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肝胆胰中心手术后病理诊断的2例胰腺内异位副脾的临床资料，术前均误诊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本研究提示对于胰尾部的单发圆形实质性肿块，如果直径较小，CT强化方式和CT值与脾脏类似，应警惕胰腺内异位副脾的可能。可以结合超声造影、CT、MRI、核素扫描显像、生长抑素受体显像等加以诊断。如果仍然难以确诊，可以选择内镜超声下穿刺活检。

目的:提高对伴低Ki-67表达的肝脾T细胞淋巴瘤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高博博仁医院2020年会诊的2例肝脾T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并复习肝脾T细胞淋巴瘤相关文献。结果:例1脾脏及骨髓活组织检查标本及例2肝脏、脾脏及骨髓活组织检查标本见到形态较单一T淋巴细胞增生，可见抗原丢失，增殖活性低，结合细胞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最终均诊断为肝脾T细胞淋巴瘤，伴低增殖活性。后续均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至2023年5月患者一般情况良好。结论:伴低Ki-67表达的肝脾T细胞淋巴瘤较少见，早期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获得较好的临床预后。

目的:探讨建立一种快速识别活体小鼠血管内外淋巴细胞的方法。方法: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CD45-APCcy7抗体注射组(n＝6)、CD45-BV570抗体注射组(n＝3)和对照组(n＝3)。抗体注射组小鼠经内眦静脉丛注射抗小鼠CD45抗体(3 μg/只或5 μg/只)，对照组小鼠注射同等体积的磷酸缓冲盐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注射后2.5 min摘眼球取外周血，3 min时断颈处死小鼠，取淋巴结(lymph node, LN)、脾脏(spleen, SP)、骨髓(bone marrow, BM)、肝脏和肺脏与外周血一同制备单个核细胞悬液，每组细胞均进行CD4和CD8分子表面染色，流式细胞仪上机检测。结果: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CD45-APCcy7抗体注射组小鼠给予3 μg/只和5 μg/只两个剂量后，外周血中CD4 +和CD8 +细胞95%以上均为CD45 +细胞[CD4 +细胞：3 μg/只和5 μg/只CD45 +细胞百分率为(96.20±1.50)%比(98.77±1.88)%, t＝1.85， P>0.05；CD8 +细胞：3 μg/只和5 μg/只CD45 +细胞百分率为(99.27±0.75)%比(99.93±0.12)%， t＝1.52, P>0.05]，表明此两种剂量均可实现血管内淋巴细胞几乎全部活体、快速染色。在3 μg/只注射剂量下，使用同一克隆号不同荧光标记的抗CD45抗体检测时，外周血中95%以上CD4 +和CD8 +细胞均可被染色为CD45 +。在CD45-APCcy7抗体注射组和CD45-BV570抗体注射组CD4 +细胞中CD45 +细胞百分率分别为(96.20±1.50) %和(99.43±0.98)%；而CD8 +细胞中CD45 +细胞百分率分别为(99.27±0.75)%和(99.90±0.17)%均高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11.10，175.40，229.00，994.90， P值均<0.05)。淋巴器官和非淋巴器官染色结果表明，抗CD45抗体可清楚地区分CD45 +和CD45 -细胞群，两种不同标记的抗体对CD45 +细胞染色的百分率分别为LN[(0.35±0.23)%比(0.61±0.13)%； t＝1.69, P>0.05]、SP[(1.07±0.28)%比(2.87±1.13)%； t＝2.85, P>0.05]、BM[(0.85±0.24)%比(1.68±0.73)%; t＝1.89, P>0.05]、肝脏[(15.53±5.20)%比(19.60±9.36)%; t＝0.66， P>0.05]和肺脏[(29.97±6.14)%比(41.03±21.78)%; t＝0.85, P>0.05]，各组织中统计学分析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本实验建立了一种快速检测并区分血管内外淋巴细胞的方法，且可联合多种标记抗体一起检测，是一种高效、快速、准确的活体小鼠淋巴细胞检测手段。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目的:总结先天性白血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纳入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治的10例先天性白血病患儿。总结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随访等相关临床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男婴6例，女婴4例。发病日龄均为生后11 d内。10例患儿的入院主诉主要是黄疸（ n=4）、气促（ n=3）、发热（ n=2）和皮疹（ n=2）等；体格检查有8例脾脏增大，7例肝脏增大，7例有皮肤出血点/皮疹。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均明显升高，为（45.8~553.0）×10 9/L，伴有程度不同的贫血及血小板减少。经骨髓穿刺诊断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8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10例患儿均拒绝化疗。出院后3例失访；6例患儿自动出院后2个月内死亡；1例获自然缓解但2年后复发，经规律治疗后获完全缓解，随访至10岁未复发。 结论:先天性白血病病情重，病死率高。部分病例可获自然缓解，但须长期随访。

目的:探讨外源性髓鞘抗原的清除对其诱导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的作用。方法:用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35～55肽(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35-55，MOG 35-55)或FITC标记的MOG 35-55免疫C57BL/6J小鼠诱导EAE，通过分析过继转移的CFSE标记的mT/mG-2D2 CD4 ＋T细胞在脾脏内的增殖情况评估免疫系统内外源性髓鞘抗原的含量；免疫组织化学法和流式细胞术分析接种部位外源性髓鞘抗原的释放；组织切片HE染色探讨外源性髓鞘抗原快速清除的原因；通过对比分析背部和足垫免疫诱导的EAE，以及可溶性MOG 35-55的治疗效果验证外源性髓鞘抗原的清除在EAE中的作用。 结果:免疫第2天小鼠脾脏内mT/mG-2D2 CD4 ＋T细胞增殖占比显著高于免疫第7天[(52.6±6.8)% vs(18.5±4.9)%, P<0.01]；在发病小鼠(第13天)脾脏内mT/mG-2D2 CD4 ＋T细胞增殖与在初始小鼠脾脏内的增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4±1.5)% vs(2.5±1.4)%， P＝0.11]；免疫组织化学法和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MOG 35-55在接种部位释放并被CD11b细胞吞噬，EAE发病时接种部位已无MOG 35-55释放；组织病理切片显示，EAE发病时乳化剂周围形成的肉芽肿阻止乳化剂释放抗原，使抗原与外周免疫系统完全隔离；经足垫免疫诱导的小鼠不易发病与MOG 35-55持续刺激免疫系统有关，与CD4 ＋调节性T细胞没有直接关系；持续腹腔注射可溶性MOG 35-55可预防和治疗EAE。 结论:EAE小鼠免疫系统内外源性髓鞘抗原已完全清除，EAE的发生依赖外源性髓鞘抗原的完全清除。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研究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MSC）对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方法:将18只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等分为凡士林组、模型组和治疗组，每组6只。小鼠背部剃毛后，模型组和治疗组小鼠背部涂抹5%咪喹莫特乳膏62.5 mg每天1次，连续6 d，凡士林组小鼠涂抹等量的凡士林软膏；治疗组小鼠在第1、4天予尾静脉注射1.5 × 10 6个MSC。根据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每日评估小鼠背部皮损严重程度。末次涂药24 h后（第7天）取血并处死小鼠，取背部皮肤行HE染色，切取脾脏并获取单细胞悬液，流式细胞仪检测脾脏中Th1、Th17细胞亚群。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7A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多重比较采用Tukey检验，PASI评分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第7天，模型组小鼠背部出现明显的鳞屑性红斑，皮肤厚度为（78.73 ± 23.11）μm，凡士林组为（13.28 ± 4.57）μm，两组比较， q=19.25， P < 0.001，模型组炎性细胞浸润数亦显著增加（ q=7.21， P < 0.001）。治疗组小鼠PASI评分、表皮厚度、炎性细胞浸润数均显著低于模型组（均 P < 0.001）。治疗组小鼠脾脏Th17细胞亚群比例、血清TNF-α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 P < 0.05）。治疗组与模型组之间脾脏重量、脾指数、脾脏细胞计数、Th1细胞亚群比例及血清IL-17A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人脐带MSC可减轻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皮肤炎症，机制可能与抑制Th17细胞及TNF-α的生成有关。

本文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19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例经病理证实的肝包膜下脾组织植入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4例患者中1例有既往胰腺低分化腺癌并行胰腺体尾部及脾脏切除病史，2例有脾外伤病史。共6个脾种植结节，均位于肝包膜下，病灶最大径1.8~4.8（2.9±1.2）cm，边界清楚。CT平扫示结节密度稍低于肝脏，增强后动脉期明显强化，强化程度高于肝组织；延迟期强化程度减低，和肝组织密度相似或稍低。相对于脾结节及肝脏，植入脾组织包膜在动脉期强化稍低、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逐渐明显。MRI平扫示植入脾组织与正常脾脏信号相仿，T 1WI呈低信号，T 2WI呈均匀高信号，强化方式同CT增强，DWI示扩散明显受限。本研究提示有脾脏手术或脾外伤史患者，肝包膜下见界清结节，动脉期明显强化，边缘见渐进强化包膜，应考虑脾组织植入可能，以避免不必要的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