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就诊的10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1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9例，女1例，年龄（57±8）岁，其中暴发性1型糖尿病7例，急性1型糖尿病3例。10例中肺癌5例，食管癌2例，胃癌、肾细胞癌、鼻咽癌各1例。10例患者所使用的药物均为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抑制剂，其中派姆单抗5例，信迪利单抗3例，替雷珠单抗1例，特瑞普利单抗1例。其中8例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起病，1例以糖尿病酮症起病，1例起病时无酮症；9例胰岛相关抗体阴性，另1例阳性。10例均获得成功救治，且依赖胰岛素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导致1型糖尿病，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多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起病，需要早期识别，积极胰岛素治疗。

近年来，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PD-1/PD-L1）通路作为肿瘤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部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方式带来了变革。抗PD-L1抑制剂的疗效与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呈正相关。但是，现阶段各种PD-1/PD-L1抑制剂均有不同的PD-L1表达检测技术。因此，如何高效、准确的检测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PD-L1表达的临床意义、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方式多样，除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抑制剂改善了NSCLC患者的生存，部分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为一线用药。目前常用的PD-L1抑制剂有阿特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和阿维鲁单抗，联合疗法包括联合化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目的:建立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的主动监测规则。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6至2020年收录的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病例报道，并收集相关指南/共识及北京医院现有5种PD-1/PD-L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的药品说明书，经全面分析后形成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风险信号集。利用医院信息系统（HIS）药品不良反应智能监测系统的用户自定义功能，采用触发器技术和文本信息提取技术，将风险信号与智能监测系统中的4个数据模块（文本模块、医嘱模块、检验模块和检查模块）进行匹配，形成初始监测规则。经1个月试运行对初始监测规则进行优化，最终形成与HIS电子病案系统匹配且贴合我院医师电子病历书写习惯的监测规则。收集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8月6日在我院住院期间使用PD-1/PD-L1抑制剂全部患者的电子病历，应用该监测规则进行肺损伤风险信号挖掘，验证其可行性和准确性。结果:初始监测规则涉及智能监测系统中除外检验模块的其他3个模块，文本模块确定了6个触发关键词/短语和18个排除关键词/短语，医嘱模块确定了触发药物（5种PD-1/PD-L1抑制剂和3种/类治疗或缓解肺损伤的药物），检查模块确定了进行过胸部CT检查并在CT检查报告文本中出现6个触发关键词/短语中的任一关键词/短语。在3个模块中均探测出风险信号者为预警病例。经1个月试运行后形成的监测规则增加了5个排除关键词/短语，删除了1类治疗或缓解肺损伤的药物，并在文本表述方面进行了修改。应用该监测规则对设定时间内303例住院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了风险信号挖掘，检出预警病例41例，通过人工筛选及因果关系评价，最终确定15例患者（5.0%）存在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监测规则的识别准确率为36.6%（15/41）。结论:成功建立了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监测规则。初步应用结果表明该监测规则可行性和准确性良好。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在耐药复发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中的治疗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8月—2019年6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接受PD-1抑制剂——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治疗的8例耐药复发GT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既往治疗、PD-1抑制剂治疗及预后。结果:（1）临床病理特点：8例GTN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2.9岁（31~39岁）；病理类型：绒毛膜癌7例，上皮样滋养细胞肿瘤1例；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Ⅲ期5例，Ⅳ期3例；FIGO预后评分：7~12分（高危）4例，≥13分（超高危）4例；8例患者均有肺转移，同时伴脑转移2例、肾及肠道转移各1例。（2）既往治疗：①化疗：8例GTN患者平均接受了21.1个疗程（5~30个疗程）的化疗；化疗途径主要为全身静脉化疗，有1例患者因脑转移接受了甲氨蝶呤鞘内注射。②手术：8例GTN患者中，7例接受了手术治疗，其中盆腔手术5例次，肺叶切除术6例次，右半结肠切除术1例次。③放疗：8例GTN患者中，2例接受了放疗，其中1例因肺转移行肺部放疗8次，另1例行肺部、右骶髂关节及头颅放疗共22次。（3）PD-1抑制剂治疗：8例GTN患者耐药复发后均接受了PD-1抑制剂治疗，平均9.0个疗程（2~12个疗程），治疗过程中有6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均为Ⅰ~Ⅱ级，无一例重度不良反应发生。（4）预后：8例耐药复发GTN患者中，4例患者在PD-1抑制剂治疗2~3个疗程后血清β-hCG水平降至正常，巩固治疗0~9个疗程，随访2~7个月均无复发；1例患者接受PD-1抑制剂治疗12个疗程，在第6个疗程后血清β-hCG水平降至正常，维持正常1个月后血清β-hCG水平升高，因疾病进展接受贝伐单抗治疗；3例患者PD-1抑制剂治疗期间疾病进展，更换其他化疗方案治疗。结论:PD-1抑制剂可作为耐药复发GTN的补救治疗措施，其有效率较高，不良反应相对较轻。但本研究病例数较少，临床需积累更多病例并结合病理、免疫组化检查等综合评估其疗效。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失败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采用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60例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电话或门诊复查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2年10月1日，中位随访8.2（95% CI：7.1~9.3）个月，6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应用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近期疗效评价，根据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评价患者不良反应。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影响因素。 结果:60例NSCLC患者中，男22例；年龄41~75岁，中位年龄61岁。部分缓解11例，疾病稳定19例，疾病进展30例。中位PFS为8.2（95% CI：7.2~9.2）个月，其中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L1）低表达［肿瘤细胞阳性比（TPS）<1%］、PD-L1中表达（1%≤TPS≤49%）、PD-L1高表达（TPS≥50%）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6.4（95% CI：4.8~8.0）、8.3（95% CI：7.3~9.3）和10.6（95% CI：7.1~14.1）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58，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 HR=4.017，95% CI：1.468~10.992， P=0.007）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PFS的危险因素，而PD-L1中表达（ HR=0.360，95% CI：0.139~0.930， P=0.035）和PD-L1高表达（ HR=0.155，95% CI：0.039~0.625， P=0.009）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PFS的保护因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包括骨髓抑制（24例）、恶心（25例）、食欲下降（24例）、乏力（22例）、呕吐（18例）、肝功能异常（17例）、血肌酐升高（10例）等，患者可耐受。 结论:EGFR-TKIs治疗失败的NSCLC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相关不良反应可耐受，年龄≤65岁以及PD-L1中、高表达者的PFS明显延长。

1例48岁女性患者因右肺小细胞肺癌并脑转移行依托泊苷+卡铂方案化疗和全脑放射治疗。后因肿瘤进展，在行第4周期化疗时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240 mg静脉滴注，1次/21 d），未再进行放射治疗。化疗7个疗程后采用特瑞普利单抗单药治疗。特瑞普利单抗第5次给药后第2天，患者出现明显乏力、恶心、呕吐、反复发热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及皮质醇降低（1.5 μg/L，3.9 μg/L），催乳素增高（127.6 μg/L），甲状腺功能正常。行垂体磁共振检查排除肿瘤占位，考虑为特瑞普利单抗所致垂体炎，给予氢化可的松替代治疗后症状消失。应用特瑞普利单抗9次后，患者出现多尿、烦渴、夜尿增多，实验室检查示尿比重、尿渗透浓度降低（1.010，132 mmol/L）。考虑尿崩症为特瑞普利单抗相关垂体炎表现，停用特瑞普利单抗，给予去氨加压素治疗后症状改善。治疗3个月余，尿崩症症状消失，停用去氨加压素，未再复发。

以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但免疫治疗在临床应用上仍然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应用时长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治疗有效的患者是用够一定的时长停止，还是越长越好？病情进展的患者是否要立即停药，还是可以继续应用？同时考虑到免疫治疗独特的不良反应、有限的有效率及较高的治疗费用等临床实际问题，免疫治疗应用的合理时长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结合免疫治疗的原理、现有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中应用时长的研究数据等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对免疫治疗的起点-应用时机、终点-停药时机以及延长指征的分析，探讨免疫治疗的合理应用时长，以期为患者的精准治疗和更多获益提供依据。

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PD-1配体(PD-L1)是介导免疫抑制的重要信号分子，该通路导致肿瘤细胞逃避机体免疫监视，对于抗肿瘤免疫产生不利影响。而对于移植物来说，PD-1/PD-L1信号通路的激活在移植物躲避免疫细胞攻击，形成免疫耐受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显示PD-1/PD-Ll为角膜移植、心脏移植和肺移植免疫耐受的监测提供了可靠依据，但对于评估肝脏移植后的免疫状态并未作出详细阐述。本文就PD-1/PD-L1成为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标志物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特别是联合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受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成为近年研究焦点。但联合治疗模式在给患者带来获益的同时，也改变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目前尚无确切数据阐明在不同联合治疗模式下，不同分期肺癌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本文针对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各项研究，对各期NSCLC的不良事件，尤其是肺炎情况进行综述，以期为实现各期患者最大限度地获益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