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自体富血小板凝胶(APG)治疗2型糖尿病足(DF)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1(MALAT1)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62例DF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2例)，对照组采用超声清创换药治疗，观察组采用超声清创联合APG治疗。观察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经皮氧分压(TcPO 2)，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6(IL-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缺氧诱导因子α(HIF-1α)水平，PBMCs中MALAT1表达，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MALAT的表达改变(△MALAT1)与治疗总有效率的关系。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3.75%(30/32) vs 73.33%(22/30)， P<0.05]。治疗后，两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 1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UACR)、尿酸(UA)、白细胞(WBC)、TNF-α和IL-6均较前降低，HIF-1α、VEGF和MALAT1较治疗前升高(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的UA、HIF-1α、VEGF和MALAT1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DF患者△MALAT1与TNF-α( r＝－0.61， P＝0.02)、IL-6( r＝－0.52， P＝0.04)、WBC( r＝－0.53， P＝0.03)呈负相关，与VEGF( r＝0.58， P＝0.03)、HIF-1α( r＝0.54， P＝0.03)呈正相关。△MALAT高改变组DF治疗的总有效率更高[88.37%(38/43) vs 73.68%(14/19)， P<0.05]。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PG可明显上调MALAT的表达，改善创面组织血液灌注、创面血管生成和炎症反应，促进溃疡愈合，且MALAT表达量的变化有助于判断DF的预后。

目的:分析晚期肺腺癌患者肿瘤细胞异质性，探索肿瘤细胞亚群转录组特性以寻找个体特异的治疗方案。方法:从人类肿瘤相关的基因表达汇编(GEO)数据库下载肺腺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芯片编号GSE123902，包含收集于2018年至2019年于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手术切除的8例原发肺癌组织，3例脑转移样本，1例骨转移样本，1例肾上腺转移样本。过滤、鉴定并分离肿瘤细胞，对表达数据进行标准化、降维处理并根据表达模式对细胞进行聚类，利用基因差异表达分析，基因集变异分析(GSVA)探索不同肿瘤细胞亚群的表达特性。结果:共分离Ⅳ期肺腺癌原发灶肿瘤细胞211个，脑转移灶肿瘤细胞965个，骨转移灶肿瘤细胞659个，肾上腺转移灶肿瘤细胞14个。样本间比较涉及肿瘤血管生成、上皮间充质转化、侵袭转移相关的基因和基因集，例如骨转移组明显上调的波形蛋白(VIM，logFC＝3.185，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膜微囊蛋白-1(CAV-1，logFC＝2.757,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样本分析中，脑转移和骨转移灶中均鉴定出耐药相关细胞亚群，存在多个耐药相关基因上调，包括脑转移细胞亚群中上调的载脂蛋白2(LCN2, logFC＝1.822,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骨转移细胞亚群中上调的趋化因子1(CXCL1，logFC＝1.604,校正后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通过单细胞转录组分析肿瘤细胞异质性，可为晚期肺腺癌患者寻找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线索。

目的:分析弥漫性恶性胸膜间皮瘤（MPM）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诊断思路，以期提高早期诊断率。方法:于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回顾性研究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68例MPM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分析其临床特征、辅助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资料，总结其发病特征、组织病理学形态及钙结合蛋白（CR）、肾小球足突细胞膜蛋白（D2-40）、肾母细胞瘤基因-1（WT-1）等表达情况。结果:68例患者中，男性40例（58.82%）、女性28例（41.18%），中位年龄为58.0岁。病理类型以上皮型为主59例（86.76%）；发生部位以后右侧胸腔为主39例（57.35%）。最常见的首发临床表现为胸腔积液（95.59%）、胸痛（36.75%）、胸闷气促（30.88%），50例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主要表现为胸腔积液49例（98.00%），胸膜增厚46例（92.00%）。MPM瘤细胞常表达CR、肾母细胞癌基因-1（WT-1）和D2-40等，与肺腺癌鉴别的主要标志物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天冬氨酸蛋白酶A（Napsin A）、癌胚抗原（CEA）阴性。患者血清细胞角蛋白21-1（CYFRA21-1）和CEA对良、恶性胸腔积液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值。结论:弥漫型MPM组织学和细胞学形态多样，需要与多种疾病鉴别，通过免疫组化正确诊断弥漫型MPM需一组间皮细胞相关抗体联合应用。

目的:探讨自噬相关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在肺腺癌(LUAD)中的预后作用，并构建LUAD自噬相关LncRNA预后风险模型。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获取LUAD转录组数据和临床资料，从HADb网站下载自噬基因列表，采取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筛选与自噬基因相关的LncRNA，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Kaplan-Meier法筛选具有预后意义的LncRNA，而后应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出具有预后价值的自噬相关LncRNA，并构建预后风险模型。使用多因素Cox回归系数计算LUAD患者的风险评分，分为低风险组、高风险组，对比两组患者的生存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模型的灵敏性和特异性。结果:共筛选LUAD自噬相关LncRNA 257个(相关系数|R|>0.5， P<0.001)，通过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出14个自噬相关LncRNA对LUAD患者具有预后价值( 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出7个具有预后价值的自噬相关LncRNA，其中，UGDH-AS1、AC090559.1、HCG18、AC026355.1和LINC00996与LUAD患者的总生存期呈负相关，而ABALON和AC099850.3与LUAD患者总生存期呈正相关；另构建LUAD预后风险模型，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间患者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0.7( P<0.05)，预后模型的风险评分是LUAD的独立预测因子，风险评分与肿瘤分期、T分期、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 P<0.05)。 结论:基于7个自噬相关LncRNA构建的预后风险模型可能有效预测LUAD患者预后，有助于LUAD患者的精准化治疗。

目的:探讨蛋白激酶B1(Akt1)基因介导内质网类似激酶(PERK)/真核细胞翻译启始子2α(eIF2α)信号通路参与肺癌细胞增殖及细胞凋亡的机制。方法:选择人肺腺癌细胞系A549按实验转染方案随机分组，分为空白(Blank)组、沉默Akt1(si-Akt1)阴性对照(NC)组、si-Akt1组、过表达Akt1(OE-Akt1) NC组、OE-Akt1组、CCT020312(PERK选择性激动剂)组和OE-Akt1+CCT020312组。应用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各组细胞中相关基因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同时分别应用噻唑蓝(MTT)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增殖和凋亡水平。两组间比较为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Si-Akt1组的Akt1的mRNA(0.99±0.05比0.45±0.03， t＝16.04， P<0.05)和蛋白表达(0.32±0.03比0.12±0.01， t＝10.95， P<0.05)低于si-Akt1 NC组。si-Akt1组PERK/p-PERK、eIF2α/p-eIF2α、GRP78和CHOP的mRNA(PERK：0.97±0.04比1.77±0.07， t＝17.190， P<0.05；eIF2α：1.01±0.06比1.53±0.06， t＝10.610， P<0.05；GRP78：1.06±0.03比1.98±0.08， t＝18.650， P<0.05；CHOP：0.94±0.04比1.63±0.06， t＝16.570， P<0.05)和蛋白表达(p-PERK：1.15±0.05比2.23±0.11， t＝15.480， P<0.05；p-eIF2α：1.69±0.07比3.12±0.19， t＝12.230， P<0.05；GRP78：0.84±0.05比2.87±0.15， t＝22.650， P<0.05；CHOP：1.46±0.07比2.65±0.13， t＝14.400， P<0.05)明显高于si-Akt1 NC组；细胞增殖能力明显低于si-Akt1 NC组(48 h：0.48±0.03比0.31±0.02， t＝8.167， P<0.05；72 h：0.78±0.04比0.60±0.03， t＝6.235， P<0.05)，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si-Akt1 NC组(8.58±1.34比23.4±2.4， t＝9.250， P<0.05)。同时，CCT020312组PERK/p-PERK、eIF2α/p-eIF2α、GRP78和CHOP的mRNA(PERK：1.00±0.04比1.87±0.08， t＝26.940， P<0.05；eIF2α：1.00±0.05比1.57±0.07， t＝11.640， P<0.05；GRP78：1.00±0.03比2.02±0.10， t＝41.640， P<0.05；CHOP：1.00±0.06比1.66±0.07， t＝20.210， P<0.05)和蛋白表达(p-PERK：1.12±0.05比2.30±0.11， t＝16.910， P<0.05；p-eIF2α：1.65±0.05比3.20±0.18， t＝13.260， P<0.05；GRP78：0.80±0.04比2.74±0.15， t＝21.640， P<0.05；CHOP：1.44±0.06比2.61±0.13， t＝14.150， P<0.05)明显高于Blank组；细胞增殖能力明显低于Blank组(48 h：0.46±0.03比0.29±0.02， t＝8.167， P<0.05；72 h：0.80±0.04比0.57±0.03， t＝7.967， P<0.05)，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Blank组和相应NC组(8.71±1.44比23.43±2.36， t＝9.222， P<0.05)。然而，OE-Akt1组的Akt1的mRNA(0.99±0.05比1.88±0.09， t＝14.970， P<0.05)和蛋白表达(0.31±0.03比0.87±0.04， t＝19.400， P<0.05)明显高于OE-Akt1 NC组，PERK/p-PERK、eIF2α/p-eIF2α、GRP78和CHOP的mRNA(PERK：0.98±0.05比0.65±0.05， t＝8.656， P<0.05；eIF2α：1.03±0.05比0.47±0.04， t＝12.970， P<0.05；GRP78：1.2±0.04比0.32±0.03， t＝30.210， P<0.05；CHOP：0.99±0.03比0.55±0.04， t＝11.940， P<0.05)和蛋白表达(p-PERK：1.16±0.05比0.99±0.05， t＝4.164， P<0.05；p-eIF2α：1.69±0.07比1.23±0.07， t＝8.642， P<0.05；GRP78：0.86±0.04比0.34±0.02， t＝20.140， P<0.05；CHOP：1.48±0.06比0.71±0.04， t＝19.880， P<0.05)明显低于OE-Akt1 NC组，细胞增殖能力(48 h：0.45±0.03比0.60±0.02， t＝7.206， P<0.05；72 h：0.76±0.04比0.97±0.05， t＝5.681， P<0.05)明显高于OE-Akt1 NC组，细胞凋亡率(8.62±1.32比4.36±0.75， t＝4.860， P<0.05)明显低于OE-Akt1 NC组(均值 P<0.05)。 结论:沉默Akt1表达可通过促进PERK/eIF2α信号通路的激活，进而抑制肺癌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

目的:检测凋亡相关长非编码RNA(lncRNA)对肺腺癌(LUAD)预后的预测能力，并探讨其分子机制。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分别下载535例和125例LUAD患者转录组和临床信息，筛选出与161个凋亡基因高度相关的lncRNA。通过Cox回归和lasso分析获取预后相关lncRNA并构建预测模型，并验证模型的稳定性。通过肿瘤突变负荷(TMB)、药物敏感性、免疫细胞相关性和基因集变异分析探讨该模型可能的生物学途径及潜在的分子机制。结果:研究构建一个由19个凋亡相关的lncRNA组成的LUAD预后预测模型。通过模型风险评分可将LUAD患者分为高低风险组，高评分与患者总生存率呈负相关( P<0.05)。训练集和测试集中1、3、5年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均>0.7。该评分与患者的临床指标如总分期[Ⅰ/Ⅱ/Ⅲ+Ⅳ分别为－0.069(－0.256，0.169)比0.063(－0.156，0.309)比0.099(－0.099，0.463)， H＝16.9， P<0.01]、T分期[T1/T2/T3+T4分别为－0.083(－0.389，0.130)比0.037(－0.165，0.282)比0.180(－0.066，0.392)， H＝20.8， P<0.01]和N分期[N0/N1/N2+N3分别为－0.055(－0.252，0.201)比0.043(－0.143，0.357)比0.119(－0.064，0.457)， H＝13.1， P<0.01]成正相关，可作为LUAD的独立预后因素(风险比＝3.402，95%可信区间：2.338~4.952， P<0.01)。高评分组患者对Gefitinib的药物敏感性高于低评分组[2.168(2.101，2.239)比2.204(2.153，2.251)， Z＝11.60， P<0.01]，同时对Dasatinib[0.989(0.353，2.056)比1.463(0.809，2.402)， Z＝11.60， P<0.01]以及Imatinib[4.925(4.873，4.971)比4.937(4.892，4.972)， Z＝10.60， P<0.05]的药物敏感性也高于低评分组。评分影响肿瘤免疫细胞含量。高风险组TMB高于低风险组[6.105(2.395，12.421)比4.342(1.579，10.237)， Z＝8.41， P<0.05]，且主要富集glycolysis，myc targets v1和mtorc1 signaling等信号通路。 结论:建立基于凋亡相关lncRNA的LUAD预后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性能。

目的:探讨老年肺腺鳞癌(ASC)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和分子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2009年1月至2020年12月72例ASC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出年龄≥60岁的患者48例。收集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等资料，行扩增阻滞突变系统PCR(ARMS-PCR)法检测基因突变情况。结果:48例患者中男32例，女16例，年龄60~84岁(平均70岁)。肿瘤的最大径为0.3~9.0 cm(平均2.8 cm)。镜下见鳞癌以及腺癌两种成分，鳞癌组织显示细胞间桥，腺癌组织则显示乳头状、腺泡或小管结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该组病例不同程度表达角蛋白(CK)7(30/31)、CK5/6(20/28)、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2/31)、P40(15/17)及P63(12/13)。基因检测结果显示老年ASC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为58.8%(10/17)，ALK融合突变频率为5.9%(1/17)，ROS1和MET基因未见突变。48例病例均行手术切除。结论:ASC的病例相对少见，易造成漏诊，诊断需要结合HE染色、免疫组化学以及影像学检查的结果，手术是ASC患者主要的治疗方式。ASC的EGFR基因突变率较高。

目的:探讨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诊断为肺腺癌且伴有SMARCA4缺失病例42例，回顾性分析HE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总结临床病理特征，并随访患者生存情况。对部分病例进行二代测序。结果:42例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穿刺标本35例，手术标本7例。男性38例，女性4例，男女比例为9.5∶1.0。年龄42~78岁，平均年龄62岁。吸烟者33例，平均吸烟时长37年。有呼吸系统症状25例（59.5%）。TNM分期Ⅰ期4例（9.5%），Ⅱ期2例（4.7%），Ⅲ期18例（42.9%），Ⅳ期18例（42.9%）。肿瘤组织均为非黏液腺癌，无贴壁模式，大部分为低分化腺癌，组织形态多样，可见横纹肌样形态细胞、瘤巨细胞及坏死。肿瘤细胞胞质大部分嗜酸性，胞质内有嗜酸性小球，间质可见炎性细胞浸润及胆固醇结晶。免疫组织化学：29例（69.0%，29/42）表达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0例（40.0%，10/25）表达Napsin A，20例（100.0%，20/20）INI1未缺失；40例（95.2%，40/42）肿瘤细胞BRG1完全缺失，2例（4.8%，2/42）为BRG1部分缺失；PD-L1（22C3）59.2%（16/27）阳性。二代测序检测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ROS1、MET、RET及KRAS突变，6例（6/8）SMARCA4突变，7例（7/15）p53、4例（4/8）STK11及1例（1/8）KEAP1突变。驱动基因改变多见于女性患者（ P<0.05）。随访1~25个月，4例死亡，20例进展。 结论: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缺乏特征性的组织形态，大部分表达TTF1，少数病例有驱动基因的改变，有必要对肺腺癌常规进行BRG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筛选出此类病例，以便采用更精准的治疗。

目的:构建共培养模型模拟乳腺癌的体内微环境，探讨微小RNA(miR)-19a-3p调控核因子-κB(NF-κB)通路介导乳腺癌细胞微环境影响肺血管内皮细胞表型的机制。方法: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筛选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盐(PDTC)(NF-κB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干预4T1细胞最佳浓度，构建4T1小鼠乳腺癌肺高转移细胞和小鼠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共培养模型，构建并转染miR-19a-3p mimics、NC，将细胞分为对照组、模型组、mimics-NC组、mimics组、mimics-NC+PDTC组、mimics+PDTC组，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各组4T1细胞的miR-19a、NF-κB p65基因水平的表达，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法检测各组4T1细胞NF-κB p65及磷酸化蛋白水平的表达，CCK-8法检测各组MPVECs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MPVECs凋亡，免疫荧光检测各组MPVECs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蛋白表达。两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 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PDTC最佳作用浓度为80 mol/L，模型组细胞增殖活力高于对照组(1.67±0.02比1.26±0.04， F＝268.8， P<0.01)，凋亡率和miR-19a-3p mRNA表达低于对照组[(4.96±0.03)%比(12.26±0.05)%，mRNA相对值：0.22±0.02比1.00±0.05， F＝141.3、392.6， P<0.01]，NF-κB p65的mRNA和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mRNA相对值：3.80±0.07比1.00±0.04，灰度值比值：0.69±0.05比0.13±0.02， F＝221.6、206.3， P<0.01)，VEGF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平均吸光度值：0.44±0.03比0.13±0.01， F＝108.5， P<0.01)。miR-19a-3p mimic组细胞增殖能力低于模型组(1.60±0.04比1.67±0.02， F＝268.8， P<0.01)，凋亡率和miR-19a-3p mRNA表达高于模型组[(6.36±0.08)%比(4.96±0.03)%，mRNA相对值：0.60±0.03比0.33±0.01， F＝141.3、392.6， P<0.05]，NF-κB p65的mRNA和蛋白表达低于模型组(mRNA相对值：1.59±0.02比3.80±0.07，灰度值比值：0.50±0.02比0.69±0.05， F＝221.6、206.3， P<0.01)，VEGF蛋白表达高于模型组(平均吸光度值：0.24±0.02比0.44±0.03， F＝108.5， P<0.01)。 结论:miR-19a-3p调控NF-κB通路，抑制NF-κB p65蛋白磷酸化，从而介导乳腺癌细胞微环境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

目的:探究NPAS2基因在肺腺癌(LUAD)中的表达及其与相关临床参数的关联，分析其对患者总生存期(OS)的影响及在LUAD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TCGA)中下载LUAD转录组测序及临床资料数据，分析LUAD肿瘤组织与正常肺组织中NPAS2的表达差异。收集LUAD患者肿瘤组织及正常肺组织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法(WB)检测NPAS2蛋白表达，并分析TCGA数据库中NPAS2表达与LUAD患者肿瘤分期及OS的关联。通过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挖掘NPAS2潜在的致癌机制。结果:TCGA差异分析显示NPAS2 mRNA在LUAD肿瘤组织1.83(1.01，3.01)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正常肺组织，0.74(0.49，1.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7.21， P<0.05)；配对分析显示NPAS2 mRNA在LUAD组织1.82(1.37，3.08)中的表达也高于配对的正常肺组织0.76(0.51，1.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63， P<0.05)。WB结果显示，NPAS2蛋白在LUAD 0.62(0.40，1.36)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正常肺组织0.14(0.08，0.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71， P<0.05)。在亚组分析中，与T1~2组相比，T3~4组中NPAS2 mRNA高表达的比例更高1.81(1.01，2.92)比2.10(1.29，3.71)( Z＝2.12， P<0.05)；在预后分析中，NPAS2高表达组患者的预后相对较差，与NPAS2 mRNA低表达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66， P<0.05)，Kaplan-Meier plotter数据库显示NPAS2 mRNA高表达LUAD患者预后更差( HR＝2.19， P<0.05)，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表明更高的TNM分期( HR＝2.12， P<0.05)及NPAS2 mRNA高表达( HR＝1.21， P<0.05)预后更差，与NPAS2低表达患者相比，NPAS2高表达患者OS更短( P<0.05)；GSEA基因富集结果显示NPAS2高表达时，肿瘤、小细胞肺癌、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凋亡、白细胞跨内皮迁移、ERBB等通路相关基因显著富集。 结论:NPAS2在LUAD中高表达，并与肿瘤局部浸润和OS相关，可以作为LUAD独立的预后预测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