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调查长江航道工程水域范围内取水口有害元素污染情况,评价饮用水源地有害元素的健康风险性,从环境健康风险角度提出长江航道工程安全管理措施,有利于航道工程施工期水源地保护.方法 基于2013-2014年长江中游荆江航道整治工程水域范围内饮用水源水中有害元素:汞(Hg)、铬(Cr)、镉(Cd)、砷(As)监测数据,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推荐的健康风险模型,计算、分析、评价荆江航道整治工程水域内取水口周围水中有害元素的健康风险性.结果 荆江航道工程水域范围饮用水源地水中Hg非致癌风险危害商(HQ)＜1,Cr、Cd致癌风险水平＜10-6,均处于可接受水平;As是主要风险因子,致癌风险水平在3.27×10-5/年～7.95× 10-5/年,个别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可接受值(5.0×10-5/年),但As含量低于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WHO和美国As限值(10μg/L),视为安全.结论 Hg、Cr、Cd、As等有害元素应作为长江航道工程水环境风险监测重点指标.以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作为工程水源地安全监测依据,由此提出长江航道施工期取水口安全保护措施,并为长江航道工程饮用水安全保障提供数据和理论参考.

2018年8月和12月,在长江南京以下12.5m深水航道整治二期工程所涉及四个航道(仪征、和畅洲、口岸直和福姜沙)周边渔民社区,针对航道整治工程对长江江豚分布的影响,开展了渔民问卷调查.共计调查了以码头和渔港为主的22个地点,回收240份有效问卷.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渔民的主要作业类型和作业区域、渔获物情况,以及作业过程中目击江豚的区域和数量等;结合工程点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分析了长江江豚在四个水道施工前后的分布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航道整治过程中长江江豚有避开部分施工水域的行为,但在整治工程结束后,江豚又逐渐返回;在栖息地选择上,长江江豚有向非施工水域扩散的趋势.建议通过优化工程设计和改进施工方式等措施,减缓航道工程施工对相关水域鱼类和长江江豚的扰动,以避免长江江豚自然栖息地质量下降,甚至丧失.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是威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航道整治工程是导致江豚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数量和分布的影响可为江豚栖息地管护提供有益信息.通过对湖口-吉阳矶水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持续调查,分析了安庆段航道整治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的影响.12 次目视调查共在研究水域发现江豚 258 群次 613 头次,工程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67.0±24.3)头次、(35.6±22.2)头次和(50.0±2.8)头次.在主要施工区共发现江豚 79 群次 185 头次,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18.60±12.03)头次、(10.4±7.3)头次和(20.0±4.2)头次.工程不同时期主要施工区江豚的数量及占比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施工区S2 和S3 工程段施工期江豚平均分布密度((0.18±0.17)头/km、(0.04±0.08)头/km)较施工前((0.62±0.16)头/km、(0.40±0.29)头/km)显著下降,S5 和S6 工程段施工期平均分布密度((0.22±0.31)头/km、(0.36±0.28)头/km)的下降较施工前((0.28±0.43)头/km、(0.78±0.81)头/km)没有显著差异.运行期S2、S5 和S6 段江豚分布密度虽有较大程度恢复但分布连续性降低,S3 段由于主要栖息地被水工建筑高度破坏,江豚分布密度仍停留在施工期水平,江豚向其相邻的非工程段集中.因此,本研究认为航道整治工程短期内不会对主要施工区江豚数量产生明显影响,但工程施工和运行会改变江豚分布格局,江豚向未受水工建筑干扰的栖息地集中,分布斑块化加剧.本研究建议航道整治工程设计要充分考虑对江豚分布格局的影响并注意保持栖息地斑块的自然连贯性,以降低江豚迁移受阻和分布破碎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