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教授认为，肝与泄泻关系颇为密切，临床基于肝脾相依理论，从肝论治泄泻，常获佳效。临证可分肝脏疏泄过旺或肝脏疏泄不及辨证治疗本病。治疗肝脏疏泄过旺当以抑肝扶脾为法，用药以疏肝为主，佐以健脾，肝气郁结可选柴胡疏肝散加健脾药，肝气疏泄太过可选痛泻要方。肝脏疏泄不及又分为肝气(阳)虚和肝血(阴)虚，治疗肝气(阳)虚应以温补肝阳为主，兼护肝阴(血)，方用乌梅丸加味，用药遵循"以辛补其肝用，以酸补其肝体"的特点。肝血(阴)虚证治当遵循"损其肝者，缓其中"原则，以六味地黄丸加味。并附验案二则进行分析。

目的:分析并比较3种不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案的疗效及不良反应，为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提供一定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3日至3月7日湖北省十堰市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指定救治点诊治的84例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影像、检验学相关资料。按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抗病毒方案分为3组，其中使用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抗病毒治疗的29例为组1，使用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抗病毒治疗的49例为组2、使用α-干扰素+阿比多尔抗病毒治疗的6例为组3。3组患者基本资料方面，性别、年龄、自出现症状至接受治疗的时间、肺炎严重指数、伴随基础病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根据数据特征，分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Nemenyi法、Bonferroni法等方法分析比较各组数据。 结果:临床效果方面，3组住院时间整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0.345， P<0.05)，其中组3住院时间[11(1.50)d]明显短于组1[22(8.00)d]( χ2＝11.01， P<0.05)、2组[23(15.00)d]( χ2＝9.08， P<0.05)；3组肺部感染灶开始吸收时间，整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5.044， P>0.05)；3组鼻/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整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517， P<0.05)，组3核酸转阴时间[8(2.25)d]可能早于组1[19(8.00)d]( χ2＝12.08， P<0.05)及组2[18(10.00)d]( χ2＝9.28， P<0.05)，组1与组2核酸转阴时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06， P>0.05)。3组肺部病灶完全吸收情况、主要症状缓解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方面，组1、组2、组3的胃肠道症状发生率依次为55.2%、22.4%、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804， P<0.05)；肝功能受损发生率依次为65.5%、36.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513， P＝0.039)；3组肾功能受损情况、心肌受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对于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使用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三联抗病毒方案与其他两种方案相比，在治疗效果方面并未展示出优越性，反而有所不及；且胃肠道症状及肝功能受损发生率更高。α-干扰素+阿比多尔方案与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方案相比，在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鼻/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方面展现出了优势，且胃肠道症状及肝功能受损发生率更低。

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是常见于婴儿期的严重胆道纤维闭塞性疾病，若不及时治疗，胆汁性肝硬化逐渐加重，最终可导致肝衰竭 [ 1] 。肝门-空肠吻合术（Kasai手术）为该疾病的一线治疗方法，目的是恢复胆汁流动和缓解梗阻。胆管炎是Kasai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虽然手术方式及术后用药方案经过多次改良，但其发生率仍在30%~90%之间 [ 2, 3, 4] 。胆管炎多在术后1年内发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 5] 。胆管炎反复发作和治疗不当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和自体肝生存率 [ 6] 。目前，国内外对胆管炎的治疗方案并不完全统一，各中心多数采用抗生素、激素和利胆药进行治疗 [ 7] 。

气一元论认为人身一气周流，任何一处的气机失常均可致肺气宣降失常。小儿咳嗽气机失常多见肝之左升、肺之右降及中气枢轴斡旋失常，遇其咳嗽可辨听咳嗽的深度、力度、速度、声音质地及痰音，感知其气机失常的状态，治疗需立足于中轴以调和气机升降。左升不及治宜调达气机以开郁，常见咳声闷或呈清嗓样；左升太过治宜培土抑木，常为被动用力咳嗽；右降不及治宜肃降逆气，常见咳声清亮或洪亮；右降太过治宜培土生金，常咳声无力、低微声怯；升降异常兼见之咳声主要有阵发性咳嗽、痉挛性咳嗽、刺激性干咳及咳声痰重4种情况。并附验案二则进行分析。

目的:探讨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检测在肝细胞肝癌（HCC）早期诊断和监测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215例HCC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72例，女性43例，年龄（59.0±9.3）岁（范围：34~86岁）。另纳入同期收治的85例非HCC患者作为对照组，男性42例，女性43例，年龄（54.2±11.3）岁（范围：22~80岁）。患者入院后第2天清晨6时，采用真空采血管，空腹采肘静脉血约3 ml，避光低温保存，当日送检。取甲胎蛋白（AFP）≥20 μg/L为阳性，PIVKA-Ⅱ≥32 AU/L为阳性。数据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 t检验或秩和检验。采用线性回归分析AFP和PIVKA-Ⅱ与肿瘤最大径的相关性。 结果:PIVKA-Ⅱ单独检测在HCC各期的灵敏度均高于或等于AFP，PIVKA-Ⅱ和AFP单独诊断HCC的总体灵敏度分别为85.1%和52.1%，但PIVKA-Ⅱ的特异度不及AFP高，分别为78.8%和96.5%。在HCC的早期（Ⅰa期），PIVKA-Ⅱ单独检测的灵敏度为64.5%，而AFP的灵敏度仅为26.3%。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HCC诊断的灵敏度至88.4%，特异度至76.5%。PIVKA-Ⅱ值与肿瘤最大径呈正相关（ r2=0.587， P<0.05），而AFP水平与肿瘤最大径无相关性（ r2=0.296， P>0.05），PIVKA-Ⅱ诊断伴有血管侵犯的HCC患者的阳性率亦高于AFP（ P<0.01）。 结论:PIVKA-Ⅱ可作为HCC筛查和诊断的血清学标志物，在早期肝癌诊断的阳性率显著高于AFP。PIVKA-Ⅱ和AFP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HCC各期检出率。PIVKA-Ⅱ的大幅度增高有助于协助判断HCC的侵袭性、是否存在血管侵犯及预后等。

肺部是结直肠癌发生远处转移的第二大好发器官，与结直肠癌肝转移相比，结直肠癌肺转移生物学行为相对较好，肿瘤生长缓慢，临床关注程度往往不及结直肠癌肝转移。手术切除是治疗结直肠癌肺转移主要的根治性治疗手段，但临床实际中仅有不足20%的患者可根治性切除，不可根治性手术切除的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5年生存率不足20%，预后仍很差。近年来，局部治疗逐渐应用于临床，包括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等成为手术以外的重要局部治疗手段。然而，目前对手术以外局部治疗的疗效和选择时机尚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就结直肠癌肺转移局部治疗手段应用现状及前景进行综述。

目的:评估内镜超声(EUS)对初始诊断为特发性急性胰腺炎(IAP)患者病因学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2年2月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镜中心128例初次诊断为IAP后进一步行EUS和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检查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AP发作次数分为单次发作组(单发组，51例)和多次发作组(复发组，77例)，分析两组患者资料及EUS对两组IAP病因的诊断，并与MRCP的病因诊断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单发组与复发组IAP患者的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胰腺疾病家族史、胆囊切除史、肝功能是否异常、胰腺炎严重程度等基本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EUS检查后79例(62%)IAP患者明确了病因，其中55例(43%)为胆道疾病(胆结石、胆道微结石和胆泥淤积)，24例(19%)有胰腺疾病(慢性胰腺炎、胰腺分裂、胰腺间质或胰腺导管改变)。单发组IAP患者病因为胆道疾病的占比显著高于复发组患者(59%比32%)，而复发组IAP患者病因为胰腺疾病的占比高于单发组(25%比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04、0.035)。EUS诊断IAP病因的性能显著高于MRCP(62%比19%， P＝0.032)，其中EUS能更准确地检出胆道微结石或胆汁淤积(43%比9%， P<0.01)，诊断慢性胰腺炎病变的一些微小变化(胰腺小结节、斑片状高回声等)和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也优于MRCP(17%比7%， P<0.05)，但识别胰腺分裂不及MRCP(2例比4例)。 结论:EUS诊断胆道疾病精确度高，基于我国大多数IAP病因为胆道疾病，应考虑将EUS作为IAP的初始诊断方法，MRCP可以作为EUS的补充，以确定有争议的病因。

胆道闭锁是新生儿梗阻性黄疸的重要原因，以肝内外胆管进行性炎症和纤维性梗阻为特征，如不及时治疗，将发展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是儿童肝移植的重要指征。患儿应采用"Kasai手术-肝移植"序贯治疗，但部分学者提倡直接行肝移植术，一些专家建议对Kasai术后出现黄疸退而复现等情况的患儿实施再次Kasai手术。本文就先行Kasai术还是直接行肝移植术，再次Kasai术的必要性及适应证等问题进行综述如下。

肝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肝损伤的病理过程,若不及时治疗,最终可能导致肝硬化或肝癌.Janus激酶/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JAK/STAT)信号通路与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基于JAK/STAT信号通路总结了中药活性成分及复方改善肝纤维化的研究进展,发现活血化瘀类(如鬼箭羽醇、紫杉醇等成分及二十五味松石丸、肝复康等复方)、清热解毒类(如桦木酸、杠板归总黄酮等成分及片仔癀、克癀胶囊等复方)、疏肝行气类(如秦皮素、葫芦素B等成分及柴胡疏肝散、小柴胡汤等复方)中药活性成分和复方均可通过抑制JAK/STAT信号通路活性,降低炎症反应,抑制肝星状细胞增殖等,发挥改善肝纤维化的作用.

王晓燕教授在临床上善于应用气一元论思想.她认为重症肌无力的病机主要是元阳不足,肝气升发无力,脾胃亏虚,枢轴运转失常,气虚气陷.肝气不足,升发不及是其发生的起始环节.阳明不降,坎水不足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诊治过程中,结合辛丑年年运特点,考虑到五运六气对疾病的影响,肾失封藏,水不涵木,肝气失于和缓有序的升发,治疗以益气升提、阖降阳明为主,临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辨证施治,获效甚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