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嘉陵江航道渠化工程建设逐步完成,由此造成的嘉陵江水生生境破碎化、鱼类资源衰退等问题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形下,鱼类的遗传多样性是否受到影响,是非常令人关心的问题.2018年7-12月于嘉陵江干流朝天区(CT)、苍溪县(CX)、蓬安县(PA)、合川区(HC)4个区域采集蛇鮈(Saurogobio dabryi)样本113尾,以线粒体控制区序列和微卫星位点为分子标记,研究梯级水利工程背景下蛇鮈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结果显示:在遗传多样性分析中,无论是线粒体数据还是微卫星标记,下游江段HC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参数(PIC=0.543,π=0.0264,Hd=0.940)均显著高于中上游江段CT、CX和PA种群,推测这种现象可能与HC种群地处于长江干流交汇口有关;相反处于上游江段的CT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单倍型数量均较高,推测可能与近期种群扩张有关;在种群结构分析中,CT、CX和PA处于同一分支,HC种群成为独立一支,单倍型网络图和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同样结果,推测与水利工程导致的地理隔离与开闸放水形成向下的基因流向有关.

目的 调查长江航道工程船舶饮用水卫生状况,评价航道工程船舶饮用水微生物的感染风险.方法 以长江中游荆江航道工程河段航道工程船舶饮用水以及沿线水源水为分析对象,按照国家标准检测水中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大肠埃希菌O157:H7;采用WHO及EPA推荐的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法(QMRA)评价长江航道工程船舶饮用水微生物的感染风险.结果 长江航道工程船舶饮用水及水源水中的微生物指标分别满足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长江航道工程船舶采用江水消毒方法制备饮用水时,其大肠埃希菌、沙门菌的消毒效率须分别达到99.99％、99.99999％,以保障饮用水微生物的感染风险满足EPA规定标准.结论 长江航道工程船舶饮用水安全性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学要求;工程船舶自制饮用水时,加强饮用水消毒效率的监测评价,有利于保证航道工程人员饮用水安全.

目的 调查长江航道工程水域范围内取水口有害元素污染情况,评价饮用水源地有害元素的健康风险性,从环境健康风险角度提出长江航道工程安全管理措施,有利于航道工程施工期水源地保护.方法 基于2013-2014年长江中游荆江航道整治工程水域范围内饮用水源水中有害元素:汞(Hg)、铬(Cr)、镉(Cd)、砷(As)监测数据,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推荐的健康风险模型,计算、分析、评价荆江航道整治工程水域内取水口周围水中有害元素的健康风险性.结果 荆江航道工程水域范围饮用水源地水中Hg非致癌风险危害商(HQ)＜1,Cr、Cd致癌风险水平＜10-6,均处于可接受水平;As是主要风险因子,致癌风险水平在3.27×10-5/年～7.95× 10-5/年,个别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可接受值(5.0×10-5/年),但As含量低于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WHO和美国As限值(10μg/L),视为安全.结论 Hg、Cr、Cd、As等有害元素应作为长江航道工程水环境风险监测重点指标.以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作为工程水源地安全监测依据,由此提出长江航道施工期取水口安全保护措施,并为长江航道工程饮用水安全保障提供数据和理论参考.

目的 分析长江中游荆江航道工程水域Hg、Cr、Cd、As含量分布特征及健康风险性.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A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ICP-MS)检测航道工程水域Hg、Cr、Cd、As浓度;利用方差分析、配对t检验分析工程水域Hg、Cr、Cd、As分布;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法(HRA)评价工程水域Hg、Cr、Cd、As的健康风险性.结果 荆江航道工程水域Hg浓度在地表水III类水质标准限值内,Cr、Cd、As未超过地表水I类水质标准限值;航道工程对水域Hg、Cr、Cd、As含量分布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填槽工程>加固工程>守护工程,但除填槽工程对水域Cd含量分布有显著影响(P<0.05),航道工程水域Hg、Cr、Cd、As含量分布无明显变化(P>0.05),且航道建设对水域Hg、Cr、Cd、As含量分布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因素的效应;荆江航道工程全河段仅As有一定的健康风险,但航道工程对水域Hg、Cr、Cd、As的健康风险无明显影响.结论 荆江航道工程水域无明显Hg、Cr、Cd、As污染,且航道工程对水环境效应明显小于其他因素;但仍需加强Hg、Cr、Cd、As等有害元素监测及风险评价,保障航道涉水工程水资源环境安全.

目的 了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宝应段血吸虫病疫情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机械抽样结合环境抽样设框法,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宝应段的潼河、里运河、金宝航道、周边历史有螺湖滩以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引水、输水区域外围环境进行钉螺调查,采用"网捞法"和"稻草帘诱螺法",在南水北调东线宝应站下游、里运河新民段、中港河口、金宝航道南运西闸西口等进行水体钉螺扩散监测;采用"淘洗过筛法"对宝应站清污机上的漂浮物进行钉螺监测;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宝应段沿线的8个流行村居民、门诊"三热"病人和腹泻病人、流动人群,采用胶体染料试纸条法(DDIA)筛查,阳性者用Kato-Katz法进行病原学检测.采用间接血凝法(IHA)开展家畜查病.结果 2006～2018年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宝应段水源/引水河道查螺面积1459.12 hm2,输水河道查螺面积1387.05 hm2,结果未发现活钉螺.对工程区域外重点环境调查面积1965.35 hm2,结果新发现钉螺面积0.69 hm2.解剖钉螺2570只,均为阴性.累计打捞漂浮物20316 kg,投放诱螺帘5046块,结果均未发现钉螺.2006～2018年疫区居民血清学查病24890人次,阳性率1.18％;门诊查病19443人,阳性率0.06％;流动人群查病12839人,阳性率0.18％.粪检均未发现血吸虫病人.累计查畜3507头次,未发现病畜.结论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和运行未造成钉螺扩散及血吸虫病的传播,但需重视人畜携带造成钉螺扩散的监测工作.

目的 调查长江航道工程河段表层水中有机氯农药滴滴涕(dichlorodiphenyhrichloroethanes,DDTs)、六六六(hexachlorocyclohexanes,HCHs)的残留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方法 2013-2014年枯水期、丰水期采集长江中游荆江航道河段表层水样.利用气相色谱法(GC-MS)检测水中DDTs、HCHs浓度,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法,估算经饮水途径DDTs、HCHs的健康风险性.结果 丰水期水中o,p'-DDT、p,p'-DDT未检出,其他DDTs(p,p'-DDT、o,p'-DDT、p,p'-DDD、p,p'-DDE)及HCHs(α-HCH、β-HCH、 γ-HCH、δ-HCH)的检出率23.26％～45.12％,但∑DDTs、∑HCHs浓度低于国家地表水水质标准(GB3838 2002);经两样本率的检验,丰水期α-HCH含量高于枯水期(x2=8.153,P＜0.05),其他DDTs、HCHs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枯水期、丰水期DDTs、HCHs经水途径的致癌及非致癌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结论 本研究河段可检出DDTs、HCHs,目前处于水质安全状况.但需要加强监测和防控,以保证长江航道工程水环境健康及饮水安全性.

目的 了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运西线运行后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响,完善血吸虫病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监测预警及疫情处置能力水平.方法 采取查阅资料、现场勘察法了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运西线建设和运行、历史有螺环境分布与改造、水文气候和湿地分布情况;采取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样法对运西线内的重点环境开展钉螺监测;采用网捞法和稻草帘诱螺法开展钉螺扩散监测.采用胶体染料试纸条法对境内生产作业人员进行血吸虫病监测,阳性者采用Kato-katz法(1粪3检)进行血吸虫病原学检查.结果 2013-2020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金湖站累计调水12次,累计调水量319 100 hm3,平均每年调水53.88 d;洪泽站累计调水11次,累计调水量329 404 hm3,平均每年调水52.63 d.运西线末次有螺年份为1995年.2018-2020年累计钉螺调查环境46块,调查面积2 262.24 hm2,未发现钉螺.累计打捞漂浮物1 600 kg,投放稻草帘480块,清污机检测漂浮物996 kg,均未发现钉螺.开展血清学查病5 650人,阳性126人,阳性率2.23％;渔船民血检阳性率(2.63％)高于养(种)殖人员(0.88％)和工程施工人员(0.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粪检122人,未发现血吸虫阳性者.南水北调运西线输水河道的金宝航道及其支流为河道湿地,面积185.8 hm2;淮河入江水道区域均为湿地保护区,面积7 147.61 hm2.结论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运西线自2013年运行以来,未增加血吸虫病的传播风险,但该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符合钉螺的孳生条件,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具有输入钉螺和传染源的风险,应长期、连续地开展钉螺和血吸虫病监测.

2018年8月和12月,在长江南京以下12.5m深水航道整治二期工程所涉及四个航道(仪征、和畅洲、口岸直和福姜沙)周边渔民社区,针对航道整治工程对长江江豚分布的影响,开展了渔民问卷调查.共计调查了以码头和渔港为主的22个地点,回收240份有效问卷.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渔民的主要作业类型和作业区域、渔获物情况,以及作业过程中目击江豚的区域和数量等;结合工程点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分析了长江江豚在四个水道施工前后的分布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航道整治过程中长江江豚有避开部分施工水域的行为,但在整治工程结束后,江豚又逐渐返回;在栖息地选择上,长江江豚有向非施工水域扩散的趋势.建议通过优化工程设计和改进施工方式等措施,减缓航道工程施工对相关水域鱼类和长江江豚的扰动,以避免长江江豚自然栖息地质量下降,甚至丧失.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是威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航道整治工程是导致江豚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数量和分布的影响可为江豚栖息地管护提供有益信息.通过对湖口-吉阳矶水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持续调查,分析了安庆段航道整治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的影响.12 次目视调查共在研究水域发现江豚 258 群次 613 头次,工程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67.0±24.3)头次、(35.6±22.2)头次和(50.0±2.8)头次.在主要施工区共发现江豚 79 群次 185 头次,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18.60±12.03)头次、(10.4±7.3)头次和(20.0±4.2)头次.工程不同时期主要施工区江豚的数量及占比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施工区S2 和S3 工程段施工期江豚平均分布密度((0.18±0.17)头/km、(0.04±0.08)头/km)较施工前((0.62±0.16)头/km、(0.40±0.29)头/km)显著下降,S5 和S6 工程段施工期平均分布密度((0.22±0.31)头/km、(0.36±0.28)头/km)的下降较施工前((0.28±0.43)头/km、(0.78±0.81)头/km)没有显著差异.运行期S2、S5 和S6 段江豚分布密度虽有较大程度恢复但分布连续性降低,S3 段由于主要栖息地被水工建筑高度破坏,江豚分布密度仍停留在施工期水平,江豚向其相邻的非工程段集中.因此,本研究认为航道整治工程短期内不会对主要施工区江豚数量产生明显影响,但工程施工和运行会改变江豚分布格局,江豚向未受水工建筑干扰的栖息地集中,分布斑块化加剧.本研究建议航道整治工程设计要充分考虑对江豚分布格局的影响并注意保持栖息地斑块的自然连贯性,以降低江豚迁移受阻和分布破碎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