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研究胸腺肽α1对脓毒症小鼠T淋巴细胞分化及炎症因子的影响，初步探讨胸腺肽α1对脓毒症小鼠预后的影响。方法:将雌性C57小鼠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3组：空白对照组、脓毒症组及胸腺肽α1治疗组，对3组小鼠血浆中T细胞计数、T细胞进一步分化及血浆和肺组织中对应炎性因子表达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小鼠96 h内生存状况进行分析。利用graphpad 7.0软件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组小鼠T淋巴细胞计数无明显差异，但在T淋巴细胞进一步分化中发现，胸腺肽α1组Th17较脓毒症组表达明显减少，Treg较脓毒症组表达明显增加，同时与T细胞分化相关的炎症细胞因子IL-10在胸腺肽α1组血浆及肺组织中表达均明显增加，而IL-17A在血浆及肺组织中表达均明显较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小鼠96 h生存分析发现胸腺肽α1组小鼠生存率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胸腺肽α1可增强脓毒症小鼠细胞免疫，改善其免疫、减轻炎症反应，进一步对脓毒症小鼠具有保护作用。

异位胸腺或鳃器分化的肿瘤相关报道日益增多，其包含异位胸腺瘤、异位错构瘤性胸腺瘤、伴胸腺样分化的梭形细胞肿瘤以及伴胸腺样分化的癌，认识和掌握此类肿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异位胸腺或鳃器分化的肿瘤的组织起源、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病理学特征、分子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以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和综述，旨在提高临床以及病理医师对此类肿瘤的认识以及诊断能力。

胸腺是T淋巴细胞发育分化的主要场所，是由高度特化的胸腺上皮细胞构成的三维网络结构的组织器官。胸腺中含有不同发育和分化阶段的T淋巴细胞，这些T淋巴细胞形成了一个能够特异性识别不同种类抗原、同时对自身抗原产生耐受的T淋巴细胞库。随着成人年龄的不断增长，胸腺会随着年龄变化产生一定程度的结构萎缩和功能衰退。胸腺退化也是免疫衰老的重要诱因，胸腺退化会使CD4 ＋T细胞群发生异质性改变，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机体患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的风险。文章系统综述胸腺退化的机制，以及细胞因子、激素、细胞疗法等在促进胸腺重建中的作用。

收集甲状腺癌显示胸腺样分化的3例患者临床资料，结合临床、影像及病理学资料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甲状腺显示胸腺样分化的癌是一种相对惰性的甲状腺癌，预后较好，其免疫表型与胸腺癌相似。

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TSLP)，作为一种多效性的细胞生长因子，不仅参与人体皮肤纤维化、表皮增生以及血管生成等过程，同时还对免疫相关疾病(如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等)中多种免疫细胞具有调控作用，是免疫细胞的关键调控因子。TSLP主要通过TSLP受体介导的JAK/STAT、NF-κB等信号通路，参与调控多种固有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肥大细胞、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自然杀伤性T细胞、固有淋巴细胞)以及适应性免疫应答细胞(T和B淋巴细胞等)的分化、增殖过程与功能。现就近年来TSLP对多种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及功能的调控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为探讨蚌壳式切口(Clamshell切口)在复杂纵隔肿瘤手术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手术技巧，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至2022年4月20例经Clamshell切口行切除的复杂纵隔肿瘤患者资料。男13例，女7例；年龄(55±5)岁。统计分析围手术期各项数据。全组手术过程顺利，无术中大出血和死亡。肿瘤最大直径(15±10)cm。手术时间(180±70) min，术中出血(200±150)ml。术中处理周围受累解剖结构，包括心包局部切除13例，肺切除10例，上腔静脉置换10例、上腔静脉成形4例，无名静脉置换6例。患者术后住院(8±5)天。6例出现术后并发症，其中持续肺漏气1例，一过性心律失常5例，均经治疗后好转。全组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病理：胸腺瘤9例，畸胎瘤4例，胸腺鳞状细胞癌3例，胸腺低分化癌、精原细胞瘤、绒毛膜癌和淋巴瘤各1例。针对复杂纵隔肿瘤，Clamshell切口较正中切口更具有暴露和操作优势，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入路选择。

信号素是一大类分泌型和膜结合型糖蛋白分子。它们在免疫应答的各个阶段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参与胸腺皮质和髓质结构的形成，促进树突状细胞（DC）的成熟及迁移，调节T、B细胞的活化、增殖及分化等。当信号素发生异常时，可导致免疫调节功能紊乱，从而促使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发展。本文将信号素在免疫系统的作用以及与自身免疫病的关系综述如下。

目的:分析唾液腺伴胸腺样分化的癌（CASTLE）临床病理特点。方法:收集并筛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病理科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满足唾液腺CASTLE诊断的病例。共收集7例患者，其中男性3例，女性4例，年龄11~70岁。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镜下表现、免疫组化、预后等特点。结果:7例唾液腺CASTLE均位于腮腺；病史1个月~1年，1例患者伴有面部麻木，1例偶有肿胀感；影像学上，4例考虑恶性肿瘤或恶性肿瘤待排。显微镜下，4例肿瘤累及周围腺体组织，所有肿瘤具有多少不一的淋巴组织背景，肿瘤细胞排列呈巢状，其中5例呈淋巴上皮癌样，2例呈鳞状细胞癌图像；淋巴上皮癌样肿瘤细胞除表达CD5外，还可表达CD117，呈鳞状细胞癌图像的病例局灶或部分表达CD117；所有病例均无EB病毒感染。6例有随访信息的患者均行术后放疗，均未见肿瘤复发及转移。结论:唾液腺CASTLE是一种少见的肿瘤，需与淋巴上皮癌和鳞状细胞癌鉴别，患者预后尚好，CD5在鉴别诊断中具有较大价值。

目的:探讨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的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载体对胶原诱导关节炎(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CIA)小鼠的治疗效果及其对巨噬细胞的作用机制。方法:对DBA/1小鼠注射牛Ⅱ型胶原建立CIA小鼠模型。建模成功的CIA小鼠分别给予尾静脉注射阴性对照腺病毒和HIF-1α-siRNA腺病毒，每周1次，共4周。实验分为空白组、CIA模型组、阴性对照组和HIF-1α-siRNA组。分离培养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s, BMDMs)，RT-PCR检测4组小鼠BMDMs中CD206、精氨酸(arginine, Arg)的相对表达量；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脾脏和胸腺中F4/80 +CD16/32 +M1和F4/80 +CD206 +M2型巨噬细胞比例；HE染色观察小鼠踝关节的病理变化；免疫组化法检测小鼠滑膜组织中巨噬细胞及其亚型水平。 结果:(1)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小鼠BMDMs中CD206 mRNA水平降低，Arg mRNA水平升高( P<0.01)。HIF-1α-siRNA可升高CIA小鼠BMDMs中CD206 mRNA表达水平( P<0.05)，降低Arg mRNA表达水平( P<0.01)。(2)与空白组比较，CIA模型组小鼠脾细胞和胸腺细胞中F4/80 +CD16/32 +M1巨噬细胞比例增加( P<0.05)，胸腺细胞中F4/80 +CD206 +M2巨噬细胞比例下降( P<0.05)。HIF-1α-siRNA可以降低CIA小鼠脾细胞和胸腺细胞中F4/80 +CD16/32 +M1巨噬细胞比例( P<0.05)，升高胸腺细胞中F4/80 +CD206 +M2型巨噬细胞比例( P<0.01)。(3)CIA小鼠踝关节的滑膜增生，以M1型巨噬细胞浸润为主；HIF-1α-siRNA可以减轻滑膜组织的增生及炎症细胞的浸润，尤其是M1型巨噬细胞的浸润。 结论:HIF-1α-siRNA可以降低胸腺细胞、BMDMs和小鼠滑膜组织中M1型巨噬细胞的比例，增加M2型巨噬细胞的比例，减轻CIA小鼠滑膜组织的巨噬细胞浸润和增生的情况，提示HIF-1α-siRNA可以通过调控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的分化而起到治疗CIA小鼠的作用。

目的:探讨趋化因子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与DTC进展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17年4月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76例DTC术后患者(男25例、女51例，中位年龄39岁)外周血血样，检测其中40种趋化因子水平。以不同方式对患者进行分组：(1)按照是否发生转移，分为非转移组( n＝13)和转移组( n＝63)；(2)按照DTC失分化程度，分为未转移组( n＝13)、仅淋巴结转移组( n＝48)、高度恶性组( n＝11)和碘难治性DTC(RAIR－DTC)伴远处转移组( n＝4)；(3)按照患者近2年随访 131I治疗次数，分为单次治疗组( n＝51)与多次治疗组( n＝25)。比较各组间趋化因子的水平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价有差异的趋化因子水平预测DTC转移及行多次 131I治疗的效能。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数据。 结果:与非转移组相比，转移组中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3[Eotaxin－3；(25.94±6.05)与(21.76±5.71) ng/L]、γ－干扰素[IFN－γ；(116.04±28.98)和(98.71±26.18) ng/L]、巨噬细胞衍生趋化因子[MDC；(1 468.08±401.74)和(1 082.94±423.30) ng/L]及胸腺表达趋化因子[TECK；505.22(419.80，563.36)和402.89(347.43，442.97) ng/L]的表达降低( t值：2.376、2.131、3.007， U＝215.000，均 P<0.05)。采用IFN－γ＋MDC＋TECK预测甲状腺癌转移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4(95% CI: 0.755～0.932， P<0.001)，灵敏度为79.37%(50/63)。未转移组、仅淋巴结转移组、高度恶性组和RAIR－DTC伴远处转移组间仅MD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468.08±401.74)、(1 121.59±454.20)、(976.07±281.04)和(922.68±342.41) ng/L; F＝3.564， P<0.05]，且随失分化程度增加MDC水平逐渐降低。与单次治疗组相比，多次治疗组中仅白介素(IL)－8的水平升高[28.20(23.22，32.51)与30.51(26.98，35.57) ng/L； U＝801.000， P<0.05]；IL－8预测行多次 131I治疗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48(95% CI：0.523～0.773， P<0.05)，灵敏度达100%(25/25)。 结论:在DTC中，IFN－γ、MDC及TECK水平降低可能是预测肿瘤发生转移的潜在标志；MDC很可能是DTC失分化的潜在分子靶标，其表达降低可能预示肿瘤失分化的恶性程度增加；IL－8或可用于预测患者是否需行多次 131I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