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作为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之一,是人类第二大死因.目前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为手术、化疗和放疗等,均需要配合使用抗肿瘤药物,然而肿瘤细胞会对抗癌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使药物的治疗效果达不到理想状态.耐药性作为造成临床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综述了肿瘤多种耐药机制,包括肿瘤微环境、病毒因素、细胞物质转运、药物代谢酶等,以期为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及癌症耐药性的研究提供参考.可以推测未来肿瘤的治疗方案将包括使用不同类型的药物,针对多药耐药性特定机制的特定弱点等联合疗法.通过逆转癌细胞耐药性的新药将提高化疗的效率,为目前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提供机会.

背景 PI3Kδ 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采用传统治疗方案预防感染的疗效欠佳,近年来雷帕霉素被用于PIK3CD基因突变所致的APDS1 患儿的临床治疗.目的 探讨雷帕霉素治疗APDS1 的疗效和安全性.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2017 年6 月至2023 年6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经基因检测确诊为APDS1 且口服雷帕霉素治疗的连续病例.国内儿童雷帕霉素治疗APDS引起的非肿瘤性淋巴细胞增生,仍属于超说明书用药,用药前家长均充分了解用药风险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雷帕霉素口服剂量为 1 mg·m-2·d-1.主要结局指标 ①12 个月内发生肺炎的次数;②B超评估肝、脾、淋巴结肿大情况.结果 4 例使用雷帕霉素治疗的 APDS1 患儿中,男 3 例、女 1 例,发病年龄为(35.5±17.9)月龄,确诊年龄(56.5±35.0)月龄;全外显子组测序均显示PIK3CD基因c.3061G＞A(p.E1021K)新发杂合突变;均因"反复咳嗽"就诊,均有肝、脾、淋巴结肿大;均有肺炎,反复腮腺炎 2 例,伴特异性皮炎、炎症性肠病和韦格纳肉芽肿病各1 例,生长迟缓 2 例;4 例均行支气管镜检查,3 例有支气管内膜鹅卵石样凸起;均有CD19+B细胞比例下降、CD4+/CD8+倒置,3 例 IgM升高,1 例 IgG下降.在雷帕霉素治疗前均予IVIG、抗感染、糖皮质激素等治疗,治疗后仍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肝脾肿大,且 3 例出现PLT减少,2 例出现贫血.4 例患儿确诊后 1～44 个月起口服雷帕霉素,疗程 12～58 个月.雷帕霉素治疗后 12 个月肺炎年均次数由 5.3 次降至 1.0 次,肝、脾和浅表淋巴结肿大均明显改善,Hb和PLT均恢复至正常水平,但免疫学指标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期间未发现雷帕霉素相关不良反应,无发生肿瘤及死亡病例.结论 雷帕霉素对APSD1 有一定疗效且相对安全.

胆道癌(BTCs)是一类起源于肝内外胆道上皮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由于其高侵袭性和高复发率的特点,总体来说,预后较差.根治性手术是BTCs的首选治疗方案,但只有一小部分患者符合手术治疗的条件,且根治性手术治疗效果取决于原发肿瘤的解剖部位、病理分期等因素.此外,部分特定类型不适合行根治性手术的肝内胆管癌(iCCA)患者,可选择肝脏移植手术进行治疗.对于某些晚期且不具备手术指征的BTCs患者,放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成为其最主要的治疗选择.就BTCs近年来的最新治疗进展进行综述,根据BTCs的解剖亚型和进展的基因驱动因素对患者进行分层,并比较了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为BTCs患者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提供有力依据.

目的:探讨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化疗期癌因性疲乏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方法:回顾性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在该院收治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收集和癌因性疲乏(CRF)现状进行调查，并采用利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法对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CRF的相关影响因素调查研究。结果:通过对120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CRF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化疗期CRF的总体平均水平为(5.78±2.59)，其中在认知维度中患者的轻度疲乏率最高49(40.83%)，在行为维度中患者的中度疲乏率最高68(56.67%)，在情感维度中患者的重度疲乏率最高34(28.33%)；据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疼痛情况、社会支持情况、肿瘤分期、焦虑抑郁程度、化疗周期、自我效能水平均为影响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化疗期CRF的相关因素( 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度、自我效能、化疗周期、焦虑抑郁程度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CRF的独立因素( P<0.05)。 结论:化疗周期、社会支持度、自我效能水平与焦虑抑郁程度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CRF的相关影响因素，临床上需结合患者病情与CRF的临床特征对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疗及护理方案，进而改善其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与生存质量。

目的:探讨BeEAM/C(苯达莫司汀＋依托泊苷＋阿糖胞苷＋美法仑/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tuo-HSCT)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选择2021年7月至2023年1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收治并进行BeEAM/C方案预处理auto-HSCT的30例PTCL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BeEAM/C组。选择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于本院接受GBM/C(吉西他滨＋白消安＋美法仑/环磷酰胺)方案预处理auto-HSCT的30例PTCL患者作为历史对照，纳入GBM/C组。BeEAM/C组与GBM/C组患者年龄分别为(43.2±10.3)岁和(38.6±11.8)岁；男性患者分别为19和17例，女性患者分别为11和13例。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组患者相关临床资料，比较2组患者的造血重建、预后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2组患者的随访截至2023年4月30日。2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比等一般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根据本研究定量资料的分布，2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成组 t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2组患者的总体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曲线，2组比较采用log-rank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18LH-KS-025)，并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研究BeEAM/C组和GBM/C组患者的骨髓受累、病理分型、疾病分期、既往治疗线数、移植前疗效、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构成比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 BeEAM/C组和GBM/C组患者回输的单核细胞(MNC)中位数(4.80×10 8/kg比5.23×10 8/kg)、CD34 ＋细胞中位数(2.09×10 6/kg比1.85×10 6/kg)、中性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13 d比12 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15 d比15 d)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U＝379.00、 P＝0.294， U＝394.50、 P＝0.412， U＝388.00、 P＝0.353， U＝－439.50、 P＝0.876)。③截至2023年4月30日，对BeEAM/C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2.5个月(10.3，16.0个月)，随访期间4例患者疾病进展(PD)，1例死亡；对GBM/C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1.5个月(20.8，35.0个月)，随访期间8例患者PD，2例死亡。BeEAM/C组和GBM/C组患者的1年PFS率分别为84.3%和90.0%，1年OS率分别为96.6%和93.2%，2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29、 P＝0.589， χ2＝0.20、 P＝0.656)。④ BeEAM/C组和GBM/C组患者的Ⅳ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均为100.0%(30/30)；2组患者Ⅲ～Ⅳ级贫血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7%(17/30)比63.3%(19/30)， χ2＝0.28， P＝0.598]。GBM/C组患者黏膜炎、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均高于BeEAM/C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3.3%(22/30)比46.6%(14/30)， χ2＝4.44， P＝0.035；93.4%(28/30)比70.0%(21/30)， χ2＝5.46， P＝0.020]。 结论:对于接受auto-HSCT的PTCL患者，采取BeEAM/C预处理方案与GBM/C预处理方案的短期预后疗效相当，但前者所致黏膜炎及胃肠道不良反应风险下降，安全性相对更高。

晚期乳腺癌预后较差，疾病特征复杂，后线解救治疗较为困难，但是通过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案，部分患者可以实现长期带瘤生存，获得较好的生存质量。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晚期乳腺癌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基因靶向治疗使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基因检测是分子分型诊断、遗传风险预测、疗效监测、耐药提示以及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手段，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分子病理诊断、靶向药物选择以及治疗模式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共识专家委员会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归纳晚期乳腺癌基因检测的热点问题，深入探讨晚期乳腺癌基因检测的适用人群和临床意义、不同分子分型患者的检测基因和分子标志物、循环肿瘤DNA、全外显子基因检测的应用，总结规范二代测序技术在临床中使用的注意事项，指导临床医师合理应用基因检测，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检测信息，从而制定更精准的治疗策略。

胰腺癌作为预后最差的消化道肿瘤，50%病人确诊时已合并远处转移，其中以肝脏转移最常见。胰腺癌合并远处转移一直被认为是手术禁忌证，但在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模式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化疗、靶向药物的研发及治疗方案的新型组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部分经化疗筛选的肝脏寡转移病人，外科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笔者回顾近年胰腺癌合并肝脏寡转移的治疗现状与进展，深入探讨其外科治疗的指征，评价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不同内分泌治疗药物对早期乳腺癌患者肝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13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的4 318例早期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51.2±11.3）岁（范围：20~87岁）。根据药物治疗方案分组，阿那曲唑组1 182例，来曲唑组592例，依西美坦组 332例，托瑞米芬组2 212例。记录患者在治疗前，服药6、12、18、24、36、48、60个月和停药后1年的肝功能水平，使用混合效应模型比较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对肝功能的影响。结果:4组患者用药6个月时ALT、AST均较治疗前上升（ P值均<0.01），停药1年后各组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AST较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P值分别为0.538、0.718、0.061）。各组间AST的变化无差异（ F=2.474， P=0.061）。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组间ALT的变化无差异（阿那曲唑比来曲唑， P=0.182；阿那曲唑比依西美坦， P=0.535；来曲唑比依西美坦， P=0.862）。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高于托瑞米芬（ P<0.01、 P=0.009）。各组在用药6个月时均出现肝功能异常患者，随用药时间延长，异常例数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都可使患者ALT、AST水平明显上升，停药1年后各指标可逐渐恢复至治疗前，非甾体类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大于托瑞米芬。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肿瘤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3年版）》，旨在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其中，“首次治疗前临床TNM分期诊断率”“首次治疗前临床TNM分期检查评估策略符合率”等指标，为制定合理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奠定国家标准。本文结合《中华医学会乳腺外科临床实践指南》相关内容，针对乳腺癌组织病理学取材、cN0期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早期乳腺癌保留乳房手术、改良根治术腋窝淋巴结清扫、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手术、乳腺腔镜手术同质化、晚期乳腺癌外科治疗原则、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和乳腺外科手术分级标准等近年来临床关注的乳腺外科热点问题提出观点，希望为提高中国乳腺外科临床工作同质化水平提供帮助。

回顾北京协和医院2015年至2021年11月收治的10例抗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患者的临床资料、诊疗方案和预后。女性8例，中位年龄55岁，主要表现为行走不稳（10/10），头晕（8/10），复视（6/10），构音障碍（5/10）。4例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白癜风（3/4）、桥本甲状腺炎（1/4）、血小板减低症（1/4），1例患者合并小细胞肺癌。所有患者均接受免疫治疗，6例临床症状改善，5例功能预后良好。抗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可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仅少数患者合并肿瘤。半数以上患者对免疫治疗有效，功能预后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