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脓毒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纳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随机数字表法按7∶3比例分为建模人群和验证人群,并比较两人群的临床资料有无可比性.根据入院30 d结局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通过LASSO回归、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R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别在建模人群和验证人群中对列线图预测模型进行验证以判断其区分度、校准度和临床实用性.结果 共纳入472例患者,建模与验证人群分别为331例、141例,建模人群与验证人群间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LASSO回归、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肺炎严重程度(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评分及序贯器官衰竭(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评分是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建模人群预测模型的AUC为0.984(95％CI:0.975～0.994),验证人群预测模型的AUC为0.961(95％CI:0.926～0.996).列线图预测模型在建模人群和验证人群中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校准度和临床实用性.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脓毒症患者预后的早期识别和风险有较高的准确性,能够为临床医生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提供指导.

目的 探讨BMI对不同严重程度卒中患者3个月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是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观察发病7 d内首次卒中住院患者的BMI与3个月卒中结局的关系.根据入院时NIHSS评分,将患者分为轻度卒中(NIHSS评分＜11分)组和中重度卒中(NIHSS评分≥11分)组.收集患者入院时的一般资料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血管危险因素情况.记录入院时BMI、是否存在吞咽障碍及在院期间肺炎等资料,其中BMI按照四分位数分为4层.发病后3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采集mRS评分,以mRS评分0～2分为预后良好,3～6分为预后不良.比较轻度卒中组和中重度卒中组BMI及其他基线指标的差异并探索不同水平BMI对不同严重程度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733例患者,其中男性474例(64.7％),女性259例(35.3％).缺血性卒中552例(75.3％),出血性卒中181例(24.7％).轻度卒中组526例,中重度卒中组207例.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不同水平BMI对整体患者及轻度卒中患者3个月结局均无显著影响;在中重度卒中患者中,与BMI最低四分位水平患者相比,最高四分位水平患者3个月预后良好的比例降低(0R 0.376,95％CI 0.142～0.992,P=0.048).结论 不同BMI水平对不同严重程度卒中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不同,其中,在中重度卒中患者人群中,高BMI水平可能导致预后不良.

目的:探讨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诱导免疫抑制与肺部感染易感性的关系。方法:取32只体重20～25 g的C57BL/6J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CON组)、肺部感染模拟组(SP组)、脑缺血再灌注组(MCAO组)、脑缺血再灌注后肺部感染模拟组(SAP组)，每组各8只。通过线栓法建立MCAO模型及向气管内定量注入致病菌模拟肺部感染的发生。24 h后收集各组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BAL)并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干扰素-γ (IFN-γ)、白细胞介素-10 (IL-10)表达量，计算BAL、血标本、肺匀浆中的菌落计数(CFU)；72 h后观察肺和脾组织的病理改变并统计肺组织病理评分、脾指数，计算MCAO组及SAP组脑梗死体积。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SAP组外周血TNF-α、IFN-γ低于CON组[(87.20±4.37) ng/L比(112.96±9.91) ng/L、(86.71±11.25) ng/L比(126.42±14.61) ng/L， t＝5.320、4.81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IL-10水平高于CON组[(192.36±20.23) ng/L比(148.85±22.35) ng/L， t＝-3.227，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AL中SAP组除TNF-α高于SP组[(47.13±3.84) ng/L比(64.31±11.25) ng/L， t＝-3.236， P<0.05]外，其余炎性因子水平与CON及S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AP组外周血、BAL及肺匀浆中的荷菌量明显高于SP组[(6.77±16.79)×10 4 CFU/ml比0 CFU/ml、(14.07±7.59)×10 5 CFU/ml比(7.69±14.74)×10 4 CFU/ml、(5.03±2.85)×10 6 CFU/ml比(9.76±9.24)×10 4 CFU/ml]。光镜下显示SAP组肺部炎症严重程度高于CON组，但低于SP组，与肺组织病理评分相一致(9.00±2.27比0.53±0.30、15.20±2.52比0.53±0.30， t＝-8.264、3.203， P<0.05)。SAP组与MCAO组存在脾细胞凋亡现象，但两组的脑梗死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80±11.74)%比(32.43±11.43)%， t＝-0.435， P>0.05]。 结论: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增加发生肺部感染的易感性。

目的:探讨厦门市收治的境外输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的临床特点。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2020年1月20日至10月31日厦门市COVID-19唯一定点收治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所有113例COVID-19患者，分为境外输入病例组(78例)和本土病例组(35例)，分析2组患者在临床症状、合并症、实验室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胸部CT及治疗等方面的差异。结果:厦门市共收治了113例COVID-19患者。在年龄上，本土病例组以14～65岁居多，占68.6%，境外输入病例组以14～40岁居多，占66.7%，2组间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510 9， P<0.001 0)。本土病例组患者常见的症状为发热(80.0%)、咳嗽(51.4%)、咳痰(28.6%)、畏寒/寒颤(22.9%)。境外输入病例组患者常见的症状为咳嗽(16.7%)、咽痛(11.5%)、鼻塞流涕(10.3%)、发热(9.0%)。境外输入病例组发热比例比本土病例组低(9.0%比80.0%， P<0.000 1)。与本土病例组相比，境外输入病例组入院前后24 h内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更高，入院前后24 h内C-反应蛋白更低。境外输入病例组CURB-65评分、PSI评分及COVID-19严重程度分级均轻于本土病例组( P值均<0.05)。 结论:厦门地区COVID-19的境外输入病例严重程度轻于本土病例，且症状更不典型，故更应注意筛查出此类患者。

目的:评价在有消化道出血（GIB）风险的成人脓毒症患者中实施应激性溃疡预防（SUP）策略的效益与风险。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电子重症监护病房协作研究数据库（eICU-CRD）中提取脓毒症患者的相关信息。按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2 d内是否接受质子泵抑制剂（PPI）或H 2受体拮抗剂（H 2RA）或两种联合/序贯治疗作为实施SUP策略进行预防应激性溃疡分为SUP组和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与未使用SUP两组患者的院内病死率、ICU住院时间、GIB以及继发性感染并发症发生率等临床结局指标的差异。倾向性评分匹配（PSM）用于平衡两组间的基线特征，并根据使用SUP时间是否≥3 d分为使用SUP<3 d组和使用SUP≥3 d组进行亚组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GIB、继发性肺炎等结局的因素。 结果:共11 413例患者最终纳入分析，其中SUP组9 799例，未接受SUP组1 614例。进行1∶1的PSM后两个队列均有1 600例患者。①基线特征：与SUP组比较，未接受SUP组患者年龄较大〔岁：69.0（56.0，80.0）比67.0（56.0，78.0）〕，入住ICU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Ⅳ（APACHEⅣ）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均明显降低〔APACHEⅣ评分（分）：65（50，73）比72（58，87），SOFA评分（分）：5（4，7）比7（5，9）〕，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比例更高〔高血压：15.6%（252/1 614）比12.2%（1 196/9 779），糖尿病：4.5%（72/1 614）比3.3%（325/9 779），均 P<0.05〕，表明SUP组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更重。②临床结局指标比较：PSM前，与未接受SUP组比较，SUP组院内病死率高〔17.2% （1 688/9 799）比10.9%（176/1 614）〕，ICU住院时间长〔d：4.4（2.9，7.7）比3.1（2.5，4.3）〕，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也较高〔11.3%（1 112/9 799）比6.8%（110/1 6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组GIB和艰难梭菌感染（CDI）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M后，两组院内病死率、GIB发生率及CDI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与未接受SUP组比较，SUP组ICU住院时间明显延长〔d：3.9（2.8，6.6）比3.1（2.5，4.3）〕，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仍明显升高〔10.9%（174/1 600）比6.8%（108/1 6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亚组分析显示：与使用SUP<3 d组比较，使用SUP≥3 d组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评分更高〔APACHEⅣ评分（分）：66（51，79）比62 （48，72），SOFA评分（分）：6（4，8）比5（4，7），均 P<0.05〕，且院内病死率、GIB及继发性肺炎发生率也更高（分别为16.4%比10.7%、6.1%比1.8%、19.0%比8.6%），ICU住院时间更长〔d：6.6 （4.1，11.8）比3.5（2.6，5.3），均 P<0.05〕。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GIB，与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3 d与更多的GIB相关〔优势比（ OR）＝1.84，95%可信区间（95% CI）为1.07～3.08， P＝0.030〕，而SUP<3 d组GIB的比例更少（ OR＝0.57，95% CI为0.34～0.94， P＝0.020）；而对于继发性肺炎，与未接受SUP组比较，使用SUP≥3 d和SUP<3 d均增加了继发性肺炎发生的风险（ OR值分别为2.95、1.34，95% CI分别为2.10～4.13、1.01～1.77， P值分别为<0.001、0.040）。 结论:有GIB风险的成人脓毒症患者接受SUP药物治疗，并未降低院内病死率和GIB发生率，反而增加了继发性肺炎发生率，延长了ICU住院时间。

目的:分析绒毛膜羊膜炎不同分级与胎龄<34周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于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100例患有宫内感染性肺炎且胎龄<34周的早产儿，按照患儿母亲的绒毛膜羊膜炎分级标准将患儿分为低级组( n＝34)、中级组( n＝33)、高级组( n＝33)，对比三组患儿临床相关指标、实验室指标[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及白介素[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绒毛膜羊膜炎分级与患儿各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呼吸窘迫评分、危重评分、有创通气时间、无创通气时间、并发症例数及死亡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最高吸氧浓度、WBC、PC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IL-6、IL-8及TNF-α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随着孕妇的绒毛膜羊膜炎炎症加重，其血清白介素水平升高(均 P<0.05)。绒毛膜羊膜炎分级与患儿呼吸窘迫评分、有创通气时间、无创通气时间，入院1 h最高吸氧浓度，入院1 h血清WBC、PCT、IL-6、IL-8、TNF-α及肺炎严重程度均呈正相关( r＝0.459，0.578，0.486，0.525，0.602，0.473，0.517，0.635，0.572，0.481，均 P<0.05)，与危重评分呈负相关( r＝－0.494， P<0.05)。 结论:母亲绒毛膜羊膜炎与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关系密切，炎症越严重，早产儿感染指标如WBC、PCT炎症因子水平越高。

目的:探讨深部热疗对老年食管癌调强放疗患者发生放射性肺炎情况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1日—2023年2月6日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宜兴市肿瘤医院接受调强放疗的177例老年（≥60岁）食管癌患者，根据患者是否行深部热疗分为热疗组和非热疗组。两组均采用6 MV X射线常规调强放疗，热疗组在放疗前1 h内使用体外热疗设备HG-2000Ⅲ进行高频深部热疗，每周2次，加热温度为41~43 ℃，时间为40 min。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校正组间混杂因素后，采用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有效率；单因素分析及logistic多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的发生情况。 结果:倾向评分匹配后两组各42例患者，匹配后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及放疗剂量参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热疗组客观缓解率显著高于非热疗组（83.3%∶64.3%， P=0.04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热疗组发生放射性肺炎、症状性（≥2级）放射性肺炎概率均显著小于非热疗组（61.9%∶85.7%， P=0.013；21.4%∶47.6%， P=0.012）。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热疗是症状性放射性肺炎的独立保护因素（ P=0.011）。 结论:老年食管癌患者调强放疗期间使用深部热疗不仅能提高肿瘤治疗效果，还能降低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目的: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AD5）抗体阳性DM患者早期肺间质改变对其临床预后的影响及分析。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开滦总医院收治的DM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包括13例抗MAD5抗体阳性DM患者（7例幸存，6例死亡）和18例抗合成酶（ARS）抗体阳性DM患者，对2组患者的首次肺CT结果及临床表现进行比较，采用校正年龄和性别的Cox回归分析确定预后因素。结果:与抗ARS抗体阳性患者比较，抗MAD5抗体阳性组急性/亚急性间质性肺炎（A/SIP）的发生率及病死率显著增高[发生率（69%和0%， χ2=17.7， P<0.01），病死率（46%和0%， χ2=10.3， P=0.002]。与ARS抗体阳性患者比较，抗MAD5抗体组γ-谷氨酰转移酶（GGT）和铁蛋白值显著增高[70.0（37.0，122.5）和21.0（16.5，33.5）， Z=-3.37， P=0.001；977.0（502.5，1 366.0）和307.1（72.3，546.9）， Z=-3.44， P=0.001]。抗MAD5抗体阳性组中A/SIP组较缓慢渐进间质性肺炎（CIP）组累积生存率显著降低（100%和70%， P=0.001）。Cox回归分析提示肺CT评分与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预后不相关，GGO总分与纤维化总分的[ HR=1.08，95% CI（0.95，1.23）， P=0.229； HR=0.97，95% CI（0.72，1.30）， P=0.814]。 结论:抗MDA5抗体是早期诊断DM合并A/SIP的有力指标。早期肺CT评分并不能预测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

辐射性肺炎是胸部肿瘤放疗过程中的常见并发症，由此造成的呼吸衰竭是最严重的不良反应。辐射性肺炎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患者年龄、体力状况评分、吸烟状况、肺部基础情况、肿瘤大小、肿瘤位置、放化疗相关因素、炎症指标、单核苷酸多态性等。还有研究者将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PET-CT等影像学检查应用于辐射性肺炎的预测，而其实用性仍有待加强。目前仍需进一步研究，找出预测辐射性肺炎发生的金标准。

在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基础上加用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住院患者是基于观察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的结果，而不是随机临床试验的结果。近期希腊学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旨在明确在此类人群中使用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治疗的同时加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能否改善早期临床反应（CAP的新监管终点），并探讨了调节宿主炎症反应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贡献。ACCESS试验是一项3期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希腊公立医院的18个内科部门招募了存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降钙素原（PCT）≥0.25 μg/L的CAP成人住院患者。患者通过计算机生成的区组被随机分配（1∶1）至标准治疗药物（包括静脉注射第三代头孢菌素或静脉注射β-内酰胺加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加口服安慰剂组或口服克拉霉素组（每次500 mg，每日2次），连续7 d。主要复合终点为患者在72 h后（即治疗第4天）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早期临床反应指标呼吸道症状严重程度评分下降50%或以上；②早期炎症反应指标SOFA评分下降至少30%，或PCT动力学良好（定义为比基线下降≥80%，或PCT<0.25 μg/L），或两者兼有。随机分配并接受分配治疗的参与者被纳入主要分析人群。结果显示：278例患者于2021年1月25日至2023年4月11日入组，被随机分配接受标准疗法+克拉霉素组（139例）或标准疗法+安慰剂组（139例）。在主要终点分析中，克拉霉素组有134例患者（5例撤回同意），安慰剂组有133例患者（6例撤回同意）。克拉霉素组有91例患者（68%）达到了主要终点，安慰剂组有51例患者（38%）达到了主要终点〔两组差异为29.6%，95%可信区间（95% CI）为17.7～40.3；优势比（ OR）＝3.40，95% CI为2.06～5.63， P<0.000?1〕。克拉霉素组58例（43%）患者和安慰剂组70例（53%）患者在治疗中突发严重不良事件〔TEAE；差异为9.4%（95% CI为-2.6～20.9）； OR＝1.46，95% CI为0.89～2.35， P＝0.14〕；经判定，所有严重TEAE均与治疗分配无关。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克拉霉素可改善CAP患者早期临床反应，减轻炎症负担，其获益机制与免疫反应变化有关，表明治疗CAP住院患者时，在β-内酰胺类药物基础上加用克拉霉素对于实现早期临床应答和尽早减轻炎症负担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