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分析儿童真菌致敏性哮喘的临床和炎症特征。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小儿呼吸综合科门诊和病房就诊的2 902例支气管哮喘(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血清吸入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和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tIgE)检测结果将患儿分为单纯真菌致敏组、真菌多重致敏组、非真菌致敏组和非致敏组。观察真菌致敏哮喘患儿的分布情况和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合并其他吸入过敏原致敏分布情况，比较4组哮喘患儿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就诊季节)、血常规指标[嗜酸性粒细胞(EOS)绝对值、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血红蛋白(Hb)、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ELR)和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比值(ENR)]和tIgE，观察4组哮喘患儿不同就诊季节血常规指标和tIgE变化情况。结果:本研究中2 902例哮喘患儿分为单纯真菌致敏组331例(11.41%)、真菌多重致敏组898例(30.94%)、非真菌致敏组1 067例(36.77%)和非致敏组606例(20.88%)。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共1 229例(42.35%)，其中男851例(69.24%)，女378例(30.76%)。不同年龄段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占比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31， P<0.001)，以6～8岁、9～11岁占比较高。不同就诊季节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占比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4.51， P<0.001)，以夏季占比最高。链格孢致敏哮喘患儿1 115例(38.42%)，以3级(37.22%)、4级(32.29%)致敏较多；烟曲霉致敏哮喘患儿610例(21.02%)，以2级(45.90%)、3级(30.33%)致敏较多。真菌多重致敏组中合并1种其他吸入过敏原者占比为54.23%(487/898)，以真菌＋尘螨占比最高33.63%(302/898)；合并2种其他吸入过敏原者占比为32.18%(289/898)，以真菌＋尘螨＋花草树木占比最高25.84%(232/898)；合并3种其他吸入过敏原者占比为13.59%(122/898)。4组哮喘患儿性别、年龄、就诊季节比较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对于EOS绝对值、ELR和ENR，真菌多重致敏组高于单纯真菌致敏组，其次高于非真菌致敏组，高于非致敏组(均 P<0.05)。对于Hb，真菌多重致敏组高于单纯真菌致敏组、非真菌致敏组，真菌多重致敏组和非真菌致敏组高于非致敏组(均 P<0.05)。对于tIgE，真菌多重致敏组高于非真菌致敏组，其次高于单纯真菌致敏组，高于非致敏组(均 P<0.05)。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在单纯真菌致敏组、真菌多重致敏组和非真菌致敏组各组内均呈现季节性变化(均 P<0.05)。单纯真菌致敏组中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在夏季升高；真菌多重致敏组中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在冬季降低；非真菌致敏组中EOS绝对值和tIgE在秋季升高，ELR和ENR在冬季降低，Hb在夏季降低。 结论:真菌致敏性哮喘是重要的哮喘类型，男童、6～11岁儿童发病居多，发病季节以夏季为主。真菌致敏性哮喘2型炎症突出，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均升高，并且呈现季节性变化。

目的:总结南京某医院烟曲霉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初步评估烟曲霉临床分离株的唑类耐药情况，以及唑类耐药烟曲霉出现的高危因素。方法:收集2017年3月至2021年2月南京市鼓楼医院检验科自住院患者中分离到的烟曲霉菌株，分析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分离的烟曲霉进行唑类药物敏感性试验和 cyp51A基因及其启动子区的突变检测。 结果:共收集烟曲霉201株，主要来自痰标本，感染患者中，男131例，女70例，年龄（64.2 ± 15.8）岁，主要分布在呼吸内科（79例）、重症医学科（34例）、风湿免疫科（19例）等；患者常见基础疾病有间质性肺炎（32例）、恶性肿瘤（18例）、肺炎（13例）、外伤（12例）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8例）等。药物敏感性试验显示，6株（2.99%）烟曲霉对伊曲康唑和泊沙康唑耐药，3例感染唑类耐药烟曲霉的患者在送检前使用过抗真菌药。对6株唑类耐药烟曲霉的 cyp51A基因及其启动子区进行测序，发现其中5株携带TR34/L98H/S297T/F495I位点突变，另1株携带TR34/L98H突变。 结论:与既往报道的2010—2015年中国烟曲霉临床株唑类耐药数据相比，2017—2021年南京市鼓楼医院烟曲霉对唑类的耐药水平并未升高，耐药机制多为 cyp51A基因及其启动子区TR34/L98H/S297T/F495I突变。

目的:探讨病理学诊断的肺真菌病的菌种分布。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2015年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送检组织标本特殊染色病理诊断肺真菌病的患者187例（包括肺切除或开胸肺活检92例，经皮肺穿刺33例，经支气管镜活检62例），所有病例除常规HE外，均行六胺银、PAS、黏液卡红及抗酸染色；查阅临床病历资料及真菌培养情况并进行分析。结果:187例患者，男103例，女84例；年龄12~70岁，平均（48±14）岁。组织病理诊断的菌种为：肺曲霉病85例（45.5%），其中侵袭性曲霉感染60例，曲霉球25例；肺隐球菌病51例（27.3%），肺毛霉6例（3.2%），肺组织胞浆菌病3例（1.6%），肺念珠菌病3例（1.6%），肺孢子菌病2例（1.1%），由于组织少、退变等限制性原因导致镜下不能明确分类的真菌病37例（19.8%）；2011—2015年88例组织病理学诊断为真菌病的患者中，35例送真菌培养，送检率为39.9%；培养结果与病理诊断一致的18例（51.4%），病理诊断为真菌病但未培养出真菌的13例（37.1%），病理未能明确分类但培养出真菌的3例（8.6%）。结论:经组织标本病理诊断的肺真菌病中，肺曲霉病最多见，其他依次为肺隐球菌病、肺毛霉病、肺组织胞浆菌病、肺念珠菌病及肺孢子菌病。少部分病例组织化学特殊染色不能分类；病理组织化学特殊染色与培养对常见真菌菌种分型的符合率较高。约37%经病理组织确认的肺真菌病病例培养阴性。临床工作中，应重视组织化学特殊染色在真菌感染诊断中的作用。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烟曲霉菌脑脓肿较为罕见，需要和细菌性脑脓肿及神经精神狼疮进行鉴别。文中报道2例手术确诊SLE合并烟曲霉菌脑脓肿的病例。例1为34岁女性，诊断SLE 6个月后出现抽搐及意识障碍，首次住院时因为影像学阴性被诊断为神经精神狼疮，出院后复查头颅磁共振成像发现脓肿样信号。例2为20岁男性，诊断SLE 3年后出现高热、抽搐及意识障碍，头颅影像学表现为脓肿样信号。2例患者脑脊液病原学均阴性，通过脓肿切除或引流病理确诊为烟曲霉菌脑脓肿，经予伏立康唑治疗后症状缓解、病灶消退。

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的病理基础，是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调脂治疗对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脂必泰胶囊是具有他汀类药物作用的中药调脂药物。该研究通过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查看关于脂必泰的动物实验、临床试验和综述，分析总结脂必泰胶囊的应用价值和作用优势。

患儿，男，2岁10个月，因"发热3 d，发现血常规异常2 d"于2021年3月14日就诊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小儿血液科。入院时血常规：WBC 24.82×10 9/L，中性粒细胞占85.5%，HGB 72 g/L，PLT 105×10 9/L。凝血功能：凝血酶原（PT）14.9 s，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29.6 s，纤维蛋白原（Fg）1.22 g/L，D-二聚体3.07 mg/L。血生化检查：乳酸脱氢酶（LDH）1718.3 IU/L。骨髓细胞形态学：考虑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染色体核型正常。流式细胞术检测免疫表型：异常细胞占有核细胞总数约84.6%，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免疫表型。头颅磁共振（MRI）增强扫描提示：双侧侧脑室后角及枕角旁小片状异常信号，脑室系统稍扩大；双侧额裂骨、颅底骨质及下颌骨支不均匀增厚伴明显强化，不排除白血病浸润。胸腹部CT：拟右肺间质性炎症及少许炎症灶；左侧第7后肋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形成，考虑白血病浸润可能。2021年3月16日，根据骨髓细胞形态学初步诊断为APL，按华南儿童癌症协作组（SCCCG）APL2020高危方案，开始口服全反式维甲酸（ATRA，20 mg·m -2·d -1）和复方黄黛片（RIF，135 mg·kg -1·d -1）治疗，2021年3月20日，骨髓标本PML-RARA融合基因PCR定量检测为阴性。骨髓标本PML-RARA融合基因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为阴性。骨髓标本AML相关基因突变检测：KARS p.Q61H变异（变异频率12.15%）、NARS p.G13V变异（变异频率0.9%）、TBL1XR1 c.427+1G>A变异（变异频率2.12%）。修正诊断为PML-RARA融合基因阴性的APL，遂送检初始骨髓标本，加做白血病相关基因转录组测序（RNA-seq）。2021年4月2日，评估APL方案的疗效，外周血涂片未见幼稚细胞。骨髓细胞形态学提示原始早幼粒细胞占4%，骨髓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检测微小残留病（MRD）为1.9%，骨髓细胞形态学示完全缓解。复查头颅MRI增强扫描及肺部CT扫描，以上髓外浸润病灶消失。2021年4月7日骨髓白血病相关基因RNA-seq定量检测结果报告：TBL1XR1-RARB融合基因36.54%（目的基因/内参基因36.54%）。2021年4月13日（化疗第27天），修正诊断为TBL1XR1-RARB融合基因阳性APL，按照SCCCG-APL2020方案的标准，非RARA基因重排的APL应按照非APL的AML方案化疗，改按华南儿童AML（华南AML-15）诊疗方案化疗，FLAG（氟达拉滨、阿糖胞苷、G-CSF）+去甲氧柔红霉素（IDA）方案诱导治疗2个疗程，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EA（依托泊苷+阿糖胞苷）、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各巩固治疗1个疗程，第1个疗程诱导治疗后骨髓MRD（MFC）1.8%，融合基因定量阴性，之后每个疗程后检测骨髓MRD（MFC）和融合基因均为阴性。诱导化疗第1疗程结束后合并粒细胞缺乏伴感染，经抗感染治疗控制；诱导化疗第2疗程结束后合并粒细胞缺乏伴铜绿假单胞菌败血症和侵袭性曲霉菌肺炎，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后治愈；巩固化疗1个疗程结束后合并肺炎克雷伯菌败血症，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后治愈；巩固治疗第2、3疗程结束后均合并粒细胞缺乏，但无感染发生。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红药片中黄曲霉毒素(以黄曲霉毒素B1、黄曲霉毒素B2、黄曲霉毒素G1和黄曲霉毒素G2总量计)的含量,制订红药片中黄曲霉毒素的限度.方法 以 Venusil MPC18(4.6 mm× 150 mm,5 μm)为色谱柱;流动相为 2 mmol·L-1醋酸铵溶液(A)-甲醇(B),梯度洗脱;串联质谱仪检查,电喷雾离子源(ESI),正离子检测模式.结果 黄曲霉毒素B1在0.0108～54.0 ng·mL-1、黄曲霉毒素B2在0.0145～14.5 ng·mL-1、黄曲霉毒素G1在0.0101～50.5 ng·mL-1、黄曲霉毒素G2在0.0150～15.0 ng·mL-1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回收率分别为89.24％、80.31％、87.06％和 74.19％(n=6);重复性RSD 分别为 2.9％、4.6％、3.3％和 5.0％.6 批红药片中的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的含量及总量均小于所制订的黄曲霉毒素限度,结果均符合规定.结论 本试验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红药片中黄曲霉毒素的含量,并制订了红药片中黄曲霉毒素的限度,为其他中成药的黄曲霉毒素含量的检测及限度的制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目的 探讨甘草查尔酮A(LA)在小鼠烟曲霉菌(AF)性角膜炎中的抗炎作用.方法 采用CCK-8实验检测不同浓度的LA溶液(12、24、36、48、60 μmol/L)对小鼠来源巨噬细胞(RAW264.7)增殖活力的影响;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AF感染后第3天小鼠角膜中性粒细胞的浸润程度;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检测各组RAW264.7细胞中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血红素加氧酶(HO-1)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60 μmol/L的LA对RAW264.7细胞没有毒性(P＞0.05),并显著降低感染后小鼠角膜的中性粒细胞浸润(t=5.94,P＜0.01);60 μmol/L的LA显著下调AF诱导的IL-6、IL-1β、TNF-α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F=15.35～507.53,P＜0.001)并上调 HO-1 mRNA 表达(F=1 633.06,P＜0.001).结论 LA能够通过减少中性粒细胞浸润、下调炎症因子表达和增强HO-1表达,在AF性角膜炎中起到抗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