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肺癌患者术后便秘的发生现状，分析导致术后便秘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研究对象78例，均为苏州市立医院2020年3月至2023年2月期间收治的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根据罗马Ⅳ标准制定术后患者便秘诊断标准，根据诊断结果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发生便秘)和对照组(未发生便秘)，对患者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对比，通过单因素分析、Logistic多因素分析导致术后便秘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提出相应护理对策。结果:78例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术后有22例发生便秘，便秘的发生率为28.20%(22/78)；两组年龄、性别、术前TNM分期、麻醉分级、体重指数、高血压、糖尿病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术后疼痛评分高、机械通气、使用肠内营养、术后制动时间较长、拒绝在床上排便、有便秘史、镇痛药物使用时间、术后发生谵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镇痛药物使用时间、术后制动时间较长、拒绝在床上排便为肺癌术后患者发生便秘的主要危险因素( P<0.05)。 结论:由于患者存在个体差异，镇痛药物使用时间、术后制动时间较长、拒绝在床上排便增加患者术后便秘的发生风险，针对该危险因素进行预防和护理，以降低肺癌患者术后便秘的发生率，促进患者恢复。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并发神经病理性疼痛(DNP)大鼠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方法:将80只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 n=15)和高脂高糖组( n=65)，分别给予正常饲料、高脂高糖饲料喂养，于喂养前、喂养8周后称大鼠体质量、采用血糖仪检测大鼠空腹血糖，采用ELISA法检测大鼠空腹胰岛素水平并计算胰岛素敏感指数(ISI)。喂养8周后测量高脂高糖组大鼠机械缩足反射痛阈值(MWT)和热缩足反射潜伏期(TWL)(基础值)，禁食12 h后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35 mg/kg)，3 d后测量随机血糖，STZ注射后14 d再次称体质量并测量大鼠的MWT和TWL，当MWT和TWL均≤基础值的85%时视为DNP造模成功( n=45)，否则归为糖尿病无痛组( n=15)。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造模成功大鼠分为DNP组、DNP+二甲双胍组、DNP+溶剂组，每组15只。于STZ注射后14 d，DNP+二甲双胍组大鼠腹腔注射二甲双胍(200 mg/kg)，每天1次，连续14 d。DNP组不做任何处理，DNP+溶剂组大鼠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STZ注射后14 d及给药后3、7、14、21 d测量各组大鼠的MWT和TWL。给药后7、14、21 d ELISA法检测各组大鼠脊髓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给药后21 d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各组大鼠脊髓离子钙接头蛋白-1(Iba-1)的表达；Western blotting检测各组大鼠脊髓Toll样受体4(TLR4)、核转录因子-κB(NF-κB)、磷酸化(p)-NF-κB、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AMPK)、p-AMPK、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蛋白的表达。 结果:(1)喂养8周后高脂高糖组大鼠的体质量高于正常对照组，STZ注射后14 d高脂高糖组大鼠的体质量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STZ注射后3 d高脂高糖组大鼠的随机血糖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喂养8周后高脂高糖组大鼠的胰岛素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ISI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与正常对照组、糖尿病无痛组比较，DNP组和DNP+溶剂组大鼠各时间点的MWT、TWL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给药后3 d、7 d、14 d、21 d，与DNP组和DNP+溶剂组比较，DNP+二甲双胍组大鼠的MWT明显升高，TWL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给药后7 d、14 d、21 d，与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无痛组比较，DNP组和DNP+溶剂组大鼠脊髓内IL-6、IL-1β和TNF-α水平显著增加；与DNP组、DNP+溶剂组比较，DNP+二甲双胍组大鼠脊髓内IL-6、IL-1β和TNF-α水平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与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无痛组比较，DNP组和DNP+溶剂组脊髓组织中Iba-1荧光强度和Iba-1阳性细胞数量增加；与DNP组和DNP+溶剂组比较，DNP+二甲双胍组大鼠脊髓组织中Iba-1荧光强度和Iba-1阳性细胞数量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5)与正常对照组、糖尿病无痛组比较，DNP组、DNP+溶剂组大鼠脊髓组织中TLR4、p-NF-κB蛋白的表达及p-NF-κB/NF-κB值增加；与DNP组和DNP+溶剂组比较，DNP+二甲双胍组大鼠脊髓组织中TLR4、p-NF-κB蛋白的表达及p-NF-κB/NF-κB值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正常对照组、糖尿病无痛组，DNP组和DNP+溶剂组大鼠脊髓组织中p-AMPK/AMPK值及PGC-1α蛋白表达水平降低；与DNP组和DNP+溶剂组比较，DNP+二甲双胍组大鼠脊髓组织中p-AMPK/AMPK值和PGC-1α蛋白的表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二甲双胍可能通过激活AMPK/PGC-1α信号通路来抑制TLR4/NF-κB表达的上调、降低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及减少炎性因子的表达，从而缓解DNP。

目的:研究槲皮素通过下调缓激肽受体B1(BDKRB1)表达减轻糖尿病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方法:60只大鼠腹腔注射60 mg/kg链脲佐菌素建立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DNP)大鼠模型,采用随机数表法平均分为5组:模型组、槲皮素(100 mg/kg)组、BDKRB1过表达质粒组、空载质粒组、槲皮素(100 mg/kg)+BDKRB1过表达质粒组,另选12只大鼠腹腔注射等剂量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各组大鼠以药物分组干预处理后,检测大鼠机械性刺激痛觉、热刺激痛觉与冷刺激痛觉,比较各组机械性缩足阈值、冷刺激抬足时间、热敏潜伏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大鼠脊髓背根神经节淋巴细胞浸润情况,比较各组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阳性细胞比例;试剂盒测量大鼠血清炎症介质IL-17、环氧化酶-2(COX-2)、IL-18水平;RT-qPCR、Western blot分别检测大鼠脊髓背根神经节BDKRB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机械性缩足阈值、热敏潜伏期显著降低(P<0.05),冷刺激抬足时间、LFA-1阳性细胞比例、血清IL-17、COX-2及IL-18水平、BDKRB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与模型组、槲皮素+BDKRB1过表达质粒组分别比较,槲皮素组大鼠机械性缩足阈值、热敏潜伏期均升高(P<0.05),冷刺激抬足时间、LFA-1阳性细胞比例、血清IL-17、COX-2及IL-18水平、BDKRB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P<0.05);BDKRB1过表达质粒组大鼠机械性缩足阈值、热敏潜伏期均降低(P<0.05),冷刺激抬足时间、LFA-1阳性细胞比例、血清IL-17、COX-2及IL-18水平、BDKRB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P<0.05);空载质粒组大鼠各指标均无显著变化(P>0.05).结论:槲皮素通过下调BDKRB1表达抑制炎症,减少淋巴细胞浸润,减轻糖尿病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症状.

目的:探讨先天性腹内疝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过程和治疗方法,总结在诊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区,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方法:收集1例先天性腹内疝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辅助检查结果,分析上述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患者,男性,65岁,2 d前因中上腹疼痛就诊于当地医院,于当地医院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血糖>25 mmol·L-1,予以降糖、补液和血液净化治疗后,患者病情加重,出现意识不清、血压下降和呼吸困难,为求进一步诊治于本院就诊.入院后予以液体复苏、机械通气和支持治疗后,患者症状未见好转,由介入科行腹腔动脉和右侧股静脉造影,未见明显腹部血管病变.予以腹腔穿刺引出混合血性液体,考虑为腹腔隐匿性疾病,遂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诊断为腹内疝、小肠坏死和感染性休克,行小肠部分切除术、吻合术、黏连松解术和腹腔冲洗引流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于术后14 d康复出院.结论:先天性腹内疝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成年患者肠梗阻的原因,高度怀疑腹内疝是非典型急腹症的鉴别诊断之一,早期多学科干预可以挽救患者生命.

目的·探讨转位分子蛋白(translocator protein,TSPO)激动剂Ro5-4864对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diabetic neuropathic pain,DNP)大鼠坐骨神经自噬和Kelch样ECH关联蛋白(Kelch-like ECH-associated protein 1,Keap1)/核因子E2 相关因子(nuclear factor erythroid-derived-2-like 2,Nrf2)/血红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1,HO-1)通路的影响.方法·通过高脂饮食和链脲佐菌素构建2型糖尿病模型,经行为学筛选获得DNP大鼠.24只大鼠根据数字表随机分配到假手术组(Sham组)、DNP模型组(DNP组)、TSPO激动剂Ro5-4864处理组(Ro组)和TSPO激动剂Ro5-4864合用Nrf2抑制剂ML385处理组(Ro+ML385组).采用up-down法测量大鼠50%机械缩足反射阈值(paw 50%mechanical withdrawal threshold,50%PMWT),时间点选定为处理前(baseline),处理后第3(D3)、7(D7)、14(D14)、21(D21)和28(D28)天.在最后1天收集坐骨神经,使用免疫荧光和Western blotting分析鞘内注射Ro5-4864对DNP大鼠坐骨神经中自噬相关蛋白和Keap1/Nrf2/HO-1通路相关蛋白的影响.结果·与Sham组相比,DNP组大鼠的50%PMWT自第3天开始大幅下降,全程无改善(各时间点均P=0.000);另外,DNP大鼠坐骨神经中Bcl-2相互作用蛋白(Bcl-2 interacting coiled-coil protein 1,Beclin-1)、微管相关蛋白轻链3-Ⅱ(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light chain 3-Ⅱ,LC3-Ⅱ)、HO-1和核Nrf2蛋白的含量显著减少(均P=0.000),p62则显著增加(P=0.000).鞘内注射Ro5-4864改善了以上损伤,大鼠50%PMWT与DNP组相比逐渐上升(D14 P=0.039,D21和D28均P=0.000),自噬和Keap1/Nrf2/HO-1通路的损伤也被修复,表现为Beclin-1、LC3-Ⅱ、HO-1和核Nrf2蛋白含量的升高(均P=0.000)以及p62含量的降低(P=0.001).但是,Ro5-4864的效应被ML385完全抑制.结论·TSPO激动剂Ro5-4864缓解了DNP,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通过对Keap1/Nrf2/HO-1通路的正向调节激活了DNP大鼠坐骨神经中的自噬相关.这可能为治疗DNP提供了一个新的策略.

中医的现代化以及标准化需要中西医结合的手段来实现.然而,中医研究强调整体观,目前的生物技术却无法有效的整合由分子生物学主导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各种分子组学所产生的信息来完整的描述组织生理.与此同时,在单细胞层面,细胞已经完成对不同时空背景的复杂蛋白网络信息的整合,并将其表现在各种细胞行为上.在此,作者提出以细胞行为组学为主的策略并简短的介绍如何运用这种策略来进行针刺启动以及中药方剂的研究.病征和病因不一定有直接可见的连结.但是,病征必定起于病因.病征是身体部分组织产生不正常生理活动的结果,源于身体特定组织的组成细胞(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受到组织微环境不正常刺激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有时,组织内一种细胞的失序就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反应.譬如:胰脏内β细胞的损伤造成Ⅰ型糖尿病,或是骨骼肌细胞的凋亡产生肌肉萎缩症.同时,复杂的病理反应也常是部分组织受到特定的刺激后这些组织内多种细胞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譬如,在肿瘤发生的过程中,微环境刺激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生成.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又与免疫细胞相串扰,分泌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效应分子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1].这样的环境培育了癌细胞免疫逃逸的能力.因此,组织微环境能够左右其内部的细胞行为而产生不同的机体生理与病理.造成不正常生理活动的原因(病因)常是基础医学关注的核心.了解病因后,我们才能试着遏制病因对组织内部细胞所产生的不正常影响,达到治病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一个组织内各种细胞的行为,才能以组织内细胞间的互动来描述组织生理与病理.在组织微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因子(由机体内部各种细胞所产生的生物分子)以及环境因子(由机体外部吸收并出现在组织内的各种物质)都可能对其内的各种细胞产生影响.这些因子有大分子也有小分子,其中,大分子可能凭借自身的构型与相匹配的细胞表面受体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细胞中的生物信号通路,改变所属信号传输链所调控的细胞行为;另外,小分子还可能直接进入细胞,干扰细胞内蛋白的活性,据此改变细胞行为.因此,这些因子的出现决定了细胞行为.当一个外部刺激改变了组织微环境,组织内部细胞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而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本身又会成为组织微环境中的新刺激源.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有物理性的、化学性的以及生物性的.物理性的包含细胞与细胞间的接触力、细胞对细胞间充质蛋白(细胞分泌到胞体外的蛋白)的粘附力、细胞散发出的热量等.化学性的包含细胞直接或是经由外泌体、微囊泡、以及凋亡小体等分泌出来的各种生物因子.生物性的则是生长、迁移、侵袭、凋亡等.这些变化在组织内成为新的刺激并以级联反应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改变组织内细胞的行为.组织内的各种细胞都适应了微环境的改变后,最终达成新的稳态,组织生理也就展现出新的样态(图1).如若外部刺激超过了常规水平而致使组织内部的细胞行为发生不正常的改变,组织可能就会处于病理发展的初始状态.以脑组织的生物力学为例,Segel等[2]发现脑组织硬度会随着衰老逐渐增加,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中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功能,而改变细胞外基质硬度可以逆转这一衰老表型.此外,脑组织硬度也介导诸如力传导、力敏蛋白的产生、以及细胞骨架重塑等细胞行为,从而诱发或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3-4].而机体遭遇这些病理变化时的应变方式常是适应性的改变自身.例如在阿尔兹海默症中,小胶质细胞会感受到脑组织机械性质变化而定向迁移,施行包括对细胞外基质进行重塑、促进突触塑性、调控免疫响应等一系列复杂的细胞行为调适[5-7].由此可知,如若我们能够掌握组织微环境的改变对一个细胞行为的影响,并且在考虑它们的时空顺序后将这些改变叠加起来,我们就能了解组织生理与病理.而研究细胞微环境的改变对各种细胞行为影响的总成就是细胞行为组学[8].值得注意的是:细胞行为组学研究必须把对各种细胞行为的量化分析当成主要的手段,而传统分子生物学或是生物化学所衍生的各种分子组学则为背景知识.原因如下: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体,不是物质.然而,基因或是蛋白都是物质,没有生命.所以它们不应是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同时,从中医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研究是整体性的,不能用以还原论为指导原则的分子生物学来主导,必须要从可以掌握整体组织生理活动的研究手段来实现.目前,针灸与方剂是中医施治的两种主要手段,所以在此就以如何运用细胞行为组学来研究针灸与方剂进行论述.在针灸研究方面:针灸经过两千多年的验证,其临床疗效有目共睹.而针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外治疗法,被世界范围内认可.同时,近年来针刺的优势病种已经从疼痛类疾病逐渐扩展至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内分泌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从动物实验中表明针刺可以提高血管性痴呆大鼠脑内神经递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的表达,改善血管性痴呆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抑制神经凋亡[9].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脑内5-HT、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神经递质水平,抑制炎症,缓解焦虑、抑郁情绪[10].然而,以手针为例,手针仅通过一枚金属针作用于穴位,便可以调节脑内各种神经递质的作用,可是我们却无法了解手针针刺启动的明确机制.由于从进针、行针和留针,整个针刺过程中穴区所受到的刺激仅仅是由金属针施予的机械力,所以穴区细胞必定具备了由机械力向神经信号转化的能力[1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穴区主要是由结缔组织构成的.结缔组织由独立的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特洛细胞等及其分泌的胶原纤维蛋白、糖蛋白、蛋白多糖等外基质所组成.在针刺入穴位并施行提插、捻转等手法过程中,针体会与胶原纤维发生交联、并对其进行牵拉.然而胶原纤维自身无法产生生物反应,所以它的作用应仅是将机械力传递给粘附于胶原纤维上的细胞.如此,对于针刺启动的研究首要就在于判定哪种穴区细胞对机械力刺激敏感(力敏细胞),并且能粘附于胶原纤维之上.接着,必须探讨这些力敏细胞在感受到由胶原纤维传来的拉伸力后,能够分泌哪些由拉伸力引发的细胞因子(力敏因子).与此同时,这些力敏因子必须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刺激源影响穴区周围的其他细胞行为,如肥大细胞脱颗粒、巨噬细胞极化等,并且引发针刺启动效应.如此,我们仅需要从单种细胞对其微环境的简单变化着手,并根据此细胞分泌的力敏因子研究这些因子对穴区非力敏细胞的效应,表明细胞间的级联反应,便可了解针刺启动过程中机械力信号向生物信号的转化的机制,这样的策略是细胞行为组学的完美体现(图2).在中药方剂研究方面:目前药理研究的手段是以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等技术为核心,这样的方法足以对于单靶点(仅对一种生物分子进行干预)分子药在细胞层面的药理进行研究.然而,中药方剂是以多种生物分子构成的多靶点(复方)药,以目前盛行的生物技术无法把它们的药理解释清楚.尽管近年来以分子组学分析为主的系统生物学逐渐成为中药方剂药理研究的主流,希冀从各种分子浓度的变化来描述受测中药对病理状态细胞干预的效果,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难以被定量评估,而且结论也仅局限于特定的细胞,难以扩展到组织层面.如前所述,在面对多病因的复杂类疾病时,现有的生命科学技术无法体现系统论的精神,遑论探讨复方中药与生命活动之间的联结讯息.另一方面,细胞最终展现的行为是组织微环境和细胞行为平衡的结果,在微环境中出现中药复方内千百种不同的单体时,不论这些单体如何以不同的时空关系对细胞内的蛋白网络进行干预,细胞最终会将其整合成明确的细胞行为.基于此,中药方剂的药理药效可以从细胞行为的角度有效整合现有的生物多组学体系,来解决系统生物学遭遇的难点.如此,我们可以绕过系统生物学在学术性面临的复杂预测手段,并了解复方分子对细胞的干预后细胞行为的改变结果.基于组织工程学及高通量的显微影像捕捉,细胞行为学运用精细的细胞行为表征快速实现时空连续的单细胞行为定量分析,通过包括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机械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优化、切割、特征捕捉及分类.同时,对于方剂内不同药物组成的加减,我们也可以了解被加减药物对细胞行为的偏性,并了解中医用药的思想理论.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医药才能建立起一个以系统观为内涵的全新研究体系,以联结多种分子组学与细胞行为学的手段,架设链接微观到宏观的桥梁,辅助中药的创新以及现代化(图3).中医一直认为生命的本质不能仅从物质或能量层面去研究,必须兼顾物质、能量与信息.细胞行为组学基于生命的基本单位为研究核心,由细胞来体现物质与能量的变化.而蛋白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则由细胞的动态行为来表征.细胞的蛋白网络变化才是生命的表现,而专注于特定蛋白或是特定基因在特殊微环境下的改变无法描述生命.生命科学讲求对生命的了解,中西医结合在于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去注解传统中医药的智慧,这两者都必须恪守不离开探索生命的本源.细胞行为组学立于生命科学之内,又能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精神,是执行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以及标准化进程的一种合适策略.

目的 探索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腹外侧部(vlPAG)星形胶质细胞在钩吻素子(KM)抗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DNP)中的具体作用.方法 采用链脲佐菌素(STZ)诱导Ⅰ型糖尿病大鼠DNP模型,观察钩吻素子对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氯氮平-N-氧化物(CNO)激活的Gq-DREADDs及Gi-DREADDs分别调控正常大鼠及DNP模型大鼠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性同时联合应用梯度剂量KM,观察上述手段对实验动物机械痛阈及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化情况的影响.结果 KM可显著抑制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并缓解DNP机械痛敏.KM可拮抗由Gq-DREADDs介导的靶向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及由此引发的神经病理性疼痛样症状;此外,KM可增强中剂量CNO作用于Gi-DREADDs介导的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性抑制作用,并进一步缓解DNP模型动物机械痛敏症状.结论 KM抗DNP作用与其抑制vlPAG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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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京尼平苷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1型糖尿病性神经病理性疼痛大鼠的镇痛作用及可能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链脲佐菌素诱导的SD大鼠建立糖尿病性神经病理性疼痛模型,将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加巴喷丁)及不同剂量京尼平苷处理组(1,10和100 mg·kg -1).建模后第21天给予不同剂量京尼平苷,连续给药7 d.免疫荧光组织化学法观察脊髓背角小胶质细胞活化情况,ELISA法观察脊髓致炎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连续给予京尼平苷对糖尿病大鼠机械痛敏具有较好的镇痛作用,同时观察到京尼平苷可显著抑制脊髓背角小胶质细胞活化及致炎细胞因子TNF-α和 IL-1β水平;同时京尼平苷可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平.结论 京尼平苷对糖尿病性神经病理性疼痛具有较好的镇痛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脊髓背角小胶质细胞活化及致炎细胞因子水平有关.

糖尿病病人经常遭受持续疼痛的困扰,对此尚无有效的镇痛药物.本文应用Ⅰ型和Ⅱ型糖尿病小鼠模型来研究超极化激活的环核苷酸门控阳离子通道2 (HCN2)在糖尿病疼痛中可能发挥的驱动性作用.在小(直径)伤害性感觉神经元中用药理方法阻断或敲除HCN2基因可抑制糖尿病相关的机械性痛敏,并减少了脊髓二级神经元的激活;胞内的HCN2调节剂,即环磷腺苷(Camp)在疼痛糖尿病鼠的躯体感觉神经元中的浓度增高.所以本文研究者认为,胞内增高的Camp通过促进HCN2激活和初级伤害性感激神经末梢的持续和反复的电发放而驱动了糖尿病相关性疼痛.本研究表明,HCN2可作为糖尿病神经性病变(PDN)的镇痛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