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肝胆胰中心手术后病理诊断的2例胰腺内异位副脾的临床资料，术前均误诊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本研究提示对于胰尾部的单发圆形实质性肿块，如果直径较小，CT强化方式和CT值与脾脏类似，应警惕胰腺内异位副脾的可能。可以结合超声造影、CT、MRI、核素扫描显像、生长抑素受体显像等加以诊断。如果仍然难以确诊，可以选择内镜超声下穿刺活检。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研究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MSC）对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方法:将18只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等分为凡士林组、模型组和治疗组，每组6只。小鼠背部剃毛后，模型组和治疗组小鼠背部涂抹5%咪喹莫特乳膏62.5 mg每天1次，连续6 d，凡士林组小鼠涂抹等量的凡士林软膏；治疗组小鼠在第1、4天予尾静脉注射1.5 × 10 6个MSC。根据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每日评估小鼠背部皮损严重程度。末次涂药24 h后（第7天）取血并处死小鼠，取背部皮肤行HE染色，切取脾脏并获取单细胞悬液，流式细胞仪检测脾脏中Th1、Th17细胞亚群。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7A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多重比较采用Tukey检验，PASI评分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第7天，模型组小鼠背部出现明显的鳞屑性红斑，皮肤厚度为（78.73 ± 23.11）μm，凡士林组为（13.28 ± 4.57）μm，两组比较， q=19.25， P < 0.001，模型组炎性细胞浸润数亦显著增加（ q=7.21， P < 0.001）。治疗组小鼠PASI评分、表皮厚度、炎性细胞浸润数均显著低于模型组（均 P < 0.001）。治疗组小鼠脾脏Th17细胞亚群比例、血清TNF-α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 P < 0.05）。治疗组与模型组之间脾脏重量、脾指数、脾脏细胞计数、Th1细胞亚群比例及血清IL-17A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人脐带MSC可减轻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皮肤炎症，机制可能与抑制Th17细胞及TNF-α的生成有关。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经手术切除且病理证实的21例脾脏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行开腹脾切除术10例；腹腔镜脾切除术5例；开腹胰体尾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4例；手助腹腔镜脾切除术2例。术后6例患者接受化疗，随访至2021年12月，中位随访时间4.5个月，21例患者4例失访，12例死亡，其余5例目前无瘤存活。本研究显示脾脏恶性肿瘤是一类发病隐匿、无明显特异性症状的少发恶性肿瘤，确诊仍依靠病理检查。手术切除联合系统化疗可能是最有希望的治疗方式，但脾脏恶性肿瘤的总体预后仍很差。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是常见的白血病类型，以血液、骨髓、淋巴结和脾脏中成熟、典型的CD5阳性B细胞的克隆性增殖和积聚为特征。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发展迅速，靶向治疗逐渐取代传统化学免疫疗法，成为CLL/SLL的主要治疗手段。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B细胞淋巴瘤-2（BCL-2）抑制剂、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抑制剂等药物的出现及联合方案的探索，革新了CLL的治疗模式，为复发难治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本文就治疗CLL/SLL的分子靶向药物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例56岁男性患者肾癌复发并脾脏转移，口服舒尼替尼（50 mg/d，用药4周、停药2周为1个周期，2个周期后减量至25 mg/d），因病情需要，加用帕博利珠单抗（100 mg静脉滴注，1次/3周）。应用舒尼替尼3个周期、帕博利珠单抗5个周期后，患者出现肌肉和关节疼痛、关节肿胀、活动障碍、肢端感觉异常，并陆续出现排便困难、饮水呛咳、吞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神经内科医师会诊后被诊断为吉兰-巴雷综合征，考虑可能与联合应用舒尼替尼和帕博利珠单抗有关。停用上述两种药物，给予地塞米松、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pH4），3 d后患者可自行翻身；5 d后吞咽、呼吸困难和肌肉、关节疼痛症状缓解；10 d后可在床旁站立；1个半月后可以独立行走。

目的:评估基因突变对芦可替尼治疗骨髓纤维化（MF）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0年12月服用芦可替尼治疗并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127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突变的56例MF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突变基因与芦可替尼疗效的关系。结果:①56例患者中，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36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后骨髓纤维化（PPV-MF）9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后骨髓纤维化（PET-MF）11例。②50例（89.29%）携带驱动基因突变，22例（39.29%）携带基因突变≥3个，29例（51.79%）检出高危基因突变（HMR）。③对于基因突变≥3个的MF患者，芦可替尼仍有较好的改善体质性症状及缩小脾脏的效果（ P=0.001， P<0.001）。与基因突变<3个组比较，基因突变≥3个组停药前持续用药时间（TTF）及无进展生存期（PFS）明显缩短[356（55~1061）d对471.5（50~1270）d， z=-2.701， P=0.007；444（91~4109）d对1248.5（91~7061）d， z=-2.030， P=0.042]。④与未检出HMR的患者比较，≥2个HMR患者的芦可替尼缩脾效果较差（ t=10.471， P=0.034），TTF及PFS明显缩短（ P<0.001， P=0.001）。⑤在携带ASXL1、EZH2、SRSF2等附加基因突变患者中，芦可替尼缩脾、症状改善及稳定骨髓纤维化作用较差，携带ASXL1、EZH2突变患者TTF[ASXL1：360（55~1270）d对440（55~1268）d， z=-3.115， P=0.002；EZH2：327（55~975）d对404（50~1270）d， z=-3.219， P=0.001]及PFS较未携带者明显缩短（ASXL1：457（50~1331）d对574（55~1437）d， z=-3.219， P=0.001；EZH2：428（55~1331）d对505（55~1437）d， z=-2.576， P=0.008]。 结论:MF患者携带的基因突变类型、数量以及HMR对芦可替尼疗效有一定影响。

目的:探讨腹盆腔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瘤（DSRCT）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22年6月乐清市人民医院收治3例和温州市人民医院收治5例腹盆腔DSRCT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例，女3例；年龄为（43±5）岁。患者均行MRI平扫+增强扫描检查。观察指标：（1）腹盆腔DSRCT影像学特征。（2）腹盆腔DSRCT治疗与病理学检查特征。（3）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腹盆腔DSRCT影像学特征。①肿瘤部位：8例患者中，肿瘤分别位于右季肋区肝下缘、右髂区回盲部内侧、右髂区盲肠内侧、左季肋区胃胰间隙、左髂区肠系膜间隙、盆腔膀胱右侧各1例，左季肋区腹膜后间隙2例。②肿瘤大小：8例患者有13个病灶，瘤体最大径为9.1（3.5~20.0）cm；其中单发肿瘤5例，多发肿瘤3例。③肿瘤形状与界限：8例患者中，4例肿瘤呈膨胀性生长，4例肿瘤呈侵袭性生长；5例瘤内坏死囊变，4例瘤内出血，4例瘤内见斑点状钙化，3例瘤周渗出改变（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种影像学表现）。④MRI平扫检查影像学特征：8例患者中，MRI平扫检查T1加权成像呈均匀低信号4例，低信号中夹杂斑点状高信号（伴出血）4例；T2加权成像（T2WI）呈均匀高信号3例，边缘高信号中央斑片状及斑点状更高信号5例；T2WI脂肪抑制序列呈高、等、低混杂信号5例，呈高、低信号3例；弥散加权成像呈均匀高信号3例，呈高、等、低混杂信号5例。⑤MRI增强检查影像学特征：8例患者MRI检查增强后均呈不均匀强化，其中2例动脉期实质部分显著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程度略降低；4例动脉期实质部分中度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缓慢退出；2例动脉期实质部分轻度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缓慢退出。8例患者中，3例肿瘤呈环形强化，瘤内见条索状或网格状强化，3例瘤周见血管增多增粗。⑥肿瘤侵犯周围组织与转移：8例患者中，肿瘤侵犯肠管4例，侵犯周围组织2例，侵犯左肾、脾脏及胰尾1例，侵犯左输尿管下段1例。8例患者中，腹腔、腹膜后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5例，腹膜多发结节状增厚及腹水4例，肝、肺转移2例，肋骨、股骨及骶骨转移1例（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处肿瘤转移）。（2）腹盆腔DSRCT治疗与病理学检查特征。8例患者中，3例肿瘤界限清晰行完整切除术；3例肿瘤与周围血管紧密粘连行部分肿瘤切除术；2例腹膜、网膜、肠系膜及周围肠管广泛转移仅取肿瘤组织行病理学检查。8例患者经显微镜检查、电镜检查、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细胞遗传学检测结果确诊为DSRCT。（3）随访情况。8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期间均死亡。结论:腹盆腔DSRCT MRI检查特征为单发或多发分叶状肿瘤，界限不清晰，常侵犯网膜、系膜、腹膜及邻近组织；信号混杂，增强扫描检查呈不均匀轻中度强化。

患者 男性，52岁，因“上腹部不适3周余”于2020年11月19日入院。患者3周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不适，无发热黄疸，无恶心呕吐，无腹泻便血。2020年11月12日外院腹部平扫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大片状或条索状低密度影，占位可能，合并肝内胆管扩张；腹部动态增强MRI检查结果提示：（1）肝右叶巨块状异常信号影，增强后有不规则条索状分割样强化，门静脉右支低信号充盈缺损影，考虑为巨块型肝癌伴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2）肝硬化；（3）脾大。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炎、结核病等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吸烟史3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30年，白酒平均350 ml/次，每天3次。无类似肝炎或肝癌家族史。入院体检：一般生命体征平稳，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PS）0分，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肝肋下2 cm，脾脏未触及，皮肤巩膜无黄染，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1 210 μg/L，总胆红素16.9 μmol/L、直接胆红素8.1 μmol/L、总蛋白72.0 g/L、白蛋白39.4 g/L、ALT 47 U/L、AST 45 U/L、凝血酶原时间12.1 s、国际标准化比值1.01、乙肝表面抗原6 535 U/ml、乙肝E抗原4.10 COI、乙肝E抗体0.699 COI、乙肝核心抗体0.008 COI、乙肝病毒定量2.36×10 3 U/ml。入院后复查上腹部平扫+多期增强CT（图1，2），结果显示：（1）肝右叶肿块，最大截面135 mm×104 mm，考虑为肝细胞癌；（2）门静脉主干及右支内栓子形成；（3）肝硬化、脾大。诊断：（1）肝细胞癌，伴PVTT Ⅲ型（cT3N0M0）、巴塞罗那分期 C期、中国肝癌分期Ⅲa期、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5分）；（2）慢性乙肝；（3）肝硬化（代偿期）；（4）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