000；联合检测金属碳青霉烯酶敏感度为92.9%，特异度为100%， Kappa值为0.955。 结论:采用mCIM、eCIM联合试验对CRE中的碳青霉烯酶进行检测，实用性强，结果易于判读，依据CRE细菌中基因型的不同，将为临床CRE诊断与抗菌药物精准治疗和感染控制提供重要诊断依据。

目的:分析镇江市不同方式招募的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SM）的HIV感染高危性行为差异，为艾滋病的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持。方法:2020年4 - 6月通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自愿咨询检测（VCT）门诊和社区组织（CBO）两种方式在镇江范围内招募MSM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统一调查问卷收集目标人群的一般人口学特征、药物滥用、HIV检测史和高危性行为等信息。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分析不同途径招募的MSM人群之间相关特征的差异。结果:两种方式共招募641例MSM，其中CBO招募442例占68.95%，CDC招募199例占31.05%；CBO招募的MSM中，20岁以下占比（6.56%）显著高于CDC招募方式（1.01%， χ2 = 9.20， P = 0.002）；CDC招募的MSM人群使用卫生专业机构和新型网络媒体接受毒品潜在危害信息宣教的比例分别为7.54%（15例）和16.58%（33例），均显著高于CBO组[3.39%（15例）， χ2 = 5.28， P = 0.022；9.50%（42例）， χ2 = 6.66， P = 0.010]。CBO招募的MSM群交性行为发生率为25.21%（30例），与女性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比例为47.51%（210例），均显著高于CDC招募组[7.50%（6例）， χ2 = 10.13， P = 0.001；27.64%（55例）， χ2 = 22.35， P < 0.001]，而CBO招募者中异性恋的比例（2.04%，9例）、不清楚性伴HIV感染状态的比例（22.40%，99例）、无保护肛交性行为发生率（39.82%，176例）均显著低于CDC招募的MSM人群[6.53%（13例）， χ2 = 8.37， P = 0.004；39.70%（79例）， χ2 = 20.48， P < 0.001；57.29%（114例）， χ2 = 16.90， P < 0.001]。CBO招募的MSM曾经做过HIV检测的比例为74.43%（329例），最近1次HIV检测途径为CDC的比例为23.10%（76例），HIV感染率为5.20%（23例），均显著低于CDC组[80.90%（161例）， χ2 = 3.19， P = 0.074；57.14%（92例）， χ2 = 99.41， P < 0.001；13.07%（26例）， χ2 = 21.85， P < 0.001]。 结论:通过CBO和CDC两种方式招募的MSM人群在人口学、行为学上互补，具有一般MSM人群的代表性，应根据人群的不同特点制定艾滋病具体防控措施。

目的:探讨泄殖腔畸形患儿合并复杂畸形的手术经验。方法:收集2006年6月至2022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收治的17例泄殖腔畸形女患儿的临床资料，中位手术年龄为13.2个月，范围为7.2~34.6个月。其中短共同通道者(≤3 cm)13例，长共同通道者(>3 cm)4例。3例合并其他畸形：泄殖腔畸形合并球形结肠及双半子宫1例，泄殖腔畸形合并直肠膀胱瘘及膀胱外阴瘘1例，泄殖腔畸形误诊为直肠阴道瘘行肛门成形术后反复泌尿系统感染1例。通过电话和门诊随访患儿的排便控制功能与泌尿系统并发症，使用Rintala评分评估患儿控便能力。结果:17例患儿中，13例短共同通道者患儿采取后矢状入路尿生殖窦整体下拖+肛门成形术，中位手术年龄为13.4个月，中位手术时长185 min。4例长共同通道患儿行腹腔镜/开腹辅助腹骶会阴联合尿生殖窦整体下拖+肛门成形术，中位手术年龄为12.5个月，中位手术时长482 min。术后随访短共同通道患儿的中位Rintala评分为16分，4例患儿出现尿路感染，2例患儿存在尿失禁情况，其余7例未出现泌尿系统并发症。长共同通道组患儿的中位Rintala评分为14分，2例患儿出现尿道感染，1例患儿存在尿失禁情况，其余1例未出现泌尿系统并发症。结论:泄殖腔畸形合并其他畸形术前必须进行精准评估，多学科联合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和术后长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