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predominant diarrhea，IBS-D）患者肠屏障功能与膳食纤维摄入间的相关性。方法:招募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消化科门诊的IBS-D患者，并通过海报招募健康对照。通过标准化问卷评估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生活质量及所有受试者的精神心理状态。通过饮食频率问卷对所有受试者近1年的饮食习惯进行调查。以ELISA法测定受试者血清二胺氧化酶（diamine oxidase，DAO）。结果:共纳入64例IBS-D患者和35例健康对照者，两组性别比、年龄、体重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饮食限制是影响IBS-D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仅次于健康担忧。IBS-D患者膳食纤维摄入频率减低，相关食物摄入频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薯类（ P<0.01）、蔬菜（ P=0.002）、水果（ P=0.019）、豆类及其制品（ P=0.045）］，脂肪摄入频率升高，相关食物摄入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人群［加工肉（ P<0.01）、油腻食物（ P=0.009）、烧烤食物（ P=0.002）、动物内脏（ P=0.00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薯类可能降低IBS-D的发病风险（ OR=0.409，95% CI=0.232～0.722， P=0.002）。IBS-D患者的腹痛频率与油腻食物进食频率显著正相关。37例IBS-D患者和27例健康对照者测定了血清DAO，IBS-D患者血清DAO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77.0（55.3，100.6）μg/L比42.5（28.0，58.2）μg/L， P<0.01］。在所有检测血清DAO的受试者中，DAO水平与薯类、蔬菜、水果进食频率显著负相关，与加工肉、烧烤食物进食频率显著正相关。 结论:饮食限制是影响IBS-D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IBS-D患者可能存在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脂肪摄入过多的情况，薯类可能是降低IBS-D发病风险的一类食物。膳食纤维摄入频率的减低可能参与了IBS-D患者肠屏障功能的减低。

目的:研究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 EO）参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发生及作用机制。方法:①收集2017年至2021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96例NEC患儿和140例同期诊断的非肠道炎症性疾病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将96例NEC作为患儿NEC组，男58例，女38例；早产儿34例，足月儿62例；出生体重为（2.85±0.75 ）g；入院日龄为（11.87±9.96) d; EO绝对值为（0.27±0.23）×10 9/L。将余140例作为患儿对照组，男93例，女47例；早产儿16例，足月儿124例；出生体重为（3.28±0.52) g；入院日龄为（20.57±16.32) d；EO绝对值为（0.19±0.15）×10 9/L。患儿NEC组根据Bell分期分为Bell Ⅲ期组17例及Bell Ⅱ期组79例。从Bell Ⅲ期行手术治疗患儿术中切取NEC炎症损伤的肠壁全层作为患儿实验组，其附近损伤较轻的肠壁切缘全层作为患儿自身对照组。比较Ⅲ期组和Ⅱ期组患儿确诊后24 h内第一次血常规检查所得EO绝对值，对可能参与NEC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EO绝对值对NEC病情评估的作用。②动物造模选用7日龄C57BL/6J小鼠共75只，通过高渗配方奶灌胃+缺氧的方法构建NEC小鼠模型，分为小鼠对照组（15只）和小鼠NEC组（60只）。接着分别通过腹腔注射DMSO、DMOG和SB297006处理NEC组小鼠（共45只），分为DMSO组、DMOG组和SB297006组（各15只）。③检测患儿实验组和小鼠NEC组肠组织的缺氧诱导因子1A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A）、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1，CCL11）和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eosinophil peroxidase，EPX）的表达。腹腔注射DMOG、SB297006处理小鼠NEC组，检测肠道屏障完整性、肠组织炎症程度及Epx、Hif1α、Ccl11的表达水平。 结果:①在外周血EO绝对值与NEC的相关性方面，患儿NEC组与患儿对照组相比，外周血EO绝对值较高，为（0.27± 0.23）×10 9/L比（0.19±0.15）×10 9/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Ⅱ期组患儿EO绝对值高于Ⅲ期组，为（0.30±0.22）×10 9/L比（0.13±0.22）×10 9/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体重（ OR=0.44, 95% CI：0.24~0.82）、EO绝对值（ OR=9.72，95%CI: 2.08~45.36），是参与NEC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EO绝对值预测NEC病情严重程度的曲线下面积为0.818，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24%和72.15%。②在HIF1A通过调节CCL11参与NEC的发生方面，相较于患儿自身对照组，在患儿实验组肠组织中HIF1A、CCL11的表达增高，患儿实验组和患儿自身对照组HIF1A mRNA的表达水平为0.2 961±0.1 489比0.1 001±0.0 770，HIF1A蛋白表达水平为0.7 507±0.2 276比0.0 537±0.0 210, CCL11 mRNA的表达水平为0.0 512±0.0 590比0.0 099±0.0 091 ，CCL11蛋白表达水平为0.7 352±0.1 987比0.1 589±0.0 802。③NEC模型小鼠肠道绒毛短且细胞排列紊乱，绒毛核心分离，肠道黏蛋白减少，小鼠NEC组肠组织中肠屏障相关蛋白Cldn1的相对荧光强度降低，炎症因子Tlr4的相对荧光强度增高。Cldn1在DMOG组表达升高，SB297006组表达下降；Tlr4在DMOG组表达下降，SB297006组表达升高。在DMOG组与DMSO组相比，小鼠肠组织中Hif1α和Ccl11的表达水平升高，Hif1α蛋白表达水平为1.0 310±0.3 428比0.5 854±0.1 084，Ccl11 mRNA的表达水平为0.0 331± 0.0 373比0.0 028±0.0 025, Ccl11蛋白表达水平为0.8 196±0.2 145比0.3 543±0.2 638。 结论:EO可能受到HIF1A调控后参与NEC的发生，具有用来评估NEC病情严重程度的潜在作用。

动物肠系膜微循环活体观察装置的技术关键在于观察装置能够模拟腹腔内环境。微循环观察装置的技术要求：观察盒要能"保温、保湿、灌流、固定"，灯光照明要具备"强、聚、冷"特性。皖南医学院科研人员设计研制了一种新型肠系膜微循环观察装置，经实际使用发现，该装置能满足"保温、保湿、灌流、固定"的微循环观察研究技术要求，显微镜光源采用LED光源并具备"强、聚、冷"特性。该观察装置设计巧妙合理、技术稳定、操作方便、微循环观察效果良好，较好地解决了体外肠系膜微循环模拟腹腔内环境的技术难题，使微循环观察研究更加方便自如，为肠系膜微循环观察研究较理想的装置，值得推广应用。

患者，男，74岁。因右"眼红痛伴视力下降5 d"于2018年6月5日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入院前5 d，无明显诱因下突现右眼红痛伴视力下降，因在国外诊治不便，遂于1 d前回国，至某专科医院急诊就诊，查体右眼视力无光感可疑，眼睑肿胀，前房积脓，诊断为"右眼眼内炎，右眼眶蜂窝织炎待排"，给予头孢他啶2.0 g和奥硝唑0.5 g静脉滴注，同时给予局部抗生素（可乐必妥、托百士滴眼液点眼1次/h，迪可罗眼膏每晚点眼）及散瞳（l%阿托品眼膏点眼2次/d）治疗。患者于外院治疗1 d后，自觉右眼眼睑肿胀，睁眼困难加重，因病情发展较快，且合并全身疾病，转至我院就诊。既往病史：肝硬化6年，2年前因肝癌行肝切除手术；21个月前因牙齿松动缺损行整牙修复手术；20个月前因右手、双足甲癣行中药化腐清创术。否认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心脏疾病史，反复询问患者及其家属，均否认眼部外伤史，其余个人史及家族史均无阳性发现。全身查体示：神志清，精神稍差，表情较痛苦，体质瘦弱；体温37.0℃，脉搏72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130/52 mmHg（1 mmHg=0.133kPa）；头颈、胸腹部检查未见异常，左下肢中部胫骨前区局部红肿，约5 cm×10 cm，触之有痛感，皮温高于周围，表面破溃、结痂、干燥（见图1）；双下肢皮肤色素沉着，下肢及踝部浮肿色稍红，皮温不高，双足背动脉搏动正常，未见足癣表现。眼科专科检查示：右眼视力无光感，眼压无法精确测量，指触大致正常；右眼眶周软组织高度红肿、触痛；右眼睑肿胀且睑裂不能睁开，眼球突出伴眼球运动障碍；右眼球结膜混合充血、高度水肿，角膜雾状混浊，角膜上皮片状脱落，前房可见黄白色积脓约4 mm，房闪（++），虹膜纹理尚清，瞳孔圆、小，直径1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晶体混浊，余结构窥不清；左眼裸眼视力0.6，前节及眼底未及明显异常；右眼眶压升高（T+2）/左眼眶压正常（Tn）。初步诊断为：右眼眼内炎，右眼全眼球炎，肝硬化、肝癌术后，收入我院眼科治疗。入院后完善相关辅助检查示：血液检查、眼分泌物及皮肤破损处分泌物分别送微生物培养。血常规检查示：白细胞5.20×10 9/L（3.50~9.5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2.5%（40%~75%）；淋巴细胞0.48×10 9/L（0.80~4.00/L）、血小板数目68×10 9/L（125~350/L）、血小板百分比10.4%（20.0%~40.0%）、红细胞计数3.15×10 9/L（4.30~5.80/L）以及血红蛋白91 g/L（130~175 g/L）均较之前明显降低；尿常规示：尿蛋白（++），尿葡萄糖（弱阳）。血生物化学检查示：空腹血糖8.9 mmol/L（3.9~6.1 mmol/L）、糖化血红蛋白7.0%（4.0%~6.0%）、白蛋白31 g/L（32~48 g/L）、球蛋白45 g/L（23~35g/L）、白/球蛋白比0.7（1.1~1.9）、肌酐103 μmol/L（55~96）。血培养结果示：无真菌、厌氧菌生长，结膜囊分泌物细菌培养显示无细菌生长。来我院就诊前2 d，外院眼部B超示：右眼玻璃体混浊伴后脱离可能、视网膜脱离可能、脉络膜水肿增厚、球壁水肿（见图2）；外院眼眶CT示：右眼睑、眼球壁表面及其周围、视神经前段及眶周弥漫性软组织肿厚，伴泪腺稍肿大。考虑为炎症性病变（见图3）。患者右眼眼内炎诊断明确，考虑眼内炎已快速进展为全眼球炎，同时患者年龄大、全身合并肝硬化且有肝癌手术史，入我院后发现糖尿病，且下肢存在感染灶，若保眼球治疗则感染扩散的风险大，结合患者自身及其家属要求，故在麻醉监护下行右眼球内容物剜出术。术中沿角膜缘做切口后可见晶状体及大量黄白色黏稠脓液溢出，眼内容物均为脓性物。将色素膜去除干净，注射10 mg/ml万古霉素于巩膜壳内浸泡，5 min后采用37℃大量0.9%氯化钠溶液冲洗。将眼内容物送检验科行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显示：无乳链球菌感染；敏感抗生素：苄青霉素、万古霉素、四环素等；耐药抗生素：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红霉素等。无乳链球菌感染致内源性眼内炎极少见，进一步追问病史得知患者曾于2周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左下肢红肿伴痛感，未予诊治，肿痛自行有所缓解；就诊7 d前曾同家人至俄罗斯旅行，否认疫区及动物接触史。最终诊断为：右眼内源性无乳链球菌感染性全眼内炎，右眼全眼球炎；左下肢感染，2型糖尿病，肝硬化（代偿期），肝癌术后。右眼眼内容物剜除术后4 d，患者眼部情况及眶周症状明显好转，转至内科住院继续治疗2周。术后2周患者至我科复查（见图4），右眼眶区无肿胀，眼睑无红肿，结膜囊薄壳在位，未见脓性分泌物，结膜无红肿、渗出，切口对合良好，缝线在位。随访3个月全身情况稳定，未见复发。

目的:探讨大黄素对早期糖尿病肾病（DN）大鼠足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的影响。方法:选取健康雄性SD大鼠40只，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10只和实验组30只。对照组大鼠实验过程中采用普通饲料喂养。实验组30只大鼠采用高糖、高脂饮食喂养4周后，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40 mg/kg）的方法，制备DN模型，取造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DN组和大黄素治疗组（DN+大黄素组）。造模成功后，DN组继续高糖、高脂饮食；DN+大黄素组给予高糖、高脂饮食，联合大黄素（20 mg/kg）灌胃，每天1次，连续8周。各组大鼠在实验14周末观测以下指标：（1）收集24 h尿液，测定24 h尿蛋白量；（2）完成尿液收集后称体质量并记录；（3）处死后取腹主动脉血检测肾肌酐 、尿素氮 、血糖；（4）取左侧肾脏，苏木精-伊红（HE）染色、过碘酸希夫染色（PAS）观察肾脏病理改变，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Nephrin、Desmin蛋白的表达情况；（5）取右侧肾脏肾皮质部位组织，电镜下观察足细胞及基底膜变化情况。 结果:实验组大鼠30只，DN大鼠模型造模成功24只，实验过程中DN组及DN+大黄素组大鼠各死亡2只。（1）14周末对照组、DN组、DN+大黄素组大鼠体质量分别为（350.1±14.16）、（265.2±7.62）、（312.1±11.77）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36.50， P<0.001）。（2）对照组肾肌酐 、尿素氮 、血糖、24 h尿蛋白分别为（28.88±4.36）μmol/L、（8.76±0.50）mmol/L、（9.81±0.86）mmol/L、（3.60±0.79）mg；DN组分别为（92.30±7.30）μmol/L、（29.41±6.67）mmol/L、（25.10±4.10）mmol/L、（35.23±4.07）mg；DN+大黄素组分别为（52.10±5.80）μmol/L、（14.93±1.03）mmol/L、（16.51±1.14）mmol/L、（13.35±1.89）mg。与对照组比较，DN组、DN+大黄素组肾肌酐、尿素氮、血糖、24 h尿蛋白量均升高；与DN组比较，DN+大黄素组各项指标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3）HE染色观察肾组织形态学：对照组肾小球及肾小管结构未见异常；DN组肾小球硬化，肾小囊狭窄，部分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DN+大黄素组肾小球硬化及肾小囊狭窄均有改善。（4）PAS染色观察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系膜基质变化情况：对照组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结构清晰可见，系膜基质无异常；DN组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结构模糊，系膜基质增多；DN+大黄素组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结构较模糊，系膜基质较多。（5）免疫组织化学检测Nephrin及Desmin蛋白表达情况：与对照组比较，DN组、DN+大黄素组Nephrin蛋白光密度值均降低，Desmin蛋白光密度值均增加；与DN组比较，DN+大黄素组Nephrin蛋白光密度值增加，Desmin蛋白光密度值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6）透射电镜观察足细胞和基底膜变化情况：对照组足细胞轻度水肿，足突均匀、等宽排列，未见融合，基底膜完整，厚薄均一，3层结构明显；DN组足细胞呈中度水肿，足突明显融合、变宽，基底膜厚薄均一，3层结构明显；DN+大黄素组足细胞呈轻度水肿，足突融合、变宽情况减轻，基底膜厚薄均一。 结论:大黄素能显著改善早期DN大鼠的体质量、肾脏病理结构及功能，其机制可能与抑制足细胞发生EMT、促进肾病蛋白Nephrin的表达和减少足细胞EMT骨架蛋白Desmin表达有关。

目的:观察沙利度胺对大鼠紫杉醇诱发神经痛及其脊髓背角核因子-κB(NF-κB)通路表达的影响。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SD大鼠(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180～200 g，4～6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4组，每组12只。紫杉醇模型组(P组)：腹腔注射紫杉醇2 mg/kg，隔日1次注射，共注射4次，注射持续7 d；沙利度胺(Thalidomide)组(T组)：每天口服Thalidomide 100 mg/kg，隔日1次，连续4次；紫杉醇＋Thalidomide(P＋T)组：腹腔注射紫杉醇2 mg/kg＋每天口服Thalidomide 100 mg/kg，隔日1次，连续4次。空白对照组(C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并口服等量橄榄油。4组大鼠于给药前1 d (T1)，给药后第7天(T2)，第14天(T3)测机械缩足阈值(MWT)。于腹腔给药第14天MWT测完后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麻醉，快速取出脊髓背角，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法检测NF-κB p65、裂解的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3(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水平；将脊髓背角组织匀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其中白细胞介素(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蛋白表达水平。重复测量设计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随机区组设计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与C组(14.8±1.6)比较，P组、P＋T组大鼠MWT在T2(P组：5.2±0.8；P＋T组：9.8±0.8， t＝3.345、6.753， P<0.05)及T3 (P组：2.7±0.6；P＋T组：9.7±0.7)时点均显著降低( t＝5.642、7.865， P<0.05)，与P组比较，T2，T3时点T组(T2：14.9±1.1；T3：15.2±1.2， t＝6.483、8.964， P<0.05)，P＋T组大鼠MWT升高( t＝3.483、5.236， P<0.05)；与C组比较，P组脊髓背角NF-κBp65 (0.77±0.08)、cleaved Caspase-3 (0.88±0.11)、TNF-α (152.97±4.78) ng/L和IL-1β (83.64±3.49) ng/L均表达上调( t＝15.694、6.875、10.877、7.964， P<0.05)，P＋T组的NF-κBp65 (0.44±0.07)、TNF-α(81.79±3.89) ng/L和IL-1β(39.76±3.31) ng/L表达也显著上调( t＝6.483、12.567、5.674， P<0.05)；与P组比较，T组及P＋T组脊髓背角NF-κBp65 (T组：0.33±0.06；P＋T组：0.44±0.07， t＝9.587、10.566， P<0.05)、cleaved Caspase-3(T组：0.49±0.07；P＋T组：0.51±0.09， t＝9.443、7.568， P<0.05)、TNF-α(T组：(66.49±1.78) ng/L，P＋T组；(81.79±3.89) ng/L， t＝14.573、9.861， P<0.05)和IL-1β(T组：(24.83±2.38) ng/L；P＋T组：(39.76±3.31) ng/L， t＝19.313、15.465， P<0.05)表达却显著下调。 结论:沙利度胺可通过下调NF-κB及下游炎性因子IL-1β和TNF-α表达，减少cleaved Caspase-3生成，预防紫杉醇诱发神经痛发生。

目的:研究内质网应激和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在重症中暑肠黏膜损伤中的作用及内质网应激抑制剂4-苯基丁酸（4-phenylbutyric acid，4-PBA）的保护效应。方法:30只雄性BALB /c小鼠随机（随机数字法）分成对照组（control）、重症中暑组（heat stroke，HS）和4-PBA预处理组（4-PBA+HS，4-PBA 120 mg/kg，腹腔注射）。Control组置于室温，HS组和4-PBA+HS组置于高温气候动物培养箱[温度（35.5±0.5） ℃,湿度（60.0±5.0）%]，小鼠直肠温度达到42 ℃为重症中暑造模成功标准。中暑6 h后，采用比色法检测小肠匀浆丙二醛（MDA）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ELISA法检测血清白介素-1β（IL-1β）及白介素-18 （IL-18），HE染色观察肠道组织病理，电镜下观察肠道超微结构，Western blot检测葡萄糖调节蛋白78（glucose regulated protein 78，GRP78）、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同源蛋白（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homologous protein，CHOP）、NLRP3和活化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leaved caspase-1）蛋白表达。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如满足方差齐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如不满足方差齐性采用Welch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Dunnett's T3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control组相比，HS组小肠匀浆MDA升高（ t=14.243， P<0.01）而SOD下降（ t=7.781， P<0.01），血清IL-1β和IL-18显著升高（ t=12.664， P<0.01； t=16.240， P<0.01），小肠绒毛广泛破坏伴有炎症细胞浸润，内质网扩张及线粒体肿胀空泡化，小肠组织GRP78、CHOP、NLRP3和cleaved caspase-1蛋白表达增加（ t=14.824， P<0.01； t=12.667， P<0.01； t=9.298， P<0.01， t=6.588， P=0.001）。与HS组相比，4-PBA预处理降低MDA（ t=9.167， P<0.01）并升高SOD（ t=6.077， P<0.01），降低血清IL-1β和IL-18（ t=4.889， P=0.001； t=5.693， P<0.01），减轻小肠黏膜的病理改变及超微结构的损伤，降低了GRP78、CHOP、NLRP3和cleaved caspase-1蛋白表达（ t=9.080， P<0.01； t=7.152, P<0.01； t=4.249， P=0.005； t=3.650， P=0.011）。 结论:内质网应激和NLRP3参与重症中暑肠黏膜损伤，4-BPA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及NLRP3炎症小体活化减轻重症中暑肠黏膜损伤。

目的:探讨氯胺酮是否可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可能的机制。方法:成年雄性C57BL/6小鼠48只，6~8周龄，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4组（每组12只）：对照+生理盐水组（CN组）、对照+氯胺酮组（CK组）、PTSD+生理盐水组（PN组）、PTSD+氯胺酮组（PK组）。采用不可逃避足底电击法建立PTSD模型。CK组和PK组在建模后30 min腹腔注射氯胺酮2.5 mg/kg，连续注射14 d。建模后第15天行旷场实验，第16天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第17天处死小鼠取脑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海马组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mRNA水平，采用高尔基染色法观察海马组织锥体神经元树突棘密度（以下简称树突棘）的变化。结果:在旷场实验中，4组小鼠探索路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N组比较，PN组在旷场实验中中央格停留时间缩短（ P<0.05），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中开放臂进入次数和停留时间减少（ P<0.05），海马组织BDNF mRNA水平和树突棘密度降低（ P<0.05）；与PN组比较，PK组在旷场实验中中央格停留时间延长（ P<0.05），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中开放臂进入次数和停留时间增多（ P<0.05），海马组织BNDF mRNA水平和树突棘密度增加（ P<0.05）。 结论:PTSD模型小鼠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样行为，可能与海马组织BDNF mRNA水平和树突棘密度减少有关；氯胺酮可增加海马组织BDNF mRNA水平，提高树突棘密度，从而缓解PTSD小鼠的焦虑抑郁样症状。

严重的产后出血、上消化道出血、盆腹腔创伤性出血、破裂性腹主动脉瘤等外部压迫无法控制的致死性大出血所引起的严重休克，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血压下降、重要脏器灌注不足，甚至发生死亡，需要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进行复苏 [1]。但是这类患者伤情复杂，救治困难极大，尤其是在偏远事故现场、重大灾害、复杂战场环境等情况下后送转运困难，病死率极高 [2]。主动脉腔内球囊阻断技术可以在致伤后的短期内完成降低失血、维持血压的目的，进行有效的抗休克复苏，为进一步手术及支持治疗提供机会 [3,4,5]。但目前现有的用于主动脉阻断的球囊均存在一定缺陷，严重影响救治成功率。本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主动脉阻断球囊，并完成相关动物实验。

目的:采用尿酸钠诱导实验性大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观察大鼠的炎性反应及对踝关节Toll样受体相关蛋白表达和双氯芬酸钠的干预作用。方法:雄性无特定病原体级Wistar大鼠30只，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0.9%氯化钠注射液组）10只、模型组10只、双氯芬酸钠缓释片药物组（双氯芬酸钠片组，1.35 mg/kg体质量）10只。将尿酸钠晶体充分研磨后，加入适量0.9%氯化钠注射液和吐温-80（9∶1）制成混悬液进行造模，空白对照组大鼠同样位置注射0.9%氯化钠注射液。于造模后开始灌胃给药，0.9%氯化钠注射液组和模型组给予等容积纯净水，每天1次，共7 d，采用足趾容积装置测定大鼠（造模后4、8、24、48、72 h）的关节肿胀度，麻醉后腹主动脉取血测定大鼠肾功能、IL-1β、IL-6和TNF-α含量，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大鼠踝关节Toll样受体4（TLR4）、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NF-κBp65的蛋白表达。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2组间比较采用LSD- t法，不同时间段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法。 结果:造模后的大鼠右踝关节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行走迟缓、反应迟钝等症状。光学镜下观察，模型组大鼠踝关节滑膜细胞增生，局部可见细胞变性坏死和炎性细胞浸润。和0.9%氯化钠注射液组IL-1β、IL-6和TNF-α[（24.6±2.6）pg/ml，（132±20）pg/ml和（72±6）pg/ml]比较，模型组[（28.4±4.3）pg/ml，（173±26）pg/ml和（81±5）pg/ml]升高（ t=2.601， P<0.05； t=3.375， P<0.01； t=1.392， P>0.05）；和模型组比较，双氯芬酸钠片组大鼠炎症因子含量显著降低[（24.6±3.3）pg/ml，（151±21）pg/ml，（61±16）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296， P<0.05； t=2.909， P<0.05； t=2.352， P<0.05）。和0.9%氯化钠注射液组比较，免疫组织化学法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的模型组踝关节NF-κBp65、MyD88、TLR4的蛋白表达显著增加；与模型组比较，双氯芬酸钠片组显著抑制踝关节组织的NF-κBp65、MyD88、TLR4蛋白表达；3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免疫组织法： F=33.553， P<0.01； F=98.293， P<0.01； F=10.410， P<0.01；蛋白质印迹法： F=11.423， P<0.01； F=8.123， P<0.01； F=3.575， P<0.05）。 结论:由尿酸钠晶体引起的急性痛风关节炎模型大鼠炎性因子水平升高，踝关节组织的TLR4，MyD88/NF-κBp65蛋白表达增强，影响Toll样受体信号传导途径，双氯芬酸钠缓释片具有一定抑制和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