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的发病率和不良结果发生率高，在治疗方面尚未有公认特异有效的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剂，缺乏稳健且具有代表性的肝纤维化体外模型是阻碍抗肝纤维化药物研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现总结肝纤维化体外细胞模型研发的最新进展，重点分析基于肝星状细胞的诱导激活、细胞共培养及3D模型共建的肝纤维化体外模型，同时还基于肝窦内皮细胞展望了建立肝纤维化体外模型的潜在方法。

目的:探讨儿童巴尔通体肝脓肿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诊治的1例巴尔通体肝脓肿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分别以"Cat scratch disease" "Bartonella infection" "Acute liver failure" "猫抓病" "肝脓肿" "巴尔通体感染"为关键词检索PubMed、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建库至2022年10月报道的儿童巴尔通体肝脓肿病例，总结其资料。结果:患儿，男，11岁，否认猫抓史及饲养宠物史。反复高热20余天，伴脐周痛，颈部及腹腔淋巴结肿大，脾大；病程中伴血生化转氨酶轻中度升高，磁共振示肝内多发小占位，并提示脓肿可能，血二代宏基因病原体检测提示汉氏巴尔通体感染，发病后先后给予头孢哌酮舒巴坦、阿奇霉素、美罗培南、替考拉宁治疗，淋巴结缩小，但仍高热。给予多西环素、利福平抗感染治疗后症状缓解，肝内占位逐渐消失。文献检索共检索到28例巴尔通体肝脓肿患儿，其中男13例，女15例，11例患儿仅以发热为主要表现，14例发热伴腹痛为主要表现，3例仅以腹痛为主要表现。淋巴结肿大11例，肝脏肿大9例，腹部压痛8例，猫抓皮损3例。有明确实验室检测，12例白细胞计数升高，18例C-反应蛋白升高，18例红细胞沉降率升高，3例肝功能异常。影像学检查，13例行超声检查示肝脏内可见多个低回声结构，14例行CT检查示肝脏内多发低密度病变，5例行MRI检查示肝脏多发脓肿病变。23例患儿检测血巴尔通体抗体阳性，2例猫抓病皮肤实验阳性，3例进行肝或淋巴结组织活检示坏死性肉芽肿及多发星形微脓肿，3例进行血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血巴尔通体DNA阳性。有明确治疗方案及预后的20例，均治愈。结论:缺少猫抓病史及血巴尔通体抗体检测，巴尔通体肝脓肿诊断较困难，巴尔通体病原体宏基因高通量测序及肝脏影像学可辅助明确诊断；及早诊断，及时针对性抗感染治疗，巴尔通体肝脓肿患儿预后良好。

慢性肝损伤激活肝星状细胞产生I型胶原纤维，造成大量的细胞外基质堆积，从而形成肝纤维化。免疫微环境的变化在肝纤维化的进展和转归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是肝脏重要的固有免疫细胞，能够通过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和产生γ-干扰素等效应分子杀死肝星状细胞，起到明显的抗肝纤维化作用，同时也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NK细胞的作用受到其受体和各种免疫细胞和分子的调控。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进展为肝硬化、肝细胞癌等终末期肝病的重要环节，严重危害人类健康。NASH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肝实质细胞和肝窦内皮细胞、枯否细胞、肝星状细胞等非肝实质细胞（NPCs）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为进一步了解NPCs在NASH中的作用，现对NPCs在NASH发病机制中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外泌体是多种细胞分泌的具有双层膜结构的小囊泡，广泛分布于多种体液中，内含蛋白质、核酸等成分，能介导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参与细胞的多种生理病理活动。肝细胞、肝窦内皮细胞等细胞均能够以外泌体为介质与肝星状细胞进行信息传递，调控肝星状细胞的活化、迁移、凋亡等生物学活性。现就外泌体对肝星状细胞功能调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抗菌药物过敏反应报表，根据报表提供的患儿基本信息，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儿的电子病历，记录抗菌药物应用和过敏反应发生、治疗、转归情况，由3位药师根据相关标准对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分型和严重程度进行统一判定。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统计同期新生儿科就诊和住院患儿总例数并记录其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计算抗菌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结果:设定时段新生儿科抗菌药物过敏反应报表共73份，涉及73例患儿；同期使用抗菌药物的患儿为21 146例，抗菌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为0.35%。73例患儿中男性34例，女性39例；就诊或入院时的日龄为（14±7）d；使用注射制剂抗菌药物者69例（94.52%），口服制剂者4例（5.48%）。所用抗菌药物共7类20个品种，占比居前3位者为头孢菌素类（32例，43.84%）、青霉素类（21例，28.77%）和头霉素类（6例，8.22%）；过敏反应发生率居前3位者为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4）、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1.29%（4/311）]和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1.07%（4/374）]。73例患儿中过敏反应呈速发型者4例（5.48%），其中3例为严重病例（过敏性休克、呼吸困难、严重过敏样反应各1例）；非速发型69例（94.52%），主要表现为皮疹、消化系统症状和发热，其中6例为严重病例（肝胆系统损伤3例、粒细胞减少症2例、重症药疹1例）。经停药和/或抗过敏、对症治疗后，73例患儿中71例（97.26%）痊愈，2例（2.74%）好转。结论: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率为0.35%。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分型以非速发型为主，多为一般过敏反应，但速发型多为严重过敏反应。

目的:构建由激活肝星状细胞(aHSC)和肝癌细胞组成的新型共培养肝癌研究模型，探究其与传统模型的药效差异，以建立能够反映临床真实药效的体内外肝癌研究模型。方法:构建由激活肝星状细胞(aHSC)和肝癌细胞组成的新型共培养肝癌研究模型，通过细胞毒性实验、细胞迁移实验、药物滞留实验以及体内抑瘤实验比较新型共培养模型与传统单细胞模型在药效上的差异，并采用Western blot检测耐药蛋白P－gp和上皮－间质转化相关蛋白，Masson染色观察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的胶原纤维沉积情况，CD31免疫组化染色观察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的微血管密度。结果:单细胞模型和共培养模型的细胞毒性均存在药物浓度依赖性，随着姜黄素(CUR)浓度升高细胞存活率降低，但单细胞模型比共培养模型细胞存活率下降得更快。当CUR浓度为10 μg/ml时，共培养模型的细胞存活率为62.3%，迁移率为(28.05±3.68)%，均高于单细胞模型[38.5%和(14.91±5.92)%，均 P<0.05]。Western blot检测显示，共培养模型中P－gp和vimentin表达上调，分别为单细胞模型的1.55倍和2.04倍；E－cadherin表达下调，单细胞模型中E－cadherin表达水平是共培养模型的1.17倍。药物滞留实验显示，共培养模型能促进药物外排，减少药物滞留。体内抑瘤实验显示，m－HSC+H22共移植模型比H22单细胞移植模型小鼠肿瘤增长快，肿瘤体积大。给予CUR治疗后，m－HSC+H22共移植模型和H22单细胞移植模型小鼠肿瘤增长均受到抑制。Masson染色显示，m－HSC+H22共移植模型小鼠的肿瘤组织中胶原纤维沉积多于H22单细胞移植模型。CD31免疫组化染色显示，m－HSC+H22共移植模型小鼠肿瘤组织中的微血管密度高于H22单细胞移植模型。 结论:aHSC+肝癌细胞共培养模型增殖和转移能力强，易耐药，与肝癌的临床治疗表现相似，是一种优于传统单细胞模型的新型肝癌治疗研究模型。

目的:研究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MP）-1 siRNA、TIMP-2 siRNA对CCl 4诱导的肝纤维化大鼠肝星状细胞(HSC)中smad 2/3/4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采用前期构建的TIMP-1 siRNA、TIMP-2 siRNA治疗后肝纤维化大鼠的肝脏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用免疫组织化学、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及Real-time PCR法检测smad2、smad3、smad4的蛋白表达和相应的mRNA表达水平，并用正置荧光显微镜计数免疫荧光双标记TUNEL阳性细胞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阳性细胞。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ANOVA方差分析，均数两两比较采用SNK检验。结果: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TIMP-1 siRNA组、TIMP-2 siRNA组中smad2、smad3、smad4的蛋白表达量较模型组、阴性对照组明显减少（ P值均< 0.05）。Western blot结果也显示相同趋势，TIMP-1siRNA组、TIMP-2siRNA组中smad2、smad3、smad4的蛋白表达量较模型组、阴性对照组显著减少（ P值均< 0.01）。TIMP-1siRNA组、TIMP-2siRNA组smad2、smad3、smad4的mRNA表达量较模型组、阴性对照组明显减少（ P值均< 0.05）。免疫荧光显示TIMP-1 siRNA组（0.014 3±0.002 4）、TIMP-2 siRNA组（0.010 7±0.004 4）活化HSC的凋亡指数较模型组(0)、阴性对照组（0.002 4±0.002 4）增加（ P值均< 0.05）。 结论:TIMP-1 siRNA、TIMP-2 siRNA促进了活化HSC的凋亡，对smads蛋白的表达量有明显抑制作用。

患者女，64岁，诊断为肺脓肿，2021年7月1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治疗。入院时咳大量黄色浓痰，夜间气短、喘息，无发热。肺部CT检查提示右肺中叶大片变实，局部液化坏死，双肺下叶基底段小片状实变；血白细胞20.09×10 9/L，中性粒细胞比值75.8%，降钙素原正常，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均正常；痰培养鲍曼不动杆菌（敏感型）；肺泡灌洗液抗酸杆菌染色阴性。入院先后给予头孢哌酮舒巴坦3 g静脉滴注，1次/12 h（13 d）+左氧氟沙星0.5 g静脉滴注，1次/d（8 d）；头孢他啶2 g静脉滴注，1次/12 h（8 d）+左奥硝唑0.5 g静脉滴注，1次/d（8 d）+多西环素0.2 g静脉滴注，1次/d（4 d），以及氨溴索化痰、多索茶碱扩张气道等对症治疗。经抗感染等对症治疗后患者咳嗽咳痰较前减轻，无发热，痰培养转阴，复查肺部CT右肺中叶大片实变，局部液化坏死，范围较前缩小，双肺下叶基底段小片状实变。血常规白细胞11.58×10 9/L，中性粒细胞比值68.1%，降钙素原正常，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均正常，患者于2021年7月31日出院。出院带药法罗培南（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60977，批号：27210201），口服法罗培南（200 mg，口服，3次/d）3周后门诊复查肺部CT。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年，口服非洛地平片（5 mg，1次/d）降压治疗，血压113/77 mmHg（1 mmHg=0.133 kPa），无免疫相关性疾病，无药物和食物过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