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我国器官供需不平衡问题突出，如何有效拓展供肝来源是目前移植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作者团队综合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前沿学术成果及临床经验，基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融合的新视域，从边缘性供肝多渠道拓展、移植外科技术多维度创新及异种器官替代多元化探索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目前供肝池拓展的主要策略，以期推动大队列构建、大数据融合及高质量的前沿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和临床转化，促进我国肝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

目的:提高对慢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报道1例慢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的临床表现、诊治经过并进行系统性的文献复习。以"慢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和"不典型血行播散性肺结核"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以"chronic hematogenous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Title/Abstract]"为检索式检索PubMed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2019年11月。结果:本例患者男，80岁，因"反复咳嗽、咳痰半年余"行胸腔镜下胸膜结节活检，术后病理证实为慢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出11篇，PubMed检索到7篇相关文献，经筛选剔除重复发表，共34例患者进入本研究。本病起病隐匿，症状和胸部影像表现不典型，且病原学检出率低，误诊率达44.4%，部分患者通过尸检才明确诊断。文献报道的确诊患者往往患有以下基础疾病，如糖尿病、血液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各种非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性免疫缺陷包括结缔组织病和器官移植术后。结论:临床医师应提高对慢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的认识和警惕性，特别是当合并糖尿病、免疫缺陷等基础疾病时，应高度怀疑本病的可能。

患者既往有肾脏异体移植术病史1年余，因"乏力伴肝功能异常半月余"入院，经保肝治疗后效果不佳，抗戊型肝炎病毒(HEV)IgM持续阳性，血清、粪便HEV RNA及血清、尿液、粪便HEV抗原持续阳性超过3个月，HEV基因分型为4型，考虑为慢性戊型肝炎。经过调整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剂量，其肝功能指标逐渐下降，1年后HEV RNA及抗原均自发转阴，肝功能恢复正常。提示器官移植术后肝功能异常需考虑HEV感染可能，治疗方案首选减少免疫抑制剂剂量。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 ［1］。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中文版）》（简称共识）。本版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本版共识中的器官保护策略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

铁死亡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涉及多分子、多信号通路，其核心过程为细胞内Fe 2＋过载、脂质过氧化。铁死亡影响癌症、神经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理过程，包括心脏、脑、肝脏、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好发于休克、器官手术、器官移植，严重影响人类健康，暂无有效的根治方法。而铁死亡与缺血再灌注损伤关系紧密，探索铁死亡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关系，可能寻找到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防治措施。同时适度调控铁死亡靶点，还可以治疗癌症、控制炎症等。本文将概述铁死亡的信号通路，以及铁死亡与心脏、脑、肝脏、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关系。

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导致的免疫功能低下状态、反复住院及广谱抗生素的使用、移植相关糖尿病的存在、遗体捐献的增加等因素导致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SOT）受者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 IFD）的发生风险日益增加，且近年来SOT受者IFD的流行病学也在不断改变。了解SOT受者IFD的流行病学现状、熟悉IFD的新型诊断技术、掌握新型抗真菌药物特性，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受者预后。本文针对SOT受者IFD的发病率、致病菌构成、新型诊断技术及近年上市的全新抗真菌药物等方面进行简要阐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首选有效治疗方法，然而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急性排斥反应往往是导致移植失败的重要因素。为了减少器官移植后排斥反应的发生，往往需要在移植前或移植中加用强效免疫抑制剂对受体免疫系统进行抑制性诱导治疗。抗体类免疫诱导剂作为器官移植早期实施覆盖性免疫抑制治疗的常用方法，可显著减少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同时可延迟或减少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类药物的应用，有利于保护肾功能、促进移植物功能恢复及受者长期存活。本文就抗体类免疫诱导剂在实体器官移植中的应用现状作一综述。

目的: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9例行肝移植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1例，女性18例，年龄(51±9)岁。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门静脉并发症组( n＝23)和非门静脉并发症组( n＝76)。另外选择同期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检的3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6名，女性14名，年龄(40±14)岁。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肝移植术后1、7、14、30、180、365、730 d患者肝脏的形态，记录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门静脉血流量。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7、14、30、180 d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流量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着时间的延长，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呈递减趋势，至术后365 d，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静脉并发症组23例患者中，门静脉狭窄者9例，门静脉栓塞者14例。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63.8(46.0，78.6)cm/s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35.0(29.6，41.8)c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5， P<0.001)。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血流量993(887，1168)ml/min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811(682，1 018)ml/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37， P＝0.020)。 结论: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血流量术后早期均处于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可恢复至正常水平。超声动态监测门静脉血流量变化对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免疫抑制剂是临床上减轻器官移植排斥反应、改善受者术后短期临床结局最常用的治疗手段。然而全身使用免疫抑制剂会增加受者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因此，将免疫抑制剂高效靶向递送至靶器官显得尤为重要。淋巴结是移植排斥反应激活的主要场所，近年来，靶向淋巴结的药物递送系统已在移植排斥反应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综述简要介绍了淋巴结在移植排斥反应中的作用机制，重点阐述了淋巴结靶向药物递送系统的构建及其在移植排斥反应中的应用进展，旨在将其应用于移植排斥反应的治疗以改善预后。

移植肾慢性损害（chronic allograft injury，CAI）一般在肾脏移植后的中长期阶段出现，导致移植肾脏功能逐渐下降，影响移植肾和受者的长期存活。CAI存在多种不同病因，可能相互交织，临床表现复杂，这些特点给CAI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挑战。因此，如何有效应对CAI是肾脏移植领域中的重要临床问题。为了保护移植肾功能，提高移植肾长期存活率，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发起并制订了《移植肾慢性损害临床诊疗指南（2023版）》，本指南系统总结CAI的病因、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策略、预后和随访方案，采用2009牛津大学证据分级与推荐意见强度分级标准，制定推荐强度和证据等级，为临床诊疗全过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