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儿童脾脏肿瘤行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8月至2022年8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科收治的8例行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患儿临床资料，主要观察指标包括肿瘤最大长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结果:8例患儿年龄6岁10个月至15岁4个月，中位年龄10岁9个月；肿瘤最大长径(7.7±4.1)cm，均顺利完成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无一例中转开腹手术，其中脾上段切除2例，脾下段切除5例，脾中断切除1例；手术时间(230.9±58.2)min，术中出血量(162.5±145.8)mL，术后住院时间(9.6±2.3)d。术后病理结果：4例脾囊肿，3例脾淋巴管瘤，1例脾血管瘤。1例术后出现腹腔出血，经输血、止血等对症保守治疗后好转；2例术后出现血小板升高，予口服双嘧达莫片预防血栓形成，术后1个月血小板恢复正常。无一例出现感染、静脉血栓、残脾梗死等并发症。随访6~24个月，无一例肿瘤复发。结论: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治疗儿童脾脏良性肿瘤安全可行，可保留正常脾脏功能，术中对二级脾蒂的处理是关键。

病例1，男性，52岁，因“右上腹不适2 周”入院，既往曾因外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手术，查体上腹部见陈旧性手术切口瘢痕，无其他阳性体征。入院前当地医院CT增强扫描显示：肝右叶肿瘤大小约5.5 cm × 6.0 cm × 9.0 cm，合并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癌栓累及门静脉右支（程氏分型 ［1］Ⅱ型，图1A）。术前肝功能Child-Pugh A级，吲哚菁绿排泄试验（indocyanine green，ICG）R15为7.9%，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310 ng/mL。择期行“肝动脉染色法”解剖性右半肝切除术 。取右上腹反“L”形切口，常规腹腔探查，无腹腔转移。切除胆囊，游离肝周韧带，切断结扎肝右后下静脉。在第一肝门处，采用Glisson蒂鞘内解剖法，分离出肝右动脉并悬吊之。细针穿刺肝右动脉、注入美蓝5 mL并将其结扎后，肝右叶和肿瘤存在染色面（图1B）。解剖第二肝门，在肝外分离出肝右静脉并切断，残端缝扎。以肝脏染色面作为肝脏切除线，采用电凝联合Cusa切肝法离断右半肝，其间注意保护肝中静脉。在第一肝门处离断、结扎右肝管，在其后方找到门静脉右支并切开，取出癌栓（图1C）。检查肝创面无出血、无胆漏，将切断的肝镰状韧带重新缝合固定，防止术后肝扭转。腹腔放置引流管1根，关闭切口。手术切除标本见图1D。

目的:探讨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治疗儿童血液病所致脾功能亢进的优势、可行性与安全性。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21年4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因血液病所致脾功能亢进行腹腔镜脾切除术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共32例，其中男13例，女19例，年龄5~16岁；包括地中海贫血28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4例。18例行传统腹腔镜下分束结扎脾蒂脾切除术(传统组)，14例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腹腔镜下原位脾切除术(原位切闭器组)。比较两组患儿围手术期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32例患儿中，2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合并胆总管急性梗阻，行禁食、胃肠减压及抑酸抑酶好转，1个月后行脾切除手术治疗；其余30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一例中转开腹患儿。围手术期，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术后住院时间[(5.2±1.5)d]较传统组[(7.1±1.3)d]明显缩短( P<0.05)，而两组术后肛门排气排便时间[(2.3±0.1)d比(2.1±0.8)d]、术后进食时间[(2.7±0.9)d比(2.2±0.2)d]、术后使用抗生素时间[(2.1±0.4)d比(2.4±0.3)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较传统组手术时间[(89±13)min比(192±26)min]、术中出血量[(18±2.6)mL比(51±2.8)mL]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发现：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血红蛋白术前(76.21±5.5)g/L，术后1周(86.88±3.2)g/L，术后1个月(89.12±5.6)g/L，术后6个月(97.27±4.27)g/L，术后1年(118.25±13.36)g/L；传统组血红蛋白术前(76.21±5.5)g/L，术后1周(86.88±3.2)g/L，术后1个月(89.12±5.6)g/L，术后6个月(97.27±4.27)g/L，术后1年(118.25±13.36)g/L；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血小板术前(435.12±44.86)×10 9/L，术后1周(764.27±33.42)×10 9/L，术后1个月(531.75±31.48)×10 9/L，术后6个月(528.42±21.63)×10 9/L；传统组血小板术前(431.28±32.33)×10 9/L，术后1周(745.88±25.38)×10 9/L，术后1个月(532.89±21.12)×10 9/L，术后6个月(512.46±22.67)×10 9/L；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传统组中2例曾于术中输注0.5 U的红细胞悬液。两组术后均无一例发生严重爆发性感染。传统组有1例形成门静脉血栓，经溶栓治疗后缓解。 结论: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治疗儿童血液系统疾病所致脾功能亢进手术时间短，损伤小，出血少，术后康复快，术后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较传统腹腔镜手术有一定的应用优势。

回顾性分析67例行全腹腔镜脾脏切除术（total laparoscopic splenectomy，TLS）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A组10例：无门静脉高压症，TLS使用一级脾蒂离断法；B组13例：无门静脉高压症，TLS使用二级脾蒂离断法；C组20例：有门静脉高压症，TLS使用一级脾蒂离断法；D组24例：有门静脉高压症，TLS使用二级脾蒂离断法。手术时间、手术出血和住院时间C组高于A组，D组高于B组（ P<0.05）；住院总费用，手术损伤、术后并发症和二次手术的总发生率C组高于A组和D组（ P<0.05）。研究结果表明，门静脉高压症是TSL的危险因素，但不是手术禁忌，无门静脉高压症的TSL两种脾蒂离断方法均是安全可行的，有门静脉高压症的TSL二级脾蒂离断法或两种脾蒂离断法的联合使用较单一的一级脾蒂离断法更加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完全腹腔镜下复杂性脾切除术中出血控制策略。方法:回顾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5月至2021年10月行完全腹腔镜下复杂性脾切除11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3例，女性8例，年龄(43.5±16.3)岁。8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3例血液病脾行复杂性脾切除，术中采取脾动脉优先阻断、脾周及脾蒂游离出血的预防策略控制术中出血。分析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拔除腹腔引流管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等。结果:本组1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复杂性脾切除术。11例患者手术时间(242.8±43.6)min，术中出血量范围50~1 480 ml，中位数180 ml，术后排气时间(3.9±0.8)d，拔除腹腔引流管时间(6.4±0.8)d，术后住院时间(13.1±3.9)d。11例患者术后无出血、胰瘘、胃瘘、结肠损伤、感染等并发症，出现脾静脉血栓1例，轻度胰腺炎2例，中量腹水4例。结论:脾动脉优先阻断、脾周及脾蒂游离出血的预防策略能有效控制和预防术中出血，是完全腹腔镜下复杂性脾脏切除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目的:探讨确定性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的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2016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收治的105例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病例；男性30例（28.6%），女性75例（71.4%）；中位年龄58（ P25， P75：52，64）岁。纳入标准：临床诊断为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且接受确定性手术治疗（即切除放射性损伤肠管+一期消化道重建）、资料完整的病例，排除肿瘤复发或拒绝手术的患者。根据术前评估结果和临床表现，选择最佳切除部位。观察指标：（1）术前评估情况（包括营养风险筛查评分、术前梗阻或瘘的情况）；（2）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3）确定性手术情况；（4）术后并发症情况，Clavien-Dindo分级为Ⅲ~Ⅴ级定义为中-重度并发症。 结果:（1）术前评估情况：88例（83.8%）患者在放疗结束超过1年出现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症状。98例（93.3%）患者术前营养风险筛查评分≥3分，74例（70.5%）患者接受术前肠外营养支持，中位营养支持时间为10.5（7.0，16.0）d。16例（15.2%）患者术前因严重梗阻接受小肠减压管置入。（2）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全部患者中，有87例（82.9%）临床表现为肠梗阻，均接受放射性损伤肠管确定性切除+一期消化道重建；18例（17.1%）患者临床表现为肠瘘，均接受放射性损伤肠段、肠瘘确定性切除+一期消化道重建，其中3例回肠直肠残端瘘患者同时接受带蒂大网膜盆腔封闭术；4例回肠膀胱瘘患者中，2例患者因术前已行肾造口减压而接受膀胱瘘切除和膀胱修补术，另2例患者在瘘口近远端离断小肠并关闭肠袢，不行瘘口切除及肠瘘和膀胱瘘修补术。（3）确定性手术情况：中位确定性手术时间和中位术中失血量分别为230（180，300）min和50（20，50）ml。105例患者中，92例（87.6%）患者吻合部位为回肠-结肠吻合，其中回肠-结肠肝曲和回肠-结肠脾曲吻合分别为88例（83.8%）和4例（3.8%）；13例（12.4%）患者为回肠-回肠吻合。92例（87.6%）患者吻合部位严格位于放射野的对侧象限，13例（12.4%）患者吻合部位远离放射野。105例患者中，9例（8.6%）吻合口>1个，5例（4.8%）剩余小肠长度<180 cm，7例（6.7%）行小肠逆行排列术，4例（3.8%）因腹壁缺损接受同期腹壁重建手术，87例（82.9%）腹盆腔严重粘连（3~4级粘连）。术中3例（2.9%）出现并发症，均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术后中位住院时间为13.0（12.0，24.5）d，所有患者出院时均已恢复经口进食。（4）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后共14例（13.3%）患者共发生18例次中-重度并发症。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为5.7%（6/105），其中回肠-结肠吻合和回肠-回肠吻合的吻合口漏发生率分别为2.2%（2/92）和4/13（χ 2=17.29， P<0.001）；临床表现为肠瘘和肠梗阻的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分别为3/18和3.4%（3/87）（χ 2=4.84， P=0.02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30 d病死率为1.0%（1/105），为术后吻合口漏引起腹腔感染、感染性休克，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结论:确定性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肠损伤是安全可行的。

患儿 　女，13岁，2020年5月4日以"腹痛6 d"为主诉入院，入院前6 d出现右中腹痛，阵发性加剧，双腿屈曲时疼痛减轻，伴有呕吐胃内容物1次，无性生活史。当地医院考虑为急性阑尾炎予抗感染治疗，腹痛持续无好转遂转诊至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入院体格检查提示右下腹轻压痛，未触及包块，无反跳痛，处女膜环完整，肛门指诊直肠前壁隐约触及囊性包块。实验室检查：白细胞12.43×10 9/L，中性粒细胞84.6%，血红蛋白120 g/L，C反应蛋白99.6 mg/L，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指标正常，淀粉酶正常。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肝胆胰脾双肾输尿管未见异常，阑尾区未探及明显包块及游离无回声区。子宫附件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厚0.19 cm，左侧卵巢可见，左侧卵巢旁探及无回声肿物，大小为6.2 cm×4.7 cm×5.2 cm，边界清楚，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右侧卵巢可见。腹部CT平扫检查(因夜间急诊无法行CT增强扫描)提示盆腔类圆形囊性灶，大小为6.6 cm×5.7 cm×5.2 cm，内壁光整，CT值为0~11 HU，余未见异常(图1)。经术前讨论，考虑为卵巢囊肿并蒂扭转可能性大，腹痛持续，有明确的手术探查指征，急诊行全身麻醉下腹腔镜探查术，术中探查见子宫后位，大小正常，表面光滑，稍水肿，盆腔直肠子宫陷凹可见一囊性肿物(图2)，检查后发现囊肿来源于左侧输卵管系膜，大小为6.2 cm×5.0 cm×5.0 cm，表面呈紫黑色，以左侧骨盆漏斗韧带及左侧输卵管为轴逆时针扭转720°，左侧卵巢稍水肿，血供正常，左侧输卵管扭转远端呈紫黑色坏死状，近端输卵管水肿(图3)；右侧输卵管可见一小系膜囊肿，大小为2.0 cm×2.0 cm×1.5 cm(图4)，向患儿家属详细交代病情后行左侧输卵管(子宫角水平)及系膜囊肿切除术，右侧输卵管系膜囊肿剥除术。术后给予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4 d后痊愈出院。术后病理诊断为左侧输卵管系膜囊肿，囊肿壁及输卵管组织出血性梗死，符合蒂扭转征象；右侧输卵管系膜囊肿，病理诊断为苗勒管源性囊肿(图5)。随访3个月复查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双侧卵巢可见，双侧附件未见包块。

游走脾是指脾脏脱离正常解剖位置而移位于腹腔其它部位的一种疾病.由于脾脏缺乏其固有附着韧带的支撑,易引发脾蒂扭转造成脾梗死,继而导致脾脏炎性纤维化及周围炎性粘连,因此一经诊断需要手术治疗.传统手术方式包括脾切除术、脾部分切除术加残余脾固定术.随着腹腔镜微创技术的发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外科采用腹腔镜梗死脾部分切除、残余脾腹膜后固定术成功治疗2例游走脾扭转患儿,现予以报道,并进行相关的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改良脾脏后外侧入路在腹腔镜巨脾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接受腹腔镜脾切除术(LS)的巨脾患者临床资料。共入组48例患者，其中男性29例，女性19例，平均年龄55.8岁。根据手术分离脾脏入路分为研究组( n＝26)：采用改良脾脏后外侧入路，脾蒂最后处理；对照组( n＝22)：经前入路，建立脾蒂后隧道，脾蒂优先处理。比较两组患者脾切除手术时间、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中出血量、中转开腹等指标和术后腹腔感染等并发症。随访预后。 结果:两组患者脾切除手术时间、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研究组术中出血量(50.2±15.1)ml、中转开腹2例(7.7%)、术中输血1例(3.8%)，优于对照组的(160.1±40.3)ml、7例(31.8%)、5例(2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研究组9例(34.6%)术后发生并发症，优于对照组的13例(5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1～15个月，研究组20例(76.9%)患者发生血小板增多症，7例(26.9%)门静脉血栓；对照组17例(77.3%)患者发生血小板增多症，6例(27.3%)门静脉血栓。 结论:改良脾脏后外侧入路分离脾脏用于腹腔镜巨脾切除安全可行。

目的 对大肠息肉流行病学、中医证型及其相关性进行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211例以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结肠息肉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中医证型分布及其相关性.结果 211例大肠息肉患者中,男女比例约3∶1;年龄为18～83岁,大于40岁患者大肠息肉检出率为88.6％;无蒂息肉占62.1％,多于有蒂息肉;多发性息肉占69.2％,多于单发息肉;直径小于1 cm息肉占75.8％;腺瘤性息肉占82.9％.常见中医证型包括脾胃虚弱证、肝气乘脾证、湿热伤中证、脾虚湿热证,其中脾胃虚弱证所占比例最高.在性别及是否有饮酒史分布上,中医证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大肠息肉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有饮酒史患者例数低于无饮酒史患者.在年龄、吸烟史、胆囊切除史方面,中医证型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息肉形态、息肉数目、息肉大小、息肉的病理类型上,中医证型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40岁以上男性患者是大肠息肉的好发人群,腺瘤性息肉较常见,脾胃虚弱证是较常见的中医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