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苓菌核栽培中种苓质量不稳定是影响猪苓菌核品质和产量的关键问题,该文拟对根癌农杆菌介导的猪苓遗传转化体系进行研究,为通过分子育种从而获得优质种苓提供技术保障.采用根癌农杆菌介导法探究抗生素浓度、菌株类型、菌液浓度、受体材料、侵染时间、共培养时间和筛选条件对猪苓遗传转化效率的影响,利用潮霉素抗性标记基因、特异引物PCR以及荧光检测方法筛选并检测转化子.结果表明,根癌农杆菌GV3101菌株可对猪苓菌丝进行遗传转化,菌液浓度A600nm=0.6,受体材料猪苓菌丝,侵染30 min,共培养3 d为最佳侵染条件;9 μg·mL-1潮霉素初筛和13 μg·mL-1潮霉素复筛两步筛选法为最优筛选条件.经潮霉素抗性筛选、特异引物PCR检测和荧光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外源基因eGFP已转入猪苓菌丝内整合到基因组中并成功表达,在最优条件下,转化率可达到2.3％,遗传转化周期从大于90 d缩短到小于60 d.该研究建立并优化了根癌农杆菌介导的猪苓菌丝遗传转化体系,为解析猪苓生长发育的分子机制及分子育种奠定基础.

菌根多样性和形态可塑性决定了寄主植物适应生境变化的能力.为了解针阔叶树种混交对外生菌根形态特征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本研究调查了山西太岳山油松和辽东栎纯林及混交林(油松与辽东栎3∶1混交、1∶1混交、1∶3混交)外生菌根形态特征,分析了环境因子对外生菌根形态变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林型中油松和辽东栎外生菌根均以无外延菌丝或极少外延菌丝的密接型为主;油松在混交林中根部密接型和中程型外生菌根的根尖数量分别比纯林显著升高3％～10％和10％～16％,辽东栎在混交林中根部密接型外生菌根养分获取类型的根尖数量比纯林显著升高5％～10％;油松和辽东栎在混交林中外生菌根Simpson形态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纯林.冗余分析表明,油松中土壤氮磷比对其外生菌根形态变异的影响最大(解释率为7.5％),其次为土壤含水率(5.2％),而土壤碳含量对辽东栎外生菌根形态变异的影响最大(3.5％).油松和辽东栎在混交时均可以通过外生菌根的形态变异以适应对土壤养分的竞争和共享.

为了探究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卫生状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研究于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选择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所辖12个街道(乡镇),在枯水期(4至5月)和丰水期(7至8月)分别对每个街道(乡镇)设置监测点6～8个;采集该区二次供水、直饮水、出厂水、末梢水、井水水样进行水质检测分析.结果显示,共采集水样977份,合格857份,合格率为87.72％.不同年度水样合格率间比较,水样的合格率逐年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0.210,P＜0.05);且不同类型水样的合格率由高至低依次为出厂水[91.84％(280/305)]、二次供水[89.74％(70/78)]、末梢水[88.00％(352/400)]、直饮水[84.85％(112/132)]、井水[54.84％(34/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529,P＜0.001).总大肠菌群合格率最低为82.40％,其次为耐热大肠菌群(86.08％)、硫酸盐(88.33％)、硝酸盐(94.28％);其余指标均合格.城市和农村水样的合格情况对比,城市水样合格率为96.92％(346/357),高于农村水样[68.87％(346/4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07.880,P＜0.001).提示成都市龙泉驿区农村饮用水水质亟待改善.

严重机械性创伤以及慢性疾病所导致的皮肤损伤(如糖尿病足溃疡)的愈合过程,常伴随着组织损害、微生物感染、强烈的炎症反应和增生性瘢痕形成等挑战.近年来,微针在促进伤口愈合方面应用广泛.根据作用方式不同,微针制剂分为以下 5类:实心微针、空心微针、包衣微针、可溶性微针和水凝胶微针.本文综述了不同类型微针的制备方法和特点,并总结了其在止血、抑菌、抗炎、胶原蛋白沉积增强和血管新生等关键愈合环节发挥作用的方式,以期为未来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

目的:对比病原菌培养阳性脓毒症（CPS）与培养阴性脓毒症（CNS）患者的特征和结局，以了解培养阴性对预后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死亡风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v0.4（MIMIC-Ⅳv0.4）中筛选出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确诊脓毒症前后24 h内病原菌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CPS组和CNS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资料及医疗操作等。在3个回归模型下，应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CNS与住院病死率的关系。利用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的影响。结果:共8 587例脓毒症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CPS组5 483例，CNS组3 104例。与CPS组相比，CNS组患者年龄更小〔岁：68（56，79）比70（58，8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进行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和使用血管升压素比例更高〔SOFA评分（分）：3（2，5）比3（2，4），机械通气：48.61%（1 509/3 104）比39.25%（2 152/5 483），肾脏替代治疗：13.69%（425/3 104）比9.68%（531/5 483），血管升压素：15.79%（490/3 104）比13.44%（737/5 483）〕，且ICU住院时间更长〔d：5（3，10）比3（2，6）〕，住院病死率更高〔25.00%（776/3 104）比18.53%（1 016/5 4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两组在性别分布、入ICU类型、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评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多种因素校正后，CNS是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441，95%可信区间（95% CI）为1.273~1.630， P<0.001〕。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没有显著影响，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是CNS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OR＝1.683，95% CI为1.328~2.134， P<0.05），CNS在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及院内死亡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Z＝5.302， P<0.001），中介效应占比为7.58%。 结论:CNS患者较CPS患者病情更重，预后更差。既往90 d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可能与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解释CNS高病死率的原因。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静脉麻醉对诊断性胃镜检查中病变检出率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在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镜中心进行诊断性胃镜检查的受试者9 071例。从胃镜质控系统收集受试者年龄、性别、检查医师、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查方式、退镜时间、留图数目、活检次数、活检部位、胃镜诊断、病理诊断等资料，根据检查方式分为麻醉组和普通组，对两组受试者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排除混杂因素，分析两组受试者在病变部位、病变类型方面的检出情况；同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上消化道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检出率的影响因素。结果:经过PSM，两组各纳入1 655例受试者，在病变部位方面，麻醉组对胃体病变的检出率高于普通组( P<0.05)，对食管病变的检出率低于普通组( P<0.05)；在病变类型方面，麻醉组对胃息肉、黏膜隆起性病变、黏膜萎缩、肠化等癌前病变的检出率均高于普通组(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静脉麻醉是诊断性胃镜检查中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检出率的独立影响因素( OR＝1.338，95% CI：1.070~1.674， P<0.05)。 结论:静脉麻醉是诊断性胃镜检查中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检出率的独立影响因素，且能提高上消化道病变检出率。

目的:探讨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对髋、膝关节置换术后（TJA）假体周围感染（PJI）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3年8月至2019年6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进行人工髋、膝关节翻修术的175例患者资料。其中59例被诊断为PJI（PJI组）（膝31例，髋28例），男33例，女26例；年龄（67.4±11.7）岁；体重指数（BMI）为（26.1±3.6）kg/m 2。116例被诊断为无菌性松动（AL）（AL组）（膝19例，髋97例），男67例，女49例；年龄（70.3±8.9）岁；BMI为（25.0±3.6）kg/m 2。统计分析两组患者血浆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水平，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每个指标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并依据曲线下面积（AUC）比较其诊断价值。 结果:PJI组和AL组患者在性别、年龄、BMI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在关节类型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AL组比较，PJI组CRP、ESR、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RP、ESR、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0、0.850、0.848、0.664。根据约登指数，CRP、ESR、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8.06 mg/L、17.60 mm/h、3.73 g/L、685.00 ng/mL，敏感度分别为79.2%、85.4%、81.3%、64.6%，特异性分别为85.7%、76.2%、79.8%、61.9%。 结论:纤维蛋白原对PJI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准确性与CRP和ESR相近，但D-二聚体的诊断价值有限。

目的:通过电子鼻对大鼠伤口常见病原菌感染的检测，探讨电子鼻用于临床快速筛查病原菌类型的可行性。方法:45只SD大鼠腰大肌处左右两侧划开伤口，根据伤口处涂抹标准菌液类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组(金葡组)、大肠杆菌组(大肠组)、铜绿假单胞菌组(铜绿组)、鲍曼不动杆菌组(鲍曼组)、肺炎克雷伯杆菌组(肺克组)，每组9只，3 d后取伤口脓液进行培养。电子鼻检测5种标准菌液，使用神经网络(BP)计算标准菌液的总体识别率和单个识别率，建立标准菌液特征图谱。电子鼻检测各组伤口脓液，直观比对伤口脓液雷达图谱与标准菌液特征雷达图谱的重合度，比较各组伤口脓液的电子鼻检出率。送检各组伤口脓液，比较各组伤口脓液的临床检出率。比较电子鼻和临床对伤口浓液检测的一致性。结果:5种标准菌液的BP总体识别率为93.2%，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的BP单个识别率均可达99.0%以上，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均可达88.0%以上。电子鼻检测伤口脓液雷达图谱与标准菌液特征雷达图谱的重合度高。伤口脓液的电子鼻检出率中金葡组、大肠组检出率最高(100.0%)，其次为肺克组(88.9%)，铜绿组、鲍曼组最低(72.2%)，铜绿组、鲍曼组与大肠组、金葡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伤口脓液的临床检出率中金葡组、大肠组和肺克组均为100.0%，铜绿组为94.4%，鲍曼组为66.7%，鲍曼组与金葡组、大肠组和肺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铜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电子鼻和临床对伤口脓液检出率比较的Kappa系数为0.475。 结论:电子鼻检测可获得动物伤口脓液与标准菌液重合度高的特征图谱，电子鼻检测与临床检测具有中等程度一致性，为电子鼻用于临床快速筛查病原菌类型的可行性提供了实验基础。

目的:分析儿童真菌致敏性哮喘的临床和炎症特征。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小儿呼吸综合科门诊和病房就诊的2 902例支气管哮喘(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血清吸入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和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tIgE)检测结果将患儿分为单纯真菌致敏组、真菌多重致敏组、非真菌致敏组和非致敏组。观察真菌致敏哮喘患儿的分布情况和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合并其他吸入过敏原致敏分布情况，比较4组哮喘患儿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就诊季节)、血常规指标[嗜酸性粒细胞(EOS)绝对值、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血红蛋白(Hb)、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ELR)和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比值(ENR)]和tIgE，观察4组哮喘患儿不同就诊季节血常规指标和tIgE变化情况。结果:本研究中2 902例哮喘患儿分为单纯真菌致敏组331例(11.41%)、真菌多重致敏组898例(30.94%)、非真菌致敏组1 067例(36.77%)和非致敏组606例(20.88%)。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共1 229例(42.35%)，其中男851例(69.24%)，女378例(30.76%)。不同年龄段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占比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31， P<0.001)，以6～8岁、9～11岁占比较高。不同就诊季节真菌致敏哮喘患儿占比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4.51， P<0.001)，以夏季占比最高。链格孢致敏哮喘患儿1 115例(38.42%)，以3级(37.22%)、4级(32.29%)致敏较多；烟曲霉致敏哮喘患儿610例(21.02%)，以2级(45.90%)、3级(30.33%)致敏较多。真菌多重致敏组中合并1种其他吸入过敏原者占比为54.23%(487/898)，以真菌＋尘螨占比最高33.63%(302/898)；合并2种其他吸入过敏原者占比为32.18%(289/898)，以真菌＋尘螨＋花草树木占比最高25.84%(232/898)；合并3种其他吸入过敏原者占比为13.59%(122/898)。4组哮喘患儿性别、年龄、就诊季节比较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对于EOS绝对值、ELR和ENR，真菌多重致敏组高于单纯真菌致敏组，其次高于非真菌致敏组，高于非致敏组(均 P<0.05)。对于Hb，真菌多重致敏组高于单纯真菌致敏组、非真菌致敏组，真菌多重致敏组和非真菌致敏组高于非致敏组(均 P<0.05)。对于tIgE，真菌多重致敏组高于非真菌致敏组，其次高于单纯真菌致敏组，高于非致敏组(均 P<0.05)。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在单纯真菌致敏组、真菌多重致敏组和非真菌致敏组各组内均呈现季节性变化(均 P<0.05)。单纯真菌致敏组中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在夏季升高；真菌多重致敏组中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在冬季降低；非真菌致敏组中EOS绝对值和tIgE在秋季升高，ELR和ENR在冬季降低，Hb在夏季降低。 结论:真菌致敏性哮喘是重要的哮喘类型，男童、6～11岁儿童发病居多，发病季节以夏季为主。真菌致敏性哮喘2型炎症突出，EOS绝对值、ELR、ENR和tIgE均升高，并且呈现季节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