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体瘤是一组从垂体前叶和后叶及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发生的肿瘤，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8.2%~14.7%，约占全部颅内肿瘤10.0%~12.5%，多为良性肿瘤 [1]。根据起源，垂体瘤主要分为发生于前叶的垂体腺瘤，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部分发生于垂体前后叶间的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的颅咽管瘤；及少数来源于后叶的星型细胞瘤、神经节细胞瘤等 [2]。垂体腺瘤按照大小可分为垂体微腺瘤（肿瘤直径≤1 cm）、大腺瘤（肿瘤直径1~4 cm）以及巨大腺瘤（肿瘤直径>4 cm） [3]。根据免疫组化、内分泌、临床表现及电镜超微结构等情况，垂体腺瘤可进一步细分为催乳素腺瘤（40%~60%）、生长激素腺瘤（20%~30%）、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5%~15%）、促甲状腺激素腺瘤（<1%）等 [4]。因垂体瘤位于鞍区，紧邻视神经、颈内动脉、下丘脑等重要结构，在垂体瘤手术中若损伤到颈内动脉，可能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或脑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手术器械的更新，垂体瘤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术中颈内动脉破裂的风险仍然是医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本院成功救治一例垂体大腺瘤术中颈内动脉破裂的患者，报道如下。

目的:收集风湿性二尖瓣病变行二尖瓣修复手术的早期疗效分析及随访结果，总结报道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在高州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48例风湿性二尖瓣病变患者进行二尖瓣修复术的临床资料。风湿性二尖瓣修复手术根据二尖瓣病变情况联合采用交界切开、瓣叶削薄、钙化剥除、腱索松解及乳头肌劈开方法，全部应用二尖瓣人工瓣环。合并三尖瓣关闭不全采用人工瓣环(C型环)固定，合并房颤患者均采用迷宫射频消融(Maze-Ⅳ)术式进行射频消融。收集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ICU停留时间及术后主要并发症等资料。对患者进行随访，评估二尖瓣、心功能及心律等情况。结果:根据病理分型，术中探查可见，Ⅰ型9例，Ⅱ型31例，Ⅲ型8例。其中Ⅰ、Ⅱ型病例均修复成功，Ⅲ型中出现1例患者因术中心脏复搏后出现二尖瓣中度反流而中转行二尖瓣生物瓣置换术。体外循环时间(110.62±27.68)min、主动脉阻断时间(76.63±17.63)min，ICU停留(46.16±11.37)h，机械通气(21.60±10.89)h。全组术后30天无死亡，术后出现急性肾衰竭1例，低心排血量综合征1例，肺部感染3例，无卒中、恶性心律失常等并发症。对完成瓣膜修复的47例患者进行随访，随访(9.86±6.78)月，随访率100%，随访期间无死亡、恶性心律失常、再次手术等事件发生，随访心脏功能获得明显改善( P<0.001)。 结论:风湿性二尖瓣病变的修复，保留了完整的二尖瓣结构，有利于维持心脏功能，具有良好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在熟练掌握心脏瓣膜修复的基础上，熟悉风湿性二尖瓣病变的解剖特征，严格把握适应证，术前充分评估，开展风湿性二尖瓣修复手术是可行的，针对不同的病理类型而采取相应策略，术后早期临床效果满意，远期效果建议长期随访观察。

目的:探讨健康飞行员血清胱抑素C（cystatin C，Cys-C）水平与肾血流参数的关系，为飞行员早期肾损伤提供预警信息。方法:以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于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空勤科行年度体检的347名军事飞行员为研究对象，选取同期同年龄段347名健康查体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定性分析飞行员肾动脉血流，包括主肾动脉、段动脉和叶间动脉的最大收缩期峰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舒张期最低血流速度（end-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EDV）、阻力指数（resist index，RI），测定所有受检者的血清尿素氮、肌酐和尿酸指标。飞行员组与对照组按照年龄分为21~30岁、31~40岁、41~50岁组；按照血清Cys-C水平的中位数，将飞行员分为高Cys-C组和低Cys-C组。比较2组的Cys-C水平和肾血流参数，分析飞行员Cys-C水平与肾血流参数的相关性。结果:各年龄段飞行员组的血清Cys-C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各年龄段飞行员Cys-C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8.24， P=0.045），各年龄段对照组受检者Cys-C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Cys-C组飞行员肌酐清除率、尿酸水平高于低Cys-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17、-2.98， P<0.001、=0.003）。高Cys-C组飞行员主肾动脉EDV小于低Cys-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82， P=0.021）；高Cys-C组飞行员肾叶间动脉EDV小于低Cys-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48， P=0.030）。相关性分析显示，飞行员Cys-C水平与年龄、飞行时间和尿酸呈正相关（ r=0.381、0.165、0.359， P=0.001、0.002、0.003）；Cys-C水平与主肾动脉、叶间动脉EDV呈负相关（ r=-0.306、-0.321， P=0.048、0.024），与主肾动脉RI呈正相关（ r=0.417， P=0.029）。 结论:飞行员血清Cys-C与主肾动脉、叶间动脉EDV及主肾动脉RI相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肾功能的基础信息，有望为其早期肾损伤提供预警信息。

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AML）是一种常见的良性间叶源性肿瘤，但合并下腔静脉或肺动脉瘤栓罕见。本文报道了1例肾AML伴肾静脉、下腔静脉和肺动脉栓塞的患者。男，77岁，2020年5月因腹痛发现右肾AML，2020年7月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胸痛，CT、MRI、PET-CT影像学提示右肾占位，右肾静脉、下腔静脉和左肺动脉内多发脂肪密度为主的栓子。患者先后行肺动脉病损切除术和右肾切除术，病理证实右肾病变及肺动脉栓子分别为AML和瘤栓。

目的:探讨腹盆腔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瘤（DSRCT）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22年6月乐清市人民医院收治3例和温州市人民医院收治5例腹盆腔DSRCT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例，女3例；年龄为（43±5）岁。患者均行MRI平扫+增强扫描检查。观察指标：（1）腹盆腔DSRCT影像学特征。（2）腹盆腔DSRCT治疗与病理学检查特征。（3）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腹盆腔DSRCT影像学特征。①肿瘤部位：8例患者中，肿瘤分别位于右季肋区肝下缘、右髂区回盲部内侧、右髂区盲肠内侧、左季肋区胃胰间隙、左髂区肠系膜间隙、盆腔膀胱右侧各1例，左季肋区腹膜后间隙2例。②肿瘤大小：8例患者有13个病灶，瘤体最大径为9.1（3.5~20.0）cm；其中单发肿瘤5例，多发肿瘤3例。③肿瘤形状与界限：8例患者中，4例肿瘤呈膨胀性生长，4例肿瘤呈侵袭性生长；5例瘤内坏死囊变，4例瘤内出血，4例瘤内见斑点状钙化，3例瘤周渗出改变（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种影像学表现）。④MRI平扫检查影像学特征：8例患者中，MRI平扫检查T1加权成像呈均匀低信号4例，低信号中夹杂斑点状高信号（伴出血）4例；T2加权成像（T2WI）呈均匀高信号3例，边缘高信号中央斑片状及斑点状更高信号5例；T2WI脂肪抑制序列呈高、等、低混杂信号5例，呈高、低信号3例；弥散加权成像呈均匀高信号3例，呈高、等、低混杂信号5例。⑤MRI增强检查影像学特征：8例患者MRI检查增强后均呈不均匀强化，其中2例动脉期实质部分显著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程度略降低；4例动脉期实质部分中度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缓慢退出；2例动脉期实质部分轻度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缓慢退出。8例患者中，3例肿瘤呈环形强化，瘤内见条索状或网格状强化，3例瘤周见血管增多增粗。⑥肿瘤侵犯周围组织与转移：8例患者中，肿瘤侵犯肠管4例，侵犯周围组织2例，侵犯左肾、脾脏及胰尾1例，侵犯左输尿管下段1例。8例患者中，腹腔、腹膜后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5例，腹膜多发结节状增厚及腹水4例，肝、肺转移2例，肋骨、股骨及骶骨转移1例（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处肿瘤转移）。（2）腹盆腔DSRCT治疗与病理学检查特征。8例患者中，3例肿瘤界限清晰行完整切除术；3例肿瘤与周围血管紧密粘连行部分肿瘤切除术；2例腹膜、网膜、肠系膜及周围肠管广泛转移仅取肿瘤组织行病理学检查。8例患者经显微镜检查、电镜检查、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细胞遗传学检测结果确诊为DSRCT。（3）随访情况。8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期间均死亡。结论:腹盆腔DSRCT MRI检查特征为单发或多发分叶状肿瘤，界限不清晰，常侵犯网膜、系膜、腹膜及邻近组织；信号混杂，增强扫描检查呈不均匀轻中度强化。

患者 男性，64岁，因“发现肝占位6个月”于2022年6月3日收入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患者2022年1月行腹部超声检查发现肝内不均匀回声，未进一步诊治。2022年3月出现纳差伴消瘦，2个月内体重下降5 kg，2022年4月出现间断性上腹部胀痛，肝区为著，可自行缓解，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增强CT检查，考虑诊断为肝右叶巨块型肝细胞癌，大小约14.2 cm×10.2 cm。遂于2022年4月29日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一次，术后疗效评估：病变部分坏死，大部分血供存在，考虑肿瘤存活。既往有慢性乙肝病史30年，口服抗病毒药物1个月；糖尿病病史8年，血糖最高17 mmol/L，口服二甲双胍、阿卡波糖等药物治疗，血糖控制良好；高血压病史8年余，血压最高150/100 mmHg（1 mmHg=0.133 kPa），口服马来酸依那普利、吲达帕胺片等治疗，血压控制良好。无冶游史及手术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体检无特殊。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60 500 μg/L；乙肝表面抗原（+）、表面抗体（-）、e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乙肝病毒DNA定量<100 U/ml。肝肾功能及凝血功能正常，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5分），MELD评分6分。腹部增强MRI检查（2022-06-06）：肝右叶巨大团块状占位，大小约14.3 cm×10.2 cm；肝右叶病变介入术后，大部分血供存在。PET-CT检查（2022-06-09）：肝右叶可见14.8 cm×9.3 cm×13.6 cm巨大混杂低密度肿块，不均匀放射性摄取增高，最大标准摄取值为 18.2。初步诊断：（1）原发性肝癌，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Ⅰb期；（2）慢性乙肝；（3）高血压2级（极高危）；（4）2型糖尿病；（5）标准化余肝体积比例（standardized remnant liver volume ratio，SRLVR）为40.04%。

目的:探讨血管介入治疗在儿童移植肾动脉狭窄(transplantation renal artery stenosis，TRAS)中应用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1年9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诊断为移植肾动脉狭窄的儿童受者的临床资料，比较血管介入治疗前后及末次随访时的血肌酐水平及移植肾动脉收缩期峰值(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叶间动脉PSV和峰值流速后比值变化。结果:238例儿童肾移植受者中6例诊断为TRAS，发生率2.5%，手术时的中位年龄为12岁(9~17岁)，确诊TRAS时的中位时间为术后4个月(1.7~18.0个月)，随访中位时间6.6年(2.5~8.0年)。6例TRAS的儿童受者均经血管介入治疗，其中经皮腔内血管成形(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治疗5例，经皮血管内支架成形(PTAS)治疗1例。肌酐基础值为(75.2±27.9)μmol/L，确诊TRAS时为(200.8±88.5)μmol/L，较基础值显著升高( P＝0.025)，而经血管介入治疗后1个月时的肌酐下降为(103.8±44.7)μmol/L，至末次随访时肌酐为(98.7±30.2)μmol/L，与基础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196， P＝0.115)。与血管介入治疗前移植肾动脉吻合口内径(2.6±0.6)mm相比，治疗后24 h时吻合口内径(3.8±0.5)mm和末次随访时的吻合口内径(4.1±0.8)mm均明显增加( P＝0.027)。此外，处理后24 h和末次随访时移植肾动脉PSV为(163±45.0)cm/s和(184.7±80.8)cm/s，峰值流速比为6.5±2.2和5.4±2.0，均较血管介入处理前的(356.5±77.9)cm/s和18.0±5.8明显降低，而叶间叶间动脉PSV均较处理前明显升高( P＝0.024， P＝0.032)。在随访期内，6例TRAS儿童受者的移植肾动脉未再次出现狭窄或血栓等并发症。 结论:PTA或血管支架置入术治疗儿童TRAS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治疗后再狭窄率低，可获得较为满意的中长期临床疗效。

患者 女性，44岁，因“颅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hemangiopericytoma，SFT/HPC）术后13年，伴肺、肝、肾等多发转移5年，反复低血糖发作半年”于2019年9月22日收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患者13年前因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右枕部颅内肿瘤，行颅内肿瘤切除术。切除标本的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灰白色组织，大小5 cm ×5 cm×4 cm；免疫组化检查结果显示，波形蛋白（+++）、CD99（++）、EMA（-）、CD34（-）；病理学诊断为右枕血管外皮细胞型脑膜瘤（Ⅱ级）。患者术后行头颅立体放疗一次。5年前复查见双肺多发转移瘤，最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大小约3.0 cm×5.0 cm，于外院行胸腔镜下左肺楔形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硬化性血管瘤。患者3年前复查见肝左叶转移瘤，大小约13.0 cm×11.0 cm×9.5 cm，于外院行肝组织穿刺活检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倾向转移性颅内SFT/HPC。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病理科会诊，将第一次颅内肿瘤术后病理学检查修正诊断为颅内SFT/HPC，后两次病理学检查结果均为颅内SFT/HPC转移。随后患者于外院行开腹肝左叶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颅内SFT/HPC肝转移。患者2年前复查见左肾转移瘤，大小约4.0 cm×5.0 cm，于外院行腔镜下左肾转移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颅内SFT/HPC肾转移。患者半年前出现反复发作的低血糖，CT检查结果示肝脏巨大转移瘤，左肾和肺多发转移瘤，分别于2019年4月、2019年5月、2019年7月于外院行肝动脉+膈动脉化疗栓塞术，前两次使用多柔比星+碘化油，后一次使用博来霉素+碘化油。治疗后肝左叶肿瘤最大径由原来的约17 cm增至约25 cm，且每次介入治疗后血糖仅可维持正常水平3~5 d，然后再次出现反复发作的低血糖，发作频率逐渐增至约3.5 h发作一次，发作时血糖低至1 mmol/L，时有昏迷，夜间需进食2~3次。患者入院前一般情况尚可，小便正常，无其他慢性病史。入院体检：心率123 次/min，体温、呼吸、血压等正常。腹部外形膨隆，反L形手术切口愈合好，上腹部可触及巨大肿块，约达剑突下20 cm，边界不清，固定，质地硬，表面不光滑。血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均低于正常值范围。腹部CT平扫见肝内多发大小不等肿块影，左肝为著，最大径约24.2 cm×13.3 cm，内见多发斑片状阴影及结节影；腹部CT增强扫描见实性部分强化，分别由肝动脉及膈动脉分支供血。门静脉增粗，最宽处约24 mm，门静脉左支及分支显示不清（图1）。左肾和双肺也可见多发肿块影，最大径约5 cm，密度不均匀，增强扫描可见不均匀强化。完善相关术前准备，患者和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后行手术治疗，术中见肿瘤位于左肝及部分肝脏右前叶，大小约25 cm×20 cm×15 cm，肝脏6段腹侧和背侧各见一个肿瘤，大小分别为7.0 cm×6.6 cm×6.0 cm和3.0 cm×3.0 cm×1.5 cm。肿瘤质韧，表面光滑，呈大结节样改变。肿瘤活动度极差，占位效应明显，游离困难（图2）。行扩大左半肝切除术，手术时间约17 h，出血量约10 000 ml，静脉滴注红细胞20 U、血浆3 200 ml，术中血压维持困难，需大量升压药维持。患者术后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39 ℃，血常规检查示白细胞计数最高达32.85×10 9/L，中性粒细胞占比91%，痰液培养出白色念珠菌，给予亚胺培南、利奈唑胺和氟康唑等多种抗菌药物治疗后好转。患者术后清醒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抽搐和对答不正确，头颅增强MRI检查结果见脑内多发异常强化灶，考虑转移。请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会诊后，给予左乙拉西坦片后患者病情好转。患者术后复查腹部增强CT，肝内未见肿瘤残余，门静脉右支内径正常，无受压及血栓形成（图3）。患者术后未再出现低血糖发作，术后第19天出院。

男，61岁。因“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5 h，溶栓后确诊主动脉夹层1 h”于2021年11月15日入住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既往高血压史10年，近日未规律服用降压药及检测血压。患者于入院5 h前出现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遂就诊于当地医院卒中中心，颅脑 CT 未见出血，查体右上肢肌力5级，右下肢肌力4级，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颅脑核磁弥散加权成像（DWI）显示左侧额叶异常信号，左侧大脑前动脉远端狭窄，基底动脉重度狭窄。3 h前查体见右上肢肌力正常，右下肢肌力下降至2级，伴有疼痛不适，持续不能缓解，考虑急性脑梗死加重，予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0.9 mg/kg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患者右下肢肌力进一步下降至1级，末梢皮温下降，足背动脉未触及，行超声心动图及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主动脉夹层可能性大。主动脉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证实为主动脉夹层表现（Debakey I型，见图1），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右侧髂内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闭塞。为手术治疗急转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查体：体温36.3 ℃，脉率6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105/52 mmHg（1 mmHg=0.133 kPa）；意识清醒、双侧瞳孔正常，口角无歪斜，伸舌居中；胸腹部查体无异常；右下肢肌力1级，右下肢浅感觉减退，皮温低，足背动脉未触及，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术前检查：凝血酶原时间（PT）27.7 s，国际标准化比值2.27，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1.9 s，纤维蛋白原0.32 g/L，D-二聚体17.97 mg/L。积极输注冷沉淀、血浆及人纤维蛋白原对症治疗后复查凝血功能：PT 16.6 s，国际标准化比值1.52，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3.6 s，纤维蛋白原1.72 g/L。急诊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支持下行右冠状窦成形+主动脉根部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治疗，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予以自体血回输并大量血制品输注，术后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心脏射血分数（EF）50%左右，血压控制尚可，尿量正常，右侧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术后右股部及小腿肿胀进行性加重，血管超声检查提示腹主动脉及右股动脉血流尚可，足背动脉血流量较前明显减弱。实验室检查肌红蛋白持续升高至3 000 μg/L，考虑再灌注损伤引起右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11月17日予外科手术切开减张治疗，术中见肌肉缺血水肿并部分坏死，术后血压80/40 mmHg，EF 40%，肌酐持续升高至497 μmol/L，并出现无尿，考虑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功能衰竭、心源性休克合并分布性休克，予去甲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联合肾上腺素0.5 μg·kg -1·min -1抗休克、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清除肌红蛋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11月21日患者意识转清，心率90~110次/min，平均动脉压70~85 mmHg，尿量10 mL/h左右，肠鸣音未闻及，腹胀明显，左下腹压痛及反跳痛。结合术前主动脉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不除外缺血性肠病及消化道穿孔可能。复查腹腔CTA提示：肠系膜上动脉重度狭窄（见图2）、肠系膜下动脉远端闭塞、腹腔膈下游离气体（见图3）、降结肠、部分乙状结肠可见肠壁积气（见图4），考虑缺血性肠病、肠穿孔。急诊行结肠部分切除+横结肠造口术。术中见降结肠下段、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达腹膜反折上约1.5 cm处肠壁散在片状坏死灶并穿孔（见图5），左下腹及盆腔可见大量浑浊腹腔积液。予大量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并留置引流管。术后血流动力学难以维持，去甲肾上腺素2.0 μg·kg -1·min -1、垂体后叶素2 U/h、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持续泵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EF28%，膀胱腹压检测35 mmHg以上，考虑脓毒性休克、脓毒性心肌病、腹高压综合征。建议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及开放腹部刀口减压治疗，患者近亲属拒绝，最终循环难以维持于2021年11月25日死亡。

目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慢性砷中毒致肾损伤的诊断及肾血流动力学观察。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滨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职业性慢性砷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是否并发肾损伤将患者分为肾损伤组（26例）、无肾损伤组（48例）。检测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尿、血β2-微球蛋白（β2-MG）]水平，彩色多普勒超声法检测肾血流动力学指标[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Vmax）、舒张期最低血流速度（Vmin）、阻力指数（RI）]，并分析肾功能指标与肾血流动力学的相关关系。结果:肾损伤组患者SCr、BUN、尿β2-MG以及血β2-MG水平[（136.28 ± 21.05）μmol/L，（8.03 ± 1.04）mmol/L，（157.48 ± 25.63）μg/L，（3.97 ± 1.12）mg/L]均高于无肾损伤组[（108.42 ± 26.49）μmol/L，（5.36 ± 0.97）mmol/L，（127.42 ± 18.95）μg/L，（2.35 ± 0.84）mg/L， t = 4.625、11.022、5.740、7.028， P均< 0.05]。肾损伤组患者主肾动脉及小叶间动脉Vmax、Vmin[（50.34 ± 13.42）、（18.13 ± 5.21），（12.31 ± 3.82）、（4.08 ± 1.15）cm/s]均低于无肾损伤组[（75.32 ± 16.52）、（29.83 ± 7.05），（17.22 ± 5.07）、（6.03 ± 1.93）cm/s， t = 6.833、7.084、4.657、4.775， P均< 0.05]，肾损伤组患者主肾动脉及小叶间动脉RI（0.71 ± 0.06，0.68 ± 0.10）显著高于无肾损伤组（0.62 ± 0.08、0.56 ± 0.08， t = 5.017、5.634， P均< 0.05）。主肾动脉、小叶间动脉Vmax、Vmin值与SCr、BUN、尿β2-MG、血β2-MG呈显著负相关（ P均< 0.05），主肾动脉、小叶间动脉RI与SCr、BUN、尿β2-MG、血β2-MG呈显著正相关（ P均< 0.05）。 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可有效反应慢性砷中毒患者肾损伤状况，肾损伤患者肾血流灌注降低、血流阻力增大，且与肾脏损伤程度密切相关，值得临床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