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肠道微生物来源的石胆酸（LCA）对脓毒症小鼠肝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将15只C57BL/6J小鼠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脓毒症组（Sep组）、粪菌移植组（Sep-fmt组），每组各5只。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构建脓毒症小鼠模型，Sham组仅行腹壁开关手术；Sep-fmt组于CLP后第2天给予粪菌液连续灌胃3 d；Sham组和Sep组根据体质量给予等剂量含10%甘油的无菌磷酸盐缓冲液连续灌胃3 d。采用粪便进行16S核糖体RNA（rRNA）测序分析并筛选出胆汁酸代谢差异代谢产物。然后将30只C57BL/6J小鼠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6只）、脓毒症组（Sep组，12只）、LCA组（LCA-Sep组，12只），各组分别保证6只大鼠进行后续实验分析。LCA-Sep组在脓毒症造模之前给予100 mg/kg的LCA灌胃，连续5 d；Sham组、Sep组根据体质量给予等剂量溶媒连续灌胃5 d。采用粪便进行16S rRNA测序分析，观察各组小鼠死亡情况并进行临床严重程度评分（CSS）。检测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IL-10水平并评估各组小鼠肝脏组织病理损伤。结果:Sham组、Sep组和Sep-fmt组小鼠各次级胆汁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01），且Sep-fmt组中LCA的增幅最大，故后续实验选取LCA对脓毒症小鼠进行灌胃。CLP术后24 h，Sham组小鼠无死亡，Sep组小鼠死亡4只，LCA-Sep组小鼠死亡2只；各组存活小鼠CSS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0 ± 0.0）、（3.5 ± 0.5）、（2.5 ± 0.5）分，F = 47.500，P < 0.001]。α多样性分析显示，3组小鼠肠道菌群丰富度[Chao1指数和基于丰度的覆盖估计值（ACE）指数]和多样性（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 = 8.766、8.766、9.704、10.994，P均< 0.05），且LCA-Sep组肠道菌群多样性高于Sep组（P均< 0.05）。β多样性分析显示，3组小鼠的菌群结构存在显著差异（H = 18.322，P = 0.001）。3组小鼠拟杆菌门的平均相对丰度分别为62.17%、11.10%、34.47%，变形菌门的平均相对丰度分别为10.99%、62.81%、40.58%。3组血清TNF-α、IL-6、IL-10及肝脏切片中TUNEL阳性细胞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 = 14.749、14.363、15.158，F = 131.688，P均< 0.001），且Sep组TNF-α、IL-6水平及肝脏切片中TUNEL阳性细胞数更高，LCA-Sep组IL-10水平更高（P均< 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Sham组M2巨噬细胞数表达较多，Sep组M2巨噬细胞数表达有所减少；给予LCA预处理后，LCA-Sep组小鼠肝组织M2巨噬细胞数表达较Sep组增加。结论:脓毒症可导致小鼠肠道菌群失调、炎症因子升高和肝细胞损伤；肠道菌群代谢产物LCA可以下调脓毒症小鼠肠道菌群中的潜在致病菌丰度，促进M2巨噬细胞的极化，减轻全身炎症水平和肝细胞凋亡。

目的:探讨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platelet-albumin-bilirubin，PALBI)评分对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肿瘤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为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并接受肝移植治疗102例受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Kaplan-Meier法、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PALBI评分对肝癌受者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测价值及肝癌受者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用ROC曲线分析确定术前PALBI评分预测复发的最佳截断值为－3.82，约登指数为0.317，ROC曲线下面积为0.679。以PALBI截断值－3.82为界分组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低水平PALBI组(78例)和高水平PALBI组(24例)术后1、3、5年肿瘤复发率分别为(17.9%比50.0%，26.9%比62.5%，29.5%比62.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术前肿瘤最大直径、肿瘤个数、是否符合米兰标准、AFP水平、有无微血管侵犯、有无门静脉癌栓、PALBI评分与术后肿瘤复发相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是否符合米兰标准、甲胎蛋白水平及PALBI评分是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术前PALBI评分对于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肿瘤复发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当肝癌受者移植术前PALBI评分≥－3.82时，术后肿瘤复发率相对较高。

目的:探讨超声联合弹性成像在动态定量评估移植肝脏中的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4－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7例肝移植患者及其供者，应用剪切波弹性成像(SWE)联合实时组织弹性成像(RTE)技术分别对供者术前24 h内供肝及受者术后第1 d、第7 d移植肝进行测定，获得肝脏的弹性模量(E)、应变均值(MEAN)、炎症指数(A)及声衰减测量(ATT)。术中取肝组织行HE染色，观察指标为肝细胞的水样变性、炎症、坏死、脂肪变。于肝移植术后第1 d及第7 d检测血清中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直接胆红素(DB)水平。分析超声参数与病理参数之间的相关性，选取E、MEAN、A、ATT绘制ROC曲线。根据供肝病理分为无或轻度水样变组与中重度水样变组、无炎症组与有炎症组、无脂肪肝组与有脂肪肝组，分别比较对应两组间供肝联合弹性成像参数的差异及移植肝术后第7 d的肝功能及超声参数的差异。分析供肝术前及移植术后第1 d、第7 d超声参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肝移植术后第1 d至第7 d肝功能变化趋势。分析肝移植术后第1 d、第7 d的肝功能与超声参数的相关性。结果:①供肝术前24 h超声参数与病理参数的相关性：E与水样变程度及炎症程度呈正相关( rs＝0.597、0.497，均 P<0.05)；MEAN与水样变程度及炎症程度呈负相关( rs＝－0.601、－0.584，均 P<0.05)；A与炎症程度呈正相关( rs＝0.452， P＝0.016)；ATT与脂肪变程度呈正相关( rs＝0.564， P＝0.006)。②供肝术前24 h超声参数的差异性：中重度水样变组E值高于无或轻度水样变组( P<0.001)，MEAN值低于无或轻度水样变组( P<0.001)；炎症组E值高于无炎症组( P＝0.012)，MEAN值低于无炎症组( P＝0.026)；脂肪肝组ATT高于非脂肪肝组( P＝0.006)。③ROC曲线分析：E、MEAN诊断肝细胞中度以上水样变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2、0.875，临界值分别为8.72 kPa、106.62；诊断有无炎症的AUC为0.898，临界值为1.26；诊断有无脂肪肝的AUC为0.868，临界值为0.515 dB·cm －1·MHz －1。④无或轻度水样变组与中重度水样变组比较、有无炎症组比较、有无脂肪肝组比较，肝移植术后第7 d肝功能及超声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⑤E值、A值肝移植术后第1 d高于供肝术前及术后第7 d (均 P<0.05)；MEAN值肝移植术后第1 d低于供肝术前及术后第7 d(均 P<0.05)；ATT值肝移植术后第1 d低于供肝术前( P＝0.027)。⑥ALT、AST、TB、DB术后第7 d低于术后第1 d(均 P<0.05)。⑦术后第1 d：E值与ALT、AST、TB、DB呈正相关( r＝0.641、0.673、0.601、0.575，均 P<0.05)；MEAN值与ALT、AST呈负相关( r＝－0.690、－0.703，均 P<0.001)；A值与ALT、AST呈正相关( r＝0.459、0.442，均 P<0.05)。术后第7 d：E值与ALT、AST、TB、DB呈正相关( r＝0.616、0.729、0.505、0.640，均 P<0.05)；MEAN值与ALT、AST呈负相关( r＝－0.602、－0.585，均 P<0.05)；A值与ALT、AST呈正相关( r＝0.411、0.495，均 P<0.05)。 结论:超声弹性成像可以动态定量评价移植肝的硬度、炎症、脂肪程度，且与病理及肝功能有很好的相关性，能为临床肝脏质量评估提供一定的影像学依据。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相关肝细胞癌(HCC)患者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进一步构建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5月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106例行肝移植HCC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χ2检验进行HCC复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HCC复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根据筛选的危险因素构建HCC复发的预测模型，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预测模型进行评价。 结果:106例肝移植HCC患者复发23例，复发率为21.70%；死亡20例。肿瘤分化程度( χ2＝6.066， P＝0.014)、肿瘤最大径( χ2＝4.916， P＝0.027)、有无包膜侵犯( χ2＝5.543， P＝0.019)、术前甲胎蛋白(AFP)( χ2＝5.458， P＝0.019)、HBV-DNA( χ2＝5.446， P＝0.020)、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 χ2＝12.161， P<0.001)、miR-424( χ2＝4.400， P＝0.036)、染色质域解旋酶DNA结合蛋白8(CHD8)( χ2＝10.561， P＝0.001)、T-钙黏蛋白(T-cad)( χ2＝48.723， P<0.001)、层粘连蛋白(LN)( χ2＝18.506， P<0.001)、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表达( χ2＝11.178， P＝0.001)与HCC复发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6.5 cm( OR＝1.69，95% CI为1.25~3.17， P＝0.002)、术前AFP>400 ng/ml( OR＝1.38，95% CI为1.09~1.92， P＝0.038)、CHD8阳性( OR＝0.77，95% CI为0.52~0.89， P＝0.021)、T-cad阳性( OR＝0.84，95% CI为0.68~0.92， P＝0.006)、LN阳性( OR＝1.22，95% CI为1.03~1.50， P＝0.013)是HCC复发的危险因素。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函数模型logit( P)＝0.262+0.523 X1+0.326 X2-0.259 X3-0.286 X4+0.203 X5，其中 X1、 X2、 X3、 X4、 X5分别为肿瘤最大径、AFP、CHD8、T-cad、LN。ROC曲线分析显示，其预测HCC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849(95% CI为0.763~0.894， P<0.001)，准确率为83.02%，敏感性为86.96%，特异性为81.93%，临界值为0.736。由logit( P)函数模型可知， P＝1/(1+e - Y)，其中 Y＝0.262+0.523 X1+0.326 X2-0.259 X3-0.286 X4+0.203 X5。随机抽取1例患者，根据其临床资料，经计算 P＝0.564，小于临界值0.736，可认为在准确率为83.02%的情况下，该患者不会出现HCC复发。 结论:肿瘤最大径、术前AFP、CHD8、T-cad、LN表达状况与肝移植后HCC复发有关，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有效预测HCC复发的风险。

目的:探讨载药微球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DEB-TACE)在超米兰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术前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13年4月至2019年3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受肝移植的超米兰标准的100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72例，女性28例，年龄(50.3±7.8)岁。将术前接受DEB-TACE治疗的50例患者纳入DEB-TACE组，根据肝移植术后的肿瘤坏死率再分为A组(肿瘤完全坏死， n＝9)、B组(50%≤肿瘤坏死率<100%， n＝21)、C组(肿瘤坏死率<50%， n＝20)。将未接受任何术前治疗的50例患者纳入对照组。分析DEB-TACE并发症。门诊复查和电话随访其生存和复发情况。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DEB-TACE组患者介入治疗的技术成功率为100.0%(50/50)，接受1~4(1.8±1.2)次介入治疗。DEB-TACE术后并发症，发生栓塞后综合征18例(36.0%)。DEB-TACE组肝移植术后1、2、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6.0%、90.0%、76.0%，优于对照组94.0%、78.0%、5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62， P＝0.015)。A组+B组患者( n＝30)肝移植术后1、2、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0%、96.7%、93.3%，优于对照组94.0%、78.0%、5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99， P＝0.012)。C组与对照组肝移植术后累积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56， P＝0.130)。累积无复发生存率组间比较结果与累积生存率比较结果一致。 结论:超米兰标准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术前行DEB-TACE治疗可以提高生存率，DEB-TACE后肿瘤坏死程度越高(超过50%或完全坏死)，其生存预后越好。

肝豆状核变性（hepatolenticular degeneration，HLD）即Wilson病，是基因异常导致肝细胞铜转运障碍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HLD患者怀孕是安全的，妊娠期间应继续驱铜治疗，根据病情减少用药剂量，做好定期监测。铜控制满意的HLD患者比未经治疗的HLD患者有更好的妊娠结局。妊娠期间的治疗应个体化，需要产科、肝病科、肝移植科、遗传咨询、药剂科、麻醉科、儿科等多学科协同进行围产期保健。

目的:探讨放射性 125I粒子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微血管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构建人肝癌Huh7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将12只裸鼠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只。观察组移植瘤植入一枚活度为2.96×10 7Bq粒子，对照组植入一枚活度为0的空粒子。每4天测量1次移植瘤体积，记录肿瘤生长曲线。28 d后取下移植瘤，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CD31评估移植瘤微血管密度(MVD)。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蛋白表达，并做半定量分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VEGF-A、HIF-1α mRNA的表达。 结果:观察组移植瘤的生长速度较对照组缓慢，粒子植入后12 d两组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67， P<0.05)，随着观察时间延长，两组肿瘤体积差距加大，在28 d时两组肿瘤体积分别为(963.61±89.56)mm 3和(602.10±75.98)mm 3( t＝7.122， P<0.05)。两组移植瘤组织中CD31均有表达，观察组的MVD较对照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360， P<0.05)。观察组VEGF-A、HIF-1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480、6.414、10.890、12.250， P<0.05)。 结论:放射性 125I粒子通过降低肿瘤微血管密度抑制肝癌移植瘤的生长，其机制可能与VEGF-A、HIF-1α的mRNA及蛋白表达减少有关。

肝移植是治疗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有效方式之一，最大肿瘤直径>5.5 cm，距原发肿瘤手术时间<2年，CEA水平>80 μg/L，肝移植时疾病进展状态是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移植总体预后优于单纯姑息性化疗，低风险患者可达到比肩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细胞癌肝移植效果，但无病生存期较短。肝移植后肿瘤复发多仅累及肺部。可尝试使用边缘供体或左外叶移植物。移植术后化疗安全性较好，可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脾切除术对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发生肝细胞癌（HCC）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中国7所三级医院收治的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继发脾功能亢进行脾切除术的407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脾切除组；将同期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接受药物治疗的464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非脾切除组。脾切除术中采用开腹或腹腔镜联合或不联合贲门血管离断术。非脾切除组中所有患者均在HCC发生前保守治疗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未进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脾切除或肝移植术。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HCC监测方案。每3~6个月常规进行腹部超声检查、肝功能检查和甲胎蛋白检查。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对脾切除组和非脾切除组的患者资料进行匹配。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体生存率和肝癌累积发生率，采用对数秩和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癌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PSM后，两组各233例患者。49例（12.0%）脾切除患者和75例（16.2%）非脾切除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了HCC。脾切除组患者1、3、5、7年HCC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6%、7%、15%，显著低于非脾切除组1%、6%、15%、23%（ HR=0.53，95% CI：0.31~0.91， P=0.02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男性、有脾切除史是HCC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HR=0.55，95% CI：0.32~0.95， P=0.031）。脾切除组1、3、5、7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97%、91%、86%，而非脾切除组为100%、97%、92%、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9）。与非脾切除组的HCC患者相比，脾切除组发生HCC患者接受肝切除的比例更低（12.2%比33.3%，χ2=7.029， P=0.008）。 结论:脾切除术可能降低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HCC的发病风险。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是一种常染色体共显性遗传性疾病，以血液中低水平的α-1抗胰蛋白酶为标志，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年轻患者的肺气肿和急/慢性肝损伤甚至肝癌等，治疗方法包括对症治疗和α-1抗胰蛋白酶的补充，但无法阻止肝脏纤维化的进展。目前国内已有10余例该疾病的报道，但是对该疾病的认识仍然不足，生物治疗药物空白。现就肝细胞移植治疗该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