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是治疗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有效方式之一，最大肿瘤直径>5.5 cm，距原发肿瘤手术时间<2年，CEA水平>80 μg/L，肝移植时疾病进展状态是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移植总体预后优于单纯姑息性化疗，低风险患者可达到比肩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细胞癌肝移植效果，但无病生存期较短。肝移植后肿瘤复发多仅累及肺部。可尝试使用边缘供体或左外叶移植物。移植术后化疗安全性较好，可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胰腺癌作为预后最差的消化道肿瘤，50%病人确诊时已合并远处转移，其中以肝脏转移最常见。胰腺癌合并远处转移一直被认为是手术禁忌证，但在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模式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化疗、靶向药物的研发及治疗方案的新型组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部分经化疗筛选的肝脏寡转移病人，外科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笔者回顾近年胰腺癌合并肝脏寡转移的治疗现状与进展，深入探讨其外科治疗的指征，评价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转移性肾癌原发灶联合转移灶切除术后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1年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2例肾癌伴远处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0例，女2例。平均年龄53.7(36~67)岁。平均体质指数(BMI)25.8(20.9~30.8)kg/m 2。右肾肿瘤6例，左肾肿瘤6例。原发肿瘤平均直径7.1(2.7~16.0)cm。肺转移2例，肝转移1例，骨转移9例。12例均先后完成肾原发灶和转移灶切除手术。原发灶切除术后出现转移灶的中位时间为2.5(1~84)个月。 结果:本研究12例原发灶切除术后病理结果：肾透明细胞癌10例，肾乳头状细胞癌2型1例，肾集合管癌1例；转移灶病理结果均与原发灶相同。原发灶切除术后行化疗3例，放疗6例，靶向药物治疗2例。12例中位随访时间34(2~96)个月，3例(25%)死亡。其中年龄( P=0.265)、性别( P=0.183)、BMI( P=0.152)、原发灶肿瘤大小( P=0.082)、是否行放化疗和靶向治疗( P=0.915)与总生存率之间无明显相关性，原发灶切除术后转移灶出现时间( P=0.046)与总生存率显著相关。 结论:原发灶切除术后至转移灶出现的时间是影响转移性肾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患者63岁，因发现PSA升高就诊，查血tPSA 10.04 ng/ml。盆腔MRI检查考虑前列腺癌侵犯精囊腺。穿刺病理诊断为前列腺腺癌，Gleason评分4＋5＝9分。骨扫描检查阴性。患者先后接受根治性手术、辅助内分泌治疗、挽救性放疗，进展为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后又接受多西他赛化疗、阿比特龙、镭-223、肝转移灶局部射频消融、卡巴他赛化疗、白蛋白紫杉醇化疗等治疗，在多学科诊治与全程管理下获得了长达73个月的长期生存。

目的:比较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转移性肾细胞癌伴横纹肌样分化(mRCC-R)与伴肉瘤样分化(mRCC-S)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采用TKI治疗的5例mRCC-R和9例mRCC-S患者的临床资料。mRCC-R患者5例，男3例，女2例；年龄(60.2±7.1)岁；临床表现为腰、腹部疼痛2例，纳差、消瘦1例，体检发现2例；肿瘤位于左肾3例，右肾2例；肿瘤长径(8.8±4.1) cm；病理诊断为透明细胞癌5例；术后发生肺转移4例，肺转移合并腹膜转移1例。mRCC-S患者9例，男8例，女1例；年龄(58.0±8.0)岁；临床表现为腰、腹部疼痛1例，肉眼血尿1例，消瘦1例，体检发现6例；肿瘤位于左肾4例，右肾5例；肿瘤长径(8.9±3.5) cm；病理诊断透明细胞癌9例；术前存在肺转移1例，术后发现肺转移3例，骨转移1例，腹膜后淋巴结转移1例，脑转移1例，肺转移合并肝转移1例，肺转移合并骨转移1例。两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肿瘤位置、肿瘤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出现转移后5例mRCC-R和6例mRCC-S应用索拉非尼，2例mRCC-S应用舒尼替尼，1例mRCC-S应用阿昔替尼治疗。比较mRCC-R组与mRCC-S组应用TKI后患者生存情况，以及同一病理类型患者术后早期(<3个月)与≥3个月后使用TKI的生存情况。对两组出现相同转移部位患者应用TKI后的生存情况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mRCC-R组和mRCC-S组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26.5±5.5)个月和(20.7±4.7)个月( P＝0.329)，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21.9±5.5)个月和(6.3±2.1)个月( P＝0.013)。mRCC-S组中术后早期和术后≥3个月使用TKI治疗患者的OS分别为(27.5±6.5)个月和(16.8±6.1)个月( P＝0.619)，PFS分别为(12.3±3.3)个月和(3.3±1.7)个月( P＝0.096)；mRCC-R组中术后早期出现转移并使用TKI治疗仅1例，最终因疾病进展后死亡，OS为3个月。mRCC-R组和mRCC-S组中单纯肺转移患者的OS分别为(33.3±2.2)个月和(19.5±8.9)个月( P＝0.118)，PFS分别为(27.3±3.1)个月和(7.8±4.2)个月( P＝0.009)。 结论:TKI治疗mRCC-R的疗效优于mRCC-S。对于单纯肺转移的患者，mRCC-R的PFS优于mRCC-S。mRCC-S患者术后早期应用TKI与术后≥3个月应用TKI，预后无明显差异。

本文报道1例恶性肿瘤继发皮肌炎、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女，70岁，先后出现皮疹、肌无力、腹胀及呼吸困难，伴抗小泛素样修饰物活化酶（SAE）抗体阳性，糖类抗原19-9（CA19-9）显著升高，CT提示肺栓塞、肺部占位、胆囊底壁缩窄，后PET-CT提示胆囊为恶性病变，手术病理证实为胆囊癌伴肝转移，最终诊断为胆囊癌、肿瘤相关性皮肌炎、急性肺栓塞。

目的:探讨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28例行根治性切除术治疗Ⅱ~Ⅲ期结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8例，女110例；中位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25~87岁。所有病人行开腹或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术后复发情况。（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3年复发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将独立危险因素引入R 3.6.1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区分度。使用R软件绘制校准度曲线图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一致性。 结果:（1）术后复发情况：228例病人中，53例术后复发，其中局部复发19例，远处转移34例。34例远处转移病人中，肝转移14例、肺转移7例、脑转移4例、多发转移及其他部位单发转移9例。53例病人术后复发时间为12个月（6~19个月）。（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肠梗阻、术前癌胚抗原（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χ2=4.463、13.622、10.914、5.911， P<0.05）。病理学N分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期或N2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3.129，3.071，7.634，3.439，15.467，95%可信区间为1.328~7.373，1.047~9.007，1.103~52.824，1.422~8.319，3.498~68.397， P<0.05）。（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术前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及病理学N分期引入R 3.6.1软件，构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术前CEA>5 μg/L的列线图评分为41.7分，腹腔积液为41.0分，血管侵犯为74.2分，病理学N分期N1期为45.1分、N2期为100.0分，各项危险因素不同取值得分总和对应术后复发概率。绘制ROC评价列线图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能力，其AUC为0.805（95%可信区间为0.737~0.873， P<0.05）。校准曲线图显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列线图模型预测复发概率与实际复发概率具有较好一致性。 结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或N2期是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风险。

目的:探讨横结肠癌网膜弓淋巴结转移的预后价值。方法:采用倾向评分匹配及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1月至2017年11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71例横结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02例，女169例；中位年龄为58岁，年龄范围为21~92岁。病人均由同一组外科医师施行全结肠系膜切除+网膜弓淋巴结清扫术。371例横结肠癌病人中，15例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阳性，356例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观察指标：（1）倾向评分匹配情况及匹配后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和阳性横结肠癌病人一般资料比较。（2）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和阳性横结肠癌病人随访及生存情况。（3）横结肠癌病人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肿瘤转移及生存情况。术后2年内每3个月随访1次，术后2~5年每6个月随访1次，术后5年每年随访1次。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1月。倾向评分匹配按1∶4最近邻匹配法匹配。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单因素 P<0.10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 结果:（1）倾向评分匹配情况及匹配后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和阳性横结肠癌病人一般资料比较：371例横结肠癌病人中，55例（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44例、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阳性11例）配对成功。倾向评分匹配前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病人年龄，M分期（0期、1期），术前癌胚抗原分别为60岁（24~92岁），328例、22例，4.1 μg/L（0.2~343.7 μg/L），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阳性病人上述指标分别为67岁（21~79岁），11例、4例，5.0 μg/L （0.7~952.4 μg/L），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1.440， χ2=9.031， Z=-2.086， P<0.05）。经倾向评分匹配后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病人上述指标分别为58岁（45~67岁），40例、4例，4.0 μg/L（2.0~10.0 μg/L），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阳性病人上述指标分别为67岁（59~71岁），9例、2例，5.0 μg/L（8.0~19.0 μg/L），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580， χ2=0.105， Z=-0.821， P>0.05）。（2）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和阳性横结肠癌病人随访及生存情况：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和阳性横结肠癌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分别为12~92个月和1~7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53个月和30个月。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阴性和阳性病人术后发生肝转移分别为3例和2例，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44， P>0.05）；术后发生异时性肺转移分别为1例和3例，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870， P<0.05）；5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82.3%和33.9%，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366， P<0.05）。（3）横结肠癌病人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pT分期、pN分期、M分期、网膜弓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横结肠癌病人预后的相关因素（风险比=1.599，5.107，4.511，6.273，95%可信区间为0.467~5.471，1.867~13.971，1.385~14.694，2.052~19.176，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N分期、M分期、网膜弓淋巴结转移是横结肠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6.399，6.163，4.024，95%可信区间为2.028~20.189，1.666~22.800，1.177~13.752， P<0.05）。 结论:横结肠癌网膜弓淋巴结转移阳性病人术后发生异时性肺转移率高，预后较差。网膜弓淋巴结转移是横结肠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评估肝动脉栓塞术（TAE）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NENLM）患者的疗效，分析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3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TAE治疗的NENLM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及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评价TAE术后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用中位总生存期（mOS）、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评价患者预后，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多因素Cox回归分析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9例NENLM患者，年龄（53.3±10.3）岁（23~74岁），男23例，女16例。其中9例为功能性神经内分泌肿瘤。原发部位位于消化系统的有31例，原发灶WHO分级为G1、G2级的共有32例。肝转移瘤血供丰富者有27例，13例患者肝肿瘤负荷>50%。30例患者联合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SSA）治疗。39例患者共行123次TAE，ORR为38.5%（15/39），DCR为76.9%（30/39）。围手术期无4~5级严重不良事件发生。中位随访时间38.7（95% CI：31.3~46.1）个月，mOS为37.3（95% CI：27.0~47.5）个月，mPFS为12.6（95% CI：7.1~18.1）个月。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联合长效SSA治疗是患者总生存期长的影响因素（ HR=0.207，95% CI：0.076~0.567， P=0.002）。 结论:TAE能有效降低NENLM患者肝转移瘤负荷，联合长效SSA治疗可提高患者的总生存期。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