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脓毒症患者抗凝药物的使用和时机以及肝素用量的研究较少，且目前关于肝素的使用是否能提高脓毒症患者的存活率尚不清楚。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明教授团队联合解放军总医院姚咏明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发文《Early prophylactic anticoagulation with heparin alleviates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ps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rom the MIMIC?Ⅳ database》，利用重症临床科研数据库MIMIC?Ⅳ对脓毒症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共纳入6 646例成年脓毒症患者，并将患者分为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的肝素组（3 211例）和非肝素组（3 435例）。肝素组患者的住院病死率显著低于非肝素组(配对前病死率分别为14.7%、20.0%，风险比为0.77，95%置信区间为0.68~0.87，P<0.001；配对后病死率分别为14.9%、18.3%，风险比为0.78，95%置信区间为0.68~0.89，P<0.001)。肝素组和非肝素组患者60 d病死率和住ICU时间有明显差异(P<0.01)。在调整不同协变量的情况下，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脓毒症患者的院内病死率相关（风险比为0.71~0.78，P<0.001），并且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仅给予5剂肝素与院内病死率降低相关（风险比为0.70，95% 置信区间为0.56~0.87，P<0.001）。亚组分析显示，肝素使用与脓毒症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脓毒症休克、序贯器官衰竭评价评分≥10分、急性肾损伤、机械通气、革兰阳性菌感染和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的院内病死率降低显著相关（风险比分别为0.74、0.70、0.58、0.74、0.73、0.64、0.72，P<0.001）。E值分析表明，考虑未控制的混杂因素，结果依然稳定。该研究证实脓毒症患者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风险调整后的病死率降低存在关联，后续可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研究的结论。

目的:调查常熟地区重症监护病房对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的依从性以及患者的预后情况。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筛选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入住常熟地区3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入选患者符合2016年脓毒性休克的诊断标准，排除年龄小于18岁、妊娠、中途放弃治疗、入院后6 h内死亡以及已进入其他有关脓毒性休克干预治疗研究的患者。记录其基本情况，既往史，入院时情况，1 h、3 h及6 h集束化治疗（Bundle）的完成情况以及预后。根据患者存活与否分为两组，比较两组Bundle指标完成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并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3家医院共207例患者纳入研究，1 h Bundle完成率为27.1%，其中乳酸测定完成率81.2%，使用抗生素前血培养留取完成率72.5%，使用广谱抗生素完成率48.4%，液体复苏完成率74.4%，使用升压药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完成率86.0%；3 h Bundle完成率为67.6%，其中乳酸测定完成率97.1%，使用抗生素前血培养留取完成率84.5%，使用广谱抗生素完成率97.1%，液体复苏完成率76.8%；6 h Bundle完成率为30.4%，其中平均动脉压达标完成率98.1%，重新评估容量状态（至少两项指标）完成率48.3%，中心静脉压达标完成率42.5%，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 2）达标完成率10.6%，床边超声完成率48.8%，抬腿及补液治疗完成率42.5%，乳酸升高重新评估完成率55.1%。3 h及6 h Bundle总完成率为27.1%。三家医院的完成情况无明显差别。脓毒性休克患者总病死率为58.9%，住ICU时间为10 d（5，23） d，住院时间为14 d（6，26） d。单因素分析示抗生素使用时间，中心静脉压达标、床旁超声、抬腿补液试验，乳酸升高后重新评估以及6 h Bundle完成、3 h及6 h均Bundle完成、APACHEⅡ评分与患者的预后相关（ P=0.005，0.001，0.001，0.002，均 P<0.01），对上述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中心静脉压达标（ OR=23.236， P=0.001）、抬腿补液试验（ OR=0.102， P=0.012），乳酸升高后重新评估（ OR=0.197， P=0.001）及APACHEⅡ评分（ OR=1.103， P<0.01）为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28 d生存曲线显示6 h Bundle完成可降低病死率（Log Rank χ2=8.944， P=0.003）。 结论:常熟地区对于脓毒症性休克治疗指南的依从性并不高，而依从性与预后密切相关，需要加强改进措施，提高指南的依从性。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目的:探讨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抗凝血酶Ⅲ（ATⅢ）与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以及上述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21年4月至2022年9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东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85例脓毒症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入科24 h内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入科时炎症指标〔PCT、IL-6、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C?-?反应蛋白（CRP）〕和凝血指标（D?-?二聚体、ATⅢ）水平，以及28 d预后。比较不同28 d预后及不同严重程度脓毒症患者上述指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分析脓毒症患者PCT、IL-6及ATⅢ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PCT、IL-6及ATⅢ 3个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对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价值。结果:85例患者均纳入最终分析，28 d存活67例，死亡18例，28 d病死率为21.2%。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患者病情较存活组更重，且PCT、IL-6、CRP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组〔PCT（μg/L）：4.34（1.99，14.42）比1.17（0.31，3.94），IL-6（ng/L）：332.40（50.08，590.18）比61.95（31.64，194.20），CRP（mg/L）：149.28（75.34，218.60）比83.23（48.22，174.96），均 P<0.05〕，ATⅢ活性明显低于存活组〔（53.67±28.57）%比（80.96±24.18）%， P<0.01〕；但两组D?-?二聚体、NLR及SA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85例患者中，脓毒症伴单器官功能障碍36例，脓毒症伴多器官功能障碍29例，脓毒性休克伴多器官功能障碍20例；随着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脓毒症患者PCT、IL-6水平逐渐升高〔PCT（μg/L）：0.36（0.19，1.10）、3.00（1.22，9.94）、4.34（2.18，8.86），IL-6（ng/L）：43.99（20.73，111.13）、100.00（45.37，273.00）、332.40（124.40，693.65）〕，ATⅢ活性逐渐下降〔（89.81±21.42）%、（71.97±24.88）%、（53.50±25.41）%〕，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脓毒症患者PCT、IL-6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62、0.517，均 P<0.01），ATⅢ活性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r＝-0.523， 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PCT、IL-6及ATⅢ单独或联合检测对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均有一定预测价值，上述3项指标联合检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大于单独检测（0.818比0.722、0.725、0.770），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73.1%。 结论:脓毒症患者PCT、IL-6和ATⅢ与病情严重程度显著相关；上述3项指标联合检测能够有效提高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效果。

目的:探讨体质量指数（BMI）、白蛋白（ALB）、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和重症营养风险评分（NUTRIC）对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AKI）患者28 d预后的临床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以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1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连续观察7 d，将发生脓毒症相关性AKI的患者纳入本研究。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BMI、基础疾病、有无休克、受累器官数、住院时间、ALB、机械通气（MV）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以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并计算NRS 2002评分和NUTRIC评分。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分析BMI、ALB、NRS 2002评分以及NUTRIC评分预测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价值；利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NRS 2002评分分层以及NUTRIC评分分层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预后的影响。结果:共纳入140例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内存活73例，死亡67例，28 d病死率为47.9%（67/140）。存活组患者的BMI明显高于死亡组〔kg/m 2：22.0（19.5，25.6）比20.7（17.3，23.9）， P<0.05〕，NRS 2002评分和NUTRIC评分均明显低于死亡组〔NRS 2002评分（分）：5（4，6）比7（6，7），NUTRIC评分（分）：6（5，7）比7（6，9），均 P<0.05〕；存活组ALB略高于死亡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ox回归分析显示，NRS 2002评分以及NUTRIC评分是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NUTRIC评分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能力最强〔AUC为0.785，95%可信区间（95% CI）为0.708~0.850〕，其次为NRS 2002评分（AUC为0.728，95% CI为0.647~0.800），但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MI和ALB的预测能力差。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NRS 2002评分≥5分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NRS 2002评分<5分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42.1%比75.6%，Log-Rank检验： 2＝11.884， P＝0.001），NUTRIC评分≥6分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NUTRIC评分<6分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40.4%比86.1%，Log-Rank检验： 2＝19.026， P＝0.000）。 结论: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营养风险高，NRS 2002评分和NUTRIC评分均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BMI和ALB预测价值较低。因NUTRIC评分计算复杂，可能NRS 2002评分更适合急诊科。

目的:基于不同监督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并验证适用于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风险的最佳预测模型。方法: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 v2.0（MIMIC-Ⅳ v2.0）中筛选出符合脓毒症3.0的脓毒性休克患者，随机抽取病例，其中70%作为训练集，30%作为验证集。从人口学特征及基础生命体征、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血清学指标及可能影响指标的合并症、功能评分及高级生命支持3个层面提取相关预测变量。比较基于决策树分类回归树（CART）、随机森林（RF）、支持向量机（SVM）、线性回归（LR）及超级学习器〔SL，综合了CART、RF和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5种主流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模型对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效能，筛选最佳算法模型。利用LASSO回归、RF和XGBoost算法，通过取交集确定最佳预测变量，构建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验证模型的预测效能；采用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准确性；采用决策曲线分析（DCA）验证模型的实用性。结果:最终共纳入3?295例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存活2?164例，死亡1?131例，病死率为34.32%；其中，训练集2?307例（28 d死亡792例，病死率为34.33%），验证集988例（28 d死亡339例，病死率为34.31%）。基于训练集数据分别建立5种机器学习模型；在纳入3个层面的变量后，RF、SVM、LR 3种机器学习模型在验证集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依次为0.823〔95%可信区间（95% CI）为0.795～0.849〕、0.823（95% CI为0.796～0.849）、0.810（95% CI为0.782～0.838），高于CART算法模型（AUC＝0.750，95% CI为0.717～0.782）和SL算法模型（AUC＝0.756，95% CI为0.724～0.789），故将以上3种算法模型确定为最佳算法模型。综合3个层面变量后，通过LASSO回归、RF和XGBoost算法筛选并取交集，得出16个最佳预测变量，依次为入ICU 24 h内pH最大值、白蛋白（Alb）最大值、体温最大值、血乳酸（Lac）最小值、Lac最大值、血肌酐（SCr）最大值、Ca 2+最大值、血红蛋白（Hb）最小值、白细胞计数（WBC）最小值、年龄、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Ⅲ（SAPSⅢ）、WBC最大值、急性生理学评分Ⅲ（APSⅢ）、Na +最小值、体质量指数（BMI）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最小值。ROC曲线分析显示，以上述16个最佳预测变量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最佳预测模型，在验证集中的AUC为0.806（95% CI为0.778～0.835）；校准曲线及DCA曲线显示，该模型的精准度较高，且净收益最高可达0.3，其预测效能明显优于传统以单一功能评分〔APSⅢ评分、SAPSⅢ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建立的模型〔AUC（95% CI）分别为0.746（0.715～0.778）、0.765（0.734～0.796）、0.625（0.589～0.661）〕。 结论:以pH值、Alb、体温、Lac、SCr、Ca 2+、Hb、WBC、SAPSⅢ评分、APSⅢ评分、Na +、BMI、APTT等16个最佳变量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风险的最佳预测模型，其效能稳定，区分度及精准度均较高。

目的:分析儿童急性胰腺炎（AP）的临床特点和预后，为临床预防和治疗儿童AP提供参考。方法:基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回顾分析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本院收治的AP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患儿分为轻症急性胰腺炎（MAP）组和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组。收集并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和预后指标；分析AP患儿的流行病学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儿童发生SAP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227例AP患儿，其中MAP组161例，SAP组66例。AP患儿中位年龄12.00（8.00，16.00）岁，男性126例（占55.51%），首发临床症状以腹痛、恶心呕吐和腹胀为主（分别占97.36%，61.67%和14.10%），21例（9.25%）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4例（1.76%）患儿因合并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创伤性休克等发生院内死亡。流行病学特征显示，AP患儿首次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7～17岁（占85.02%）；病因以胆源性疾病（29.96%）、病毒感染（29.07%）和特发性因素（19.82%）为主；2011至2020年，AP患儿就诊人数呈波动趋势，其中2018至2020年AP患儿就诊人数连续3年上升。与MAP组比较，SAP组患儿年龄明显更大，女性比例、农村来源比例、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体质量指数（BMI）、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水平、住院费用、病因为创伤性因素和药物性因素比例明显更高，血钙水平、病因为病毒感染因素比例明显更低，住院时间明显更长（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1.495，95%可信区间（95% CI）为1.293～1.728〕和年龄（ OR＝1.352，95% CI为1.182～1.546）可能与儿童发生SAP密切相关（均 P<0.001）。 结论:儿童AP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和青春期儿童，总体病死率较低；胆源性疾病、病毒感染和特发性因素是常见病因；APACHEⅡ评分和年龄可能是儿童发生SAP的危险因素。

目的:比较以临床体征为主要内容的常用评分工具对高龄(≥80岁)脓毒症患者病死率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重症监护医疗信息数据库Ⅳ(MIMIC-Ⅳ)中高龄脓毒症患者(年龄≥80岁，符合脓毒症3.0诊断标准)，根据患者住院28 d是否存活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采集患者基本信息，依据入ICU 24 h内生命体征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峰值，计算两组患者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评分、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英国早期预警评分(NEWS)、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OASIS)，记录患者预后。计算以上评分工具预测高龄脓毒症患者28 d病死率的准确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并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结果:总共筛查42 037份住院记录，入ICU 24 h内符合脓毒症3.0诊断标准且年龄≥80岁的脓毒症患者956例(其中男性456例，47.70%)，存活组患者696例(72.8%)，死亡组患者260例(27.2%)。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入住ICU前住院时间、住ICU时间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死亡组中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比例及出现脓毒性休克的患者比例均高于存活组(均 P<0.001)，而存活组患者的总住院时间较死亡组更长( P<0.001)。死亡组SOFA评分≥7分、qSOFA评分≥2分、SIRS评分≥2分、NEWS评分≥8分、OASIS评分≥42分的比例大于存活组(均P<0.05)。评分工具qSOFA、SOFA、SIRS、NEWS、OASIS对高龄脓毒症患者病死率预测准确性的AUC依次为0.587(95% CI：0.556~0.617)、0.694(95% CI：0.655~0.732)、0.591(95% CI：0.555~0.627)、0.684(95% CI：0.646~0.721)和0.718(95% CI：0.681~0.755)。 结论:OASIS对高龄脓毒症患者病死率的预测准确性优于qSOFA、SOFA、SIRS、NEWS评分，但以上评分工具预测高龄脓毒症患者病死率的临床价值均有限。

目的:分析肝素结合蛋白（HBP）联合降钙素原（PCT）、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在早期脓毒症的诊断及预后评估方面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新安国际医院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16例脓毒症患者（脓毒症组）的临床资料，依据病情程度分为轻度脓毒症组40例、严重脓毒症组46例和脓毒症休克组30例；依据临床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87例和死亡组29例；选择同期104例门诊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HBP、PCT、hs-CRP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HBP、PCT及hs-CRP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脓毒症组HBP、PCT、hs-CRP水平高于对照组[（83.45 ± 11.29）μg/L比（4.81 ± 0.62）μg/L、（8.19 ± 1.14）μg/L比（0.24 ± 0.03）μg/L、（87.94 ± 13.58）mg/L比（1.34 ± 0.15）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着脓毒症患者病情程度的增加，轻度脓毒症组、严重脓毒症组、脓毒症休克组的HBP、PCT、hs-CRP水平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存活组HBP、PCT、hs-CRP水平低于死亡组[（67.94 ± 8.91）μg/L比（129.98 ± 18.43）μg/L、（6.46 ± 0.93）μg/L比（13.38 ± 1.77）μg/L、（65.19 ± 10.62）mg/L比（129.19 ± 22.46）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HBP、PCT、hs-CRP水平及HBP+PCT+hs-CRP对脓毒症患者预后预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8、0.835、0.787、0.940，灵敏度分别为72.4%、69.0%、79.3%、86.2%，特异度分别为85.1%、88.5%、74.7%、90.8%。 结论:联合HBP、PCT及hs-CRP检测对早期脓毒症的诊断有一定意义，且可更敏感地反映疾病的病情程度和预后情况。

目的:评价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对脓毒症患者血流感染的病原学诊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3年8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期间同时完善了血液mNGS及血培养检查的105例脓毒症病例，根据mNGS及血培养有无阳性结果将病例分为两组，阳性组及阴性组，分析了入组病例病原体分布情况、各组患者在临床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同时比较了mNGS与血培养的诊断性能及一致性，评价mNGS对脓毒症患者血流感染的病原学诊断价值。结果:①105份血样本中，mNGS有阳性结果的病例为61例（58.10%），血培养阳性结果的病例为32例（30.48%），mNGS的阳性率高于血培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mNGS的准确率低于血培养。②阳性组患者的ESR、PCT及CRP的均数高于阴性组，脓毒性休克的比例大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病例28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NGS有利于脓毒症患者血流感染的病原学诊断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