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1个月内意外中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45例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情况进行分析.方法 以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成功进行PCI并置入至少1枚支架(除外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单纯药物涂层球囊或非药物球囊治疗以及同时口服抗凝药物治疗)者4 876例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术后1个月内意外中断DAPT患者45例进行分析,随访其临床结局.结果 45例患者中男性29例,女性16例,年龄48～80(61.7±15.3)岁.中断DAPT原因包括:出血35例;恶性肿瘤手术3例(含2例出血患者);创伤5例;血液病2例;自行终止DAPT 2例.停药期间有低分子肝素替代治疗的6例患者均未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或其他MACE;无抗栓替代治疗的39例患者中,5例发生了支架内血栓和急性心肌梗死(11.1％,5/45),除1例为PCI术后2周自行停用DAPT者,其余4例均为PCI术后2周内合并出血患者,停用DAPT时间均在10 d以上,支架内血栓形成分别发生于停用DAPT后第10天、第11天、第11天、第13天,其中2例并发急性左心衰竭,1例死亡;另有1例因脑干出血死亡.结论 PCI术后过早停用DAPT潜在很大风险,停药时间早、停药持续时间长、无替代治疗者风险尤高.

目的:分析经远端桡动脉入路(dTRA)在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中行介入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经dTRA或常规桡动脉入路(TRA)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 10 033 例复杂冠状动脉病变(B2 型及C型病变)患者,其中TRA组 9 625 例、dTRA组 408 例;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两组各纳入 391 例患者.比较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PCI术中资料(包括病变特点、介入操作成功率等)、入路相关大出血事件发生情况.结果:倾向性评分匹配前,dTRA组中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家族史、心肌梗死病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史的患者比例均明显高于TRA组(P均<0.0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两组的基线资料相似(P均>0.05).倾向性评分匹配前,与TRA组相比,dTRA组中B2 型病变患者比例较高,而C型病变、应用血管内超声(IVUS)的患者比例较低(P均<0.05),两组的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与TRA组相比,dTRA组中应用IVUS的患者比例较低,而支架置入数量较多(P均<0.05),两组在SYNTAX积分、指引导管大小、靶病变分布、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的患者比例、介入操作成功率、入路相关大出血事件发生率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与TRA相比,经dTRA对复杂冠状动脉病变行介入治疗同样安全、有效.

目的 探究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 B)治疗冠状动脉(冠脉)局部急性病变的效果及其对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取入院12 h内行冠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92例.根据PCI治疗的策略,分为DCB组102例和药物洗脱支架(drug-eluting stent,DES)组90例.观察两组治疗方案在治疗冠脉局部急性病变的效果及其对炎症反应的影响.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基线资料、病变血管数目、应用DCB/DES尺寸、术前术后心肌梗死溶栓试验(TIMI)血流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CB组术后即刻管腔直径和管腔增益劣于DES组(P＜0.01),且DCB组术后血管夹层发生率高于DES组(P＜0.01).9个月复查DCB组晚期管腔丢失(late lumen loss,LLL)优于DES组(P＜0.01),两组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FFR)相当.患者院外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MACE)发生和因双联抗血小板引起出血事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相关炎症指标较术前明显降低,且随访时DCB组炎症指标较DES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DCB治疗冠脉局部急性病变的效果不劣于药物洗脱支架,但药物涂层球囊对局部病变的炎症反应有更好的抑制作用,因此DCB可能有更好的远期预后.

目的:探讨下肢动脉准分子激光消融（excimer laser ablation，ELA）和机械性血栓清除（percutaneo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PMT）术中远端栓塞保护（distal embolic filter protection，DEFP）的应用策略。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8月下肢动脉ELA或PMT术中进行DEFP的29例患者临床资料，回顾分析保护伞的选择、应用指征及策略，分析较大栓子捕获的高风险因素。结果:29例患者中，男21例，女8例，年龄（70.3±11.0）岁。共计29条肢体，32处病变：支架内再狭窄（ISR）5处，血栓形成或栓塞10处，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CTO）17处，根据病变性质选择减容装置。保护伞释放与回收技术成功率100%，栓子总体捕获率77.3%，较大栓子捕获率36.4%，术中远端栓塞发生率3.4%。ELA治疗高度钙化CTO病变或长段ISR病变时，较大栓子捕获率均高达60.0%，且前者较治疗非高度钙化CTO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下肢动脉ELA和PMT术中选择性应用保护伞，对预防远端栓塞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评估循环微小RNA-1（miR-1）对稳定性冠心病（SCAD）患者早期发生冠状动脉（冠脉）斑块破裂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2019年1月至6月收治住院的67例SCAD患者，入选患者均完善冠脉造影（CAG），根据CAG结果进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单支架植入或仅行CAG。分别于患者术前（0 h）、术后3 h取静脉血，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血浆miR-1表达量，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心肌肌钙蛋白I（cTnI）水平。比较PCI或CAG患者术前与术后miR-1、cTnI水平的差异，评估其早期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潜力，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其诊断效能。结果:CAG组38例，PCI组2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史（除外高血压史）、心功能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CI组术后miR-1表达量显著高于术前〔2 -ΔΔCt：2.11（1.56，2.73）比1.26（1.07，1.92）， P<0.01〕，术前与术后cTnI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μg/L：0.00（0.00，0.02）比0.00（0.00，0.02）， P>0.05〕；而CAG组术前与术后miR-1和cTnI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iR-1（2 -ΔΔCt）：1.09（1.00，1.40）比1.21（1.00，1.71），cTnI（μg/L）：0.00（0.00，0.02）比0.00（0.00，0.02），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后miR-1诊断冠脉斑块破裂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和95%可信区间（95% CI）为0.794（0.687~0.900）， P<0.01，敏感度为82.8%，特异度为68.4%，最佳截断值为1.51；术前与术后miR-1差值（ΔmiR-1）诊断冠脉斑块破裂的AUC和95% CI为0.704（0.567~0.842）， P＝0.004，敏感度为62.1%，特异度为84.2%，最佳截断值为0.39；术后miR-1与ΔmiR-1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能力相当（ Z＝1.287， P＝0.198）；而术前miR-1不能预测SCAD患者是否需要行PCI（AUC＝0.630， 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miR-1表达升高是SCAD患者发生冠脉斑块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2.887，95% CI为1.044~7.978， P＝0.041〕。 结论:循环miR-1可能具备早期诊断SCAD患者冠脉斑块破裂的潜力。

目的:探讨机械减容技术在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治疗的52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7例，女性15例，年龄（69.4±10.1）岁（范围：47~89岁）。病变位于髂动脉6例，股腘动脉42例，同时累及髂动脉和股腘动脉4例。所有患者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残余狭窄>50%的患者同期行腔内血管成形术，部分患者应用药物涂层球囊，必要时植入支架。收集患者手术情况、并发症情况、术后靶血管再狭窄、再次手术情况等。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和秩和检验，并应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术后靶血管通畅率。 结果:52例患者均成功行血运重建，技术成功率100%。所有患者行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11例应用药物涂层球囊扩张；24例患者植入支架共26枚（2例植入2枚支架），其中9例为髂动脉支架，15例为股腘动脉支架，支架长度为（11.3±3.3）cm（范围：6~23 cm）。术中发生远端栓塞2例，均以大腔导管抽吸方法取出栓子。1例髂动脉病变患者术后发生靶病变急性闭塞，急诊行股动脉切开取栓术，术后恢复良好。患者住院时间（4.8±1.9）d（范围：2~9 d），出院时踝肱指数为0.81±0.16，较术前的0.34±0.16明显改善（ t=-25.160， P<0.01），卢瑟福分级为［ M（IQR）］1（1），较术前的3（1）明显降低（ Z=-6.825， P<0.01）。中位随访时间19个月（范围：6~42个月）。随访期间，2例患者因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分别于术后2周和2个月时发现靶血管急性血栓形成，其中1例因静息痛明显再次行血运重建，另1例因消化道出血，不能行抗凝治疗，未再次手术；4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腹腔感染1例，肺癌1例，冠心病2例；13例患者超声提示靶血管病变再狭窄>50%，均位于股腘动脉，其中3例再次行腔内治疗。本组患者术后半年、1年和2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4.2%、87.4%和51.4%，股腘动脉病变术后半年和1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2.9%和84.3%。 结论:对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采用Rotarex机械减容安全有效，与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联合应用可减少股腘动脉支架的应用。

目的:观察糖尿病患者膝下流出道动脉病变程度对股腘动脉支架置入术通畅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期间行单侧股腘动脉支架置入术的糖尿病患者127例(127条患肢)，记录动脉硬化危险因素，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CDU)评价股腘动脉及膝下流出道(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病变，依据北美血管外科协会(SVS)标准对膝下流出道病变评分。CDU随访并通过Kaplan-Meier法计算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的支架通畅率，应用Cox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随访时间1～24个月，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的总体通畅率分别为91.5%、70.9%、45.7%、31.7%。术后流出道评分及分布：1～3分45条，3.5～5分37条，5.5～7分34条，7.5～10分11条，中位数为4分。根据流出道评分将患者分为评分≤4分与>4分两组，两组间通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825， P＝0.001)。Cox回归分析发现，术后高流出道评分是支架通畅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RR＝1.155， P＝0.006，95% CI：1.042～1.281)。 结论:股腘动脉流出道条件差是影响糖尿病患者支架置入术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超声定期随访对评价及预测疗效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61岁男患者，反复大咯血2周。曾行覆膜支架置入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心脏大血管CTA提示：覆膜支架近端主动脉弓周围血肿形成，气管受压，纵隔积气。超声心动图提示主动脉弓下囊实性包块大小约48 mm×52 mm；心包大量积液。通过正中切口，体外循环下行覆膜支架取出＋纵隔血肿清除＋全弓置换＋支架象鼻手术。术后患者出现肺部感染，经治疗后各项指标恢复良好，康复出院。

目的:探讨运用双桡动脉（RA）与左乳内动脉（LIMA）桥行体外循环下全动脉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治疗左室功能低下（左室射血分数≤40%）冠心病患者的效果。方法:收集15个省、自治区24家心脏中心2015年7月至2019年12月间对左室功能低下冠心病患者行体外循环下全动脉CABG的临床资料，对患者围手术期资料及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纳入87例患者，男55例，女32例，年龄（57.5±9.1）岁。合并原发性高血压22例，糖尿病12例，周围血管病8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7例，轻度肾损害12例，升主动脉钙化3例。合并支架内狭窄者43例，左主干病变21例。术前左室射血分数（35.5±7.3）%，左室舒张末期内径（65.5±2.6）mm。远端吻合口（3.2±0.9）个，升主动脉阻断时间（90.5±22.7）min，体外循环时间（113.4±19.2）min。二尖瓣置换32例，主动脉瓣置换9例，三尖瓣成形5例；27例预防性植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2例死于急性心力衰竭，手术死亡率2.3%（2/87）。术后房颤15例、脑卒中1例、急性肾功能不全1例、急性心肌梗死1例。术后随访（39.5±7.7）个月，随访率100%，随访中无死亡，无重要心血管事件发生；术后3个月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减小[（53.0±1.5）mm比（65.5±2.6）mm， t=9.51， P=0.02]，左室射血分数提高[（45.2±3.3）%比（35.5±7.3）%， t=13.79， P=0.001]；心绞痛分级术后亦有明显改善（≤2级者：98.8%比5.7%，χ 2=17.21， P=0.001）。共有62.4%（53/85）的患者于术后（30.5±7.4）个月接受CT血管造影（CTA）检查，仅1例RA桥狭窄，通畅率98.8%。 结论:在选择合适的病例中，双RA与LIMA的全动脉CABG术治疗冠心病伴左室功能低下安全有效。

目的:评价药物涂层球囊（drug coated ballloon，DCB）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femoropopliteal arterial occlusive disease，FPOD）的中期临床结果。方法:对 2016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接受DCB治疗的FPOD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术后 24个月的靶血管一期通畅率（primary patency rate，PP）、一期辅助通畅率（assisted primary patency rate，AP）、二期通畅率（secondary patency rate，SP）、免于临床症状驱动的靶病变血运重建率（freedom from clinically-driven 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F-TLR）有效性指标，以及围手术期不良反应事件、大截肢率、全因死亡率安全性指标。结果:172例患者（191条下肢）接受了DCB治疗。其中TASC A型13条（6.8%）、B型38条（19.9%）、C型98条（51.3%）、D型42条（22.0%）。原发性病变126条（66.0%）、支架内再狭窄病变33条（17.3%），原发性病变合并支架内再狭窄32条（16.8%）。轻度钙化48条（25.1%）、中度钙化20条（10.5%）、重度钙化25条（13.1%）。原发性病变平均病变长度（27.8±10.4）mm。其中慢性全堵病变（chronic total occlusion，CTO）为97条（61.4%），平均CTO病变长度为（17.2±12.4）cm。技术成功率97.4%。一期补救性支架植入率为22.0%。术后12个月及24个月PP分别为68.4%和55.9%、AP为78.8%和69.8%、SP为95.8%和91.5%，F-TLR为85.3%和81.9%。原发性病变亚组术后24个月PP为62.7%、支架内再狭窄亚组术后24个月PP为44.9%。术后全因死亡率13.4%、大截肢率4.7%。影响一期通畅率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 P=0.046）和≥15 cm的CTO病变（ P=0.006）。 结论:DCB是一种安全有效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腔内介入手段。