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放射性 125I粒子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微血管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构建人肝癌Huh7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将12只裸鼠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只。观察组移植瘤植入一枚活度为2.96×10 7Bq粒子，对照组植入一枚活度为0的空粒子。每4天测量1次移植瘤体积，记录肿瘤生长曲线。28 d后取下移植瘤，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CD31评估移植瘤微血管密度(MVD)。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蛋白表达，并做半定量分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VEGF-A、HIF-1α mRNA的表达。 结果:观察组移植瘤的生长速度较对照组缓慢，粒子植入后12 d两组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67， P<0.05)，随着观察时间延长，两组肿瘤体积差距加大，在28 d时两组肿瘤体积分别为(963.61±89.56)mm 3和(602.10±75.98)mm 3( t＝7.122， P<0.05)。两组移植瘤组织中CD31均有表达，观察组的MVD较对照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360， P<0.05)。观察组VEGF-A、HIF-1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480、6.414、10.890、12.250， P<0.05)。 结论:放射性 125I粒子通过降低肿瘤微血管密度抑制肝癌移植瘤的生长，其机制可能与VEGF-A、HIF-1α的mRNA及蛋白表达减少有关。

目的: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Bcl-2/E1B-19kDa相互作用蛋白3（HIF-1α/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对创伤性脑损伤（TBI）后神经元凋亡的影响。方法:选择HT22细胞（小鼠海马神经元）进行实验，采用氧糖剥夺复氧（OGD/R）的方法构建TBI的体外模型，通过HIF-1α、BNIP3特异性小干扰RNA（siRNA）或质粒载体转染细胞调节HIF-1α、BNIP3表达。实验1：研究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对TBI后神经元凋亡的影响。这部分实验中HT22细胞分为4组（ n=3）：siRNA对照组，转染阴性siRNA后正常培养；siRNA+TBI组，转染阴性siRNA后进行OGD/R处理；BNIP3-siRNA组，转染BNIP3-siRNA后正常培养；BNIP3-siRNA+TBI组，转染BNIP3-siRNA后进行OGD/R处理。实验终点通过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HIF-1α、BNIP3及LC3-Ⅱ、P62等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透射电镜观察线粒体自噬小体，TUNEL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率，乳酸脱氢酶（LDH）试剂盒测定细胞上清液LDH活性。实验2：研究HIF-1α对TBI后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及神经元凋亡的影响。这部分实验中HT22细胞分为8组（ n=3）：siRNA对照组及siRNA+TBI组，处理同上；HIF-1α-siRNA组，转染HIF-1α-siRNA后正常培养；HIF-1α-siRNA+TBI组，转染HIF-1α-siRNA后进行OGD/R处理；空载质粒组，转染空载质粒pcDNA3.1(+)后正常培养；过表达HIF-1α组，转染过表达HIF-1α质粒后正常培养；空载质粒+TBI组，转染空载质粒后进行OGD/R处理；过表达HIF-1α+TBI组，转染过表达HIF-1α质粒后进行OGD/R处理。实验终点测定各组细胞HIF-1α、BNIP3、LC3-Ⅱ、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 结果:（1）实验1：与siRNA对照组比较，siRNA+TBI组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升高，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siRNA+TBI组比较，BNIP3-siRNA+TBI组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下降，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透射电镜下siRNA+TBI组自噬小体较siRNA对照组增多，BNIP3-siRNA+TBI组自噬小体较siRNA+TBI组减少。（2）实验2：与siRNA+TBI组比较，HIF-1α-siRNA+TBI组HIF-1α、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下降，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空载质粒+TBI组比较，HIF-1α过表达+TBI组HIF-1α、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升高，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IF-1α通过促进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减轻TBI后神经元凋亡。

目的:探讨Mindin基因巨噬细胞特异性敲除小鼠的构建，及其在肺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通过Cre-Lop系统构建Mindin基因巨噬细胞内特异性敲除小鼠，将小鼠分为C57/B6野生型小鼠假手术组(Sham组，10只)、C57/B6小鼠手术组(Surgery组，10只)、C57/B6小鼠手术组+Mindin重组蛋白干预组[Surgery(WT)+Mindin组，10只]和Mindin-/-巨噬细胞特异性敲除小鼠手术组[Surgery(Mindin-/-)组，10只]。通过夹闭肺门法构建肺IRI模型，观察该基因敲除及重组蛋白干预后，对肺IRI诱导的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相关炎症因子IL1β、IL-18、TNF-α、高迁移速率蛋白B1(HMGB1)及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Gasdermin-D蛋白(GSDMD)、整合素β4(Integrin β4)的影响。同时，对小鼠巨噬细胞J774A细胞系进行干预，检测不同缺氧复氧分组(缺氧复氧组、缺氧复氧+Mindin重组蛋白组和缺氧复氧+Mindin siRNA组)中NLRP3、GSDMD及Integrin β4蛋白的表达，及不同Mindin重组蛋白分组(重组蛋白组、Mindin重组蛋白+Vehicle组和Mindin重组蛋白+Integrin β4敲除组)中NLRP3、GSDMD蛋白的表达。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本研究成功构建Mindin基因在巨噬细胞内特异性敲除小鼠。Surgery(Mindin-/-)组与Surgery组相比，小鼠肺水肿减轻；炎症因子IL1β、IL-18、TNF-α、HMGB1的释放均减少(2.73±0.19比5.81±0.61，6.52±0.63比11.03±0.34，2.18±0.14比4.76±0.20，14.57±0.33比8.76±0.87)，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NLRP3、GSDMD、Integrin β4分泌均下调(2.07±0.27比4.91±0.22，2.78±0.37比5.78±0.29，3.04±0.75比7.71±0.34)，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Surgery(WT)+Mindin重组蛋白组与Surgery组比较，上述相关指标结果均出现上调，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小鼠巨噬细胞J774A细胞系缺氧复氧组、缺氧复氧+Mindin siRNA组和缺氧复氧+Mindin重组蛋白组NLRP3、GSDMD及Integrin β4蛋白分别为1.00±0.36比0.41±0.06比4.13±0.23、1.00±0.17比0.34±0.16比6.32±0.46和1.00±0.11比0.28±0.07比3.53±0.17。与缺氧复氧组比较，缺氧复氧+Mindin重组蛋白组上述参数均上调，而缺氧复氧+Mindin siRNA组均下调，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Mindin重组蛋白组、Mindin重组蛋白+Vehicle组、Mindin重组蛋白+Integrin β4敲除组中NLRP3和GSDMD蛋白分别为1.00±0.07比1.13±0.11比0.51±0.14和1.00±0.09比0.87±0.16比0.37±0.12。Mindin重组蛋白+Integrin β4敲除组上述参数较Mindin重组蛋白组及Mindin重组蛋白+Vehicle组均下调，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在肺IRI过程中Mindin敲除能够减轻IRI，Mindin基因可能通过激活整合素Integrin β4，进而促进相关炎症因子、NLRP3、GSDMD焦亡蛋白的表达，加重细胞焦亡从而促进肺IRI的发生发展。

目的:观察自体富血小板凝胶(APG)治疗2型糖尿病足(DF)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1(MALAT1)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62例DF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2例)，对照组采用超声清创换药治疗，观察组采用超声清创联合APG治疗。观察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经皮氧分压(TcPO 2)，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6(IL-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缺氧诱导因子α(HIF-1α)水平，PBMCs中MALAT1表达，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MALAT的表达改变(△MALAT1)与治疗总有效率的关系。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3.75%(30/32) vs 73.33%(22/30)， P<0.05]。治疗后，两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 1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UACR)、尿酸(UA)、白细胞(WBC)、TNF-α和IL-6均较前降低，HIF-1α、VEGF和MALAT1较治疗前升高(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的UA、HIF-1α、VEGF和MALAT1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DF患者△MALAT1与TNF-α( r＝－0.61， P＝0.02)、IL-6( r＝－0.52， P＝0.04)、WBC( r＝－0.53， P＝0.03)呈负相关，与VEGF( r＝0.58， P＝0.03)、HIF-1α( r＝0.54， P＝0.03)呈正相关。△MALAT高改变组DF治疗的总有效率更高[88.37%(38/43) vs 73.68%(14/19)， P<0.05]。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PG可明显上调MALAT的表达，改善创面组织血液灌注、创面血管生成和炎症反应，促进溃疡愈合，且MALAT表达量的变化有助于判断DF的预后。

调节性T细胞是一类介导机体免疫耐受、维持免疫稳态功能的T细胞亚群，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调节性T细胞数量减少和（或）功能受损在自身免疫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是细胞适应缺氧环境产生的转录因子，在T细胞尤其是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和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HIF-1α的生物学功能，调节性T细胞的特点，重点总结了HIF-1α双向调控调节性T细胞分化和功能的最新进展及可能机制。

目的:观察榄香烯注射液在食管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180例，按照计算机产生的随机序列号分为试验组( n＝90)和对照组( n＝90)，试验组术中胸腔冲洗、淋洒留置榄香烯注射液并术后静脉滴注；对照组术中应用生理盐水胸腔冲洗。观察两组安全性指标、近期疗效指标、免疫指标、肿瘤标志物水平、远期获益指标。 结果:试验组白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肌酐升高、转氨酶升高、恶心呕吐发生率分别为43.33%(39/90)、0(0/90)、5.55%(5/90)、6.67%(6/90)、4.44%(4/90)、0(0/90)，对照组分别为53.33%(48/90)、1.11%(1/90)、2.22%(2/90)、4.44%(4/90)、7.78%(7/90)、1.11%(1/90)，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802， P＝0.179； P＝1.000； χ2＝0.595， P＝0.441； χ2＝0.424， P＝0.515； χ2＝0.871， P＝0.351； P＝1.000)。试验组术后拔管时间为(173.36±41.09)h，术后住院时间为(14.82±4.35)d，Karnofsky功能状态(KPS)评分为(81.43±3.89)分，对照组分别为(175.76±40.46)h、(15.34±5.22)d、(80.49±2.67)分，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395， P＝0.695； t＝-0.726， P＝0.472； t＝1.890， P＝0.061)。试验组引流液总量为(665.39±201.31)ml，吻合口瘘发生率为1.11%(1/9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732.67±213.84)ml和8.89%(8/9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2.173， P＝0.032； χ2＝4.211， P＝0.040)。治疗前，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手术后1周复查，两组的CD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45±6.96)% vs. (53.71±6.54)%， t＝1.728， P＝0.087]；试验组的CD4 ＋、CD4 ＋/CD8 ＋、NK细胞较对照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9.43±5.05)% vs. (25.92±8.06)%， t＝3.501， P＝0.001；1.30±0.21 vs. 1.23±0.20， t＝0.229， P＝0.028；(254.20±15.21)个/μl vs. (237.05±10.73)个/μl， t＝2.741， P＝0.007]。试验组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分别为(1.37±0.18)ng/ml、(1.26±0.28)ng/ml、(0.89±0.17)ng/ml、(1.06±0.24)ng/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86±0.42)ng/ml、(2.92±0.45)ng/ml、(2.38±1.55)ng/ml、(2.82±0.15)ng/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13.928， P＝0.014； t＝19.728， P＝0.011； t＝17.924， P＝0.006； t＝16.625， P＝0.003)。试验组患者1年复发率为2.22%(2/90)，半年死亡率为1.11%(1/90)，对照组分别为5.56%(5/90)和2.22%(2/9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595， P＝0.441； χ2＝0.000， P＝1.000)。 结论:榄香烯无瘤技术序贯治疗联合术后静脉滴注对于食管癌患者术后恢复有积极作用，可预防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生，改善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安全可行。

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在巨噬细胞极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是将糖代谢活动与免疫联系起来的枢纽。文章就HIF-1α调控的巨噬细胞极化及其在细菌感染性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中作用进行综述，期望以HIF-1α调控的巨噬细胞极化为主要靶标，为疾病的发生机制及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分析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3（Sirt3）和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探讨其在CS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就诊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经病理活检确诊为高、中、低分化CSCC患者的病变组织和非癌症患者正常皮肤组织各30份，同时培养CSCC细胞A431和HaCaT细胞。采用免疫组化、Western印迹和实时定量PCR（RT-PCR）分别检测Sirt1、Sirt3及HIF-1α蛋白和mRNA在不同分化程度CSCC和正常皮肤组织中的表达，用免疫荧光化学和RT-PCR法分别检测Sirt1、Sirt3及HIF-1α蛋白和mRNA在A431和HaCaT细胞中的表达。计量资料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免疫组化显示，Sirt3在正常皮肤和高、中、低分化CSCC中的表达水平（相对平均AOD值）分别为100 ± 12.12、117.72 ± 26.23、127.32 ± 24.45、132.71 ± 31.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20.14， P < 0.001）；Sirt1和HIF-1α蛋白在正常皮肤组织及高、中、低分化CSCC中的表达亦呈逐渐增高趋势，且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174.50和225.00，均 P < 0.001）。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Sirt3在正常皮肤及高、中、低分化CSCC中的表达水平（相对灰度值）分别为1.000 ± 0.132、1.403 ± 0.411、1.387 ± 0.393、1.677 ± 0.6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34.97， P < 0.001），Sirt1和HIF-1α的表达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69.29和199.90，均 P < 0.001），且具有逐渐升高的趋势。RT-PCR结果显示，Sirt3、Sirt1和HIF-1α mRNA在正常皮肤及高、中、低分化CSCC的表达逐渐增强，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113.00、174.50和50.33，均 P < 0.001）。Sirt3、Sirt1和HIF-1α蛋白在A431细胞中的表达均高于HaCaT细胞（ t值分别为16.75、18.34、27.76，均 P < 0.001），mRNA表达亦均高于HaCaT细胞（ t值分别为14.22、9.62、16.86，均 P < 0.001）。 结论:Sirt3、Sirt1和HIF-1α在CSCC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增高，可能促进了CSCC的发生与发展。

目的:探讨鼻咽导管和口咽导管介导间歇性高频喷射通气（intermittent high frequency jet ventilation, IHFJV）下无痛电子支气管镜（painless video bronchoscopes, PLVB）诊疗过程中，患者血气指标及快速反应基因表达的差异，为肺癌患者PLVB诊疗的通气方式提供指导。方法:选择接受PLVB诊疗的肺癌患者18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鼻咽导管介导IHFJV组（对照组）和口咽导管介导IHFJV组（试验组），每组90例。完善麻醉后，两组患者分别给予鼻咽导管和口咽导管介导IHFJV供氧，并实施PLVB。分别于术前20 min (T 1）、手术开始5 min (T 2）和术后5 min （T 3）采集两组患者血液样本，行血气分析，记录pH值、总二氧化碳（total carbon dioxide, TCO 2）、PaO 2、PaCO 2、肺泡-动脉氧分压差（alveolar-arterial oxygen difference, A-aDO 2 ）、碳酸氢根（bicarbonate radical, HCO 3-）和碱剩余（base excess, BE）等指标，并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RT-qPCR）法检测两组患者各时点血液中与缺氧应激有关快速反应样基因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mRNA及缺氧诱导因子-1α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mRNA的相对含量。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T 3时PaO 2升高、A-aDO 2降低（ P<0.05）；与T 1时比较，两组患者T 2时PaO 2升高、A-aDO 2降低（ P<0.05）。与T 1时比较，两组患者T 2、T 3时血液中hs-CRP mRNA、HIF-1α mRNA相对含量降低（ P<0.05 ）。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肺癌患者接受PLVB诊疗时，鼻咽导管和口咽导管介导IHFJV均能提供良好的通气效果，但口咽导管可能更佳。

目的:研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构象与唑来膦酸的关系，揭示唑来膦酸抑制血管形成的机制。方法:对唑来膦酸和VEGF结构进行预处理，模拟分子对接，精确筛选两者最佳的结合构象。细胞计数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CCK-8）法、体内、外血管生成、免疫荧光和蛋白质印迹法等方法检测不同浓度唑来膦酸（A组为0 μmol/L，B、C、D组分别为25、50和100 μmol/L）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HUVEC）的增殖、血管形成及成血管相关分子的影响。结果:靶蛋白VEGF构象上存在唑来膦酸结合位点，亲和能为-5.2 kcal/mol，由氨基酸Cys26，51，57等构成的疏水区域和A链（ASP34，SER50）、B链（CYS61、68，LEU66，GLY59）等构成的氢键结合区域组成。CCK-8结果显示，3~6 d各个时间点B、C、D组的 A值均显著低于A组（ P<0.05）；体外血管实验显示，B、C、D组出芽数［分别为（208±28）、（151±21）和（62±9）个］均显著低于A组［（276±30）个］（ P<0.05）；体内血管实验显示，A组Matrigel凝胶/血浆荧光比值（0.003 1±0.000 3）显著高于B组（0.002 1±0.000 2）、C组（0.001 6±0.000 2）和D组（0.000 6±0.000 1）（ P<0.05）；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B、C、D组VEGF的表达量［分别为（0.72±0.11）、（0.41±0.07）和（0.24±0.04）］均显著低于A组（1.01±0.02）（ P<0.05）；B、C、D组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的表达量［分别为（0.68±0.09）、（0.55±0.06）和（0.43±0.08）］均显著低于A组（0.96±0.04）（ P<0.05）。 结论:唑来膦酸可抑制HUVEC细胞增殖、体内、外血管形成及VEGF/HIF-1α的表达。VEGF构象上存在与唑来膦酸结合位点，位于氨基酸的疏水区域和氢键结合区域，设计针对此位点的拮抗剂有潜在缓解唑来膦酸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